吴鹏 蒋丽

摘 要：度量衡器是营口市博物馆的系列藏品之一，基本上来源于当地的历史遗留。经过长期的征集，营口市博物馆馆藏的400余件度量衡器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近代营口市场度量衡的使用状况。这些度量衡器是历史的遗珍，也是历史的见证，它们会真实告诉人们昔日“关外上海”“东方贸易良港”的繁荣和辉煌。

关键词：度量衡；近代；营口；经济

营口是近代东北第一个对外开放的港口和最繁华的商埠，汇通天下，财雄四海，在近代经济舞台上，国外商人咸至，国内商贾云集，一时间贸易频仍，交易顿起。度量衡器作为各大票号、商号的必备之物，纷纷彰显着自己特有的风采。它们在辽河岸畔的贸易渊薮中交流和融汇，既张扬着自己的个性，又联袂演绎着活剧，成为近代营口商贸繁荣、经济发达的实物经典。

1 营口市博物馆藏度量衡的基本情况

我馆所藏度量衡器是2008年以来开始收藏的，共有度器183件，量器57件，衡器211件，计451件。我馆收藏的度量衡从历史角度看，早期的少一些，主要以元明清以后的为主。这些藏品又以营口地方为主，是曾经活跃于营口经济舞台的历史遗物。这些藏品从质量上看有好有差，从制作上看有粗有精，从价值上看有高有低，但十分珍贵的是它在客观上一定角度地反映了那个时代营口的经济面貌。

2 近代营口度量衡的基本情况

营口地区近代的量器名称复杂，大小不一，公私兼造，验印不严。尤其日式、俄式、英式、美式等外国量器充斥市场，更使营口的量制乱上加乱。营口地区的量具主要有：“满族斗”，俗称金斗，该斗一般容量较大；“滿铁斗”，又称铁路附属地斗，伪满时期普遍使用，分方、圆两种；“官斗”，亦称公斗，为省、市、县政府部门监造的斗，省监造斗称某某官斗，市、县监造的斗称较（校）准斗；“商斗”俗称官斗、售粮斗，容积与官斗基本相同，该斗贴税一半，限卖粮使用；“陆斗”，也称陆载斗，凡火车或大车运入营口的粮食均用该斗过量，大于官斗，小于河斗，有官府验证烙印；“河斗”，也称河载斗，专门用以量从辽河船运营口的粮食，该斗比陆斗大二合，均有官府验证烙印；“私斗”，私人造的斗，容积不一，没有官府验证烙印；“买牙斗”和“卖牙斗”，也称出斗、进斗，此类斗由牙行、牙纪（指促进双方成交而从中获取报酬的中间人）使用，要课税，有官府验证烙印。

营口地区当时使用的衡器主要有：“官秤”，为牙行和牙纪使用，由官署及其委派机关监造或检验烙印，16两为1斤，也有10两成斤的；“市秤”，指官秤以外的秤，官府不加检印，一般为16两1斤，个别有20两、18两、14两为1斤；“杆秤”，属市秤，有大、小两种，50斤至100斤以上为大秤，3斤至5斤为小秤，另外还有16两1斤和10两1斤的钩子秤；“司马秤”，是专门用以称盐的，民国时期由财政部校准；“火号平”，为买卖茧丝的专用秤；“戥子”，是最小的秤，最大可称50两左右，主要用于称黄金和药材等；“盘秤”，秤杆下方挂一圆盘或方盘，和般称10以下的物品；“天平”，称量贵重金属所用；“龙门秤”，多用于称万斤以上货物。作为衡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度量衡器中权的数量最大，种类最多，制作也最精致。在权的制作中注入了很多精神与艺术的元素。异形权可谓权器中的精品，如象征吉祥的瑞兽形权、表现十二生肖的组权，以及各种材质的动物形权和铸造有“公平”“重量”等诚信文字的权，表现了制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和追求诚实守信的道德心理。

在我馆这一系列藏品中，有几件藏品需要重点说明一下。一是“奉锦山海关道大石权”，重量150余千克，实属罕见，这样的石权是称万斤以上货物的，铭文所示为码头上所用，应为营口开港的见证。二是“督辕官斗”，为曾任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在任东三省总督时监造的标准斗。这种斗存世量极少，因为清末营口是重要商埠和奉天省的直录厅，才有资格被发放该斗。该斗民国年间被一家大商号所得，于是将自己的商号刻在了背面，在具有历史价值的同时，更增加了文物收藏价值。三是“财政厅官秤”，该秤为红木，前系为500斤，后系为300斤，百斤之星处均有铜钉铭文标注。这种奉天省财政厅监制的标准秤，存世量很少，只有省内重要商埠才发放此秤，所以弥足珍贵。四是日伪时期由满洲计器株式会社制造的烙有满文和满铁徽标的“满铁套斗”，该套斗一共五件，即二斗、一斗、二升、一升和五合。成套的满铁斗很少见，它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见证。

3 度量衡反应出的近代营口经济发展状况

纵观馆藏度量衡，虽然表现出近代营口度量衡的庞杂紊乱，但也客观地反映出营口作为东北地区第一个通商口岸“摊床栉比，叫卖之声盈耳；店铺鳞次，琳琅之品入眼。三教九流，南腔北调成妙韵，百业千行，南风北土结奇缘”的生动历史景观。

1861年营口开埠后，随着航运、商贸、金融和近代工业的空前发展，其地位愈显重要。英、美、法、德、日、俄等国纷纷在营口设立领事馆，清政府也将奉锦山海关兵备道迁至营口。随着营口划为奉天省直录厅，省直机关如辽沈道尹公署、盐运使公署、山海关监督公署、渔业商船保护局等先后迁入营口，这对营口的经济发展和商业繁荣起到了推动作用。作为东三省著名商埠，营口有内河航线、国内海上航线几十条，沿河码头25座，中外两条铁路通向营口。当时营口港年吞吐量达200多万吨，年贸易额高达12397万两海关银，其中外贸额7000余万两海关银，占当时中国外贸额的百分之十八。“9·18事变”前，营口市内有商户2588家，规模以上有千余户，其中大屋子（即集批发、代理、仓储和客商吃住于一体）60余家，年获利万两白银以上的商户80余家，年获利千两至万两白银的127家。这些商家经营南来北往的土布、茶叶及外国洋货，出口东北特产和豆饼、豆油、皮毛、中药材以及粮谷等。由于航运贸易发达，金融业随之兴起，全市最多时有“银炉”40余户，中外银行11家，是大连港开港（1907）之前东北的航运、商贸、金融中心。

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从1861年对外开埠后，营口在东北地区便率先进入了这一社会。当时，它即是军阀张作霖的统治地盘，又是通航世界的自由港，其间又先后被俄、日占领统治过，世界各列强国家纷纷在这里设立领事馆，各国商人纷至沓来，中国南北商贾云集于此。据1910年统计，营口市常住人口有54284人，其中商人16178人，还有靠捕鱼、卖鱼为生的准商人（不含船户）7822人，从事商业的人士占全市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四，另外还有流动人口5万多人，这里很大一部分是“行商”。

营口的商人当时有20个帮，即三江（浙江、江西、江苏）帮111家，广湖帮44家，山东帮32家，山西帮18家，福建帮9家，京津帮7家，吉林帮35家，以及哈尔滨帮等，还有辽宁各市县帮计601户。这些帮会与营口地方商家和洋商形成了近代营口商贸三足鼎立的局面。在商业活动中，国内各帮有自己的帮规和度量衡标准，营口地方有自己度量衡标准，各国也将自已国家的度量衡标准带到了营口。特别是营口地区在新中国成立前各帝国主义国家均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实行自己的计量标准，中国人开的工厂和商店也按其使用哪国机械和贩卖哪国货物而用哪国的度量衡。由此造成了近代营口市场度量衡标准极不统一的特殊局面。

特殊的经济环境造就了特殊的历史现象，营口作为近代东北第一个开放口岸和航运中心、金融中心、商贸中心，这种特殊的历史地位孕肓并诞生了近代营口度量衡繁富庞杂的历史景观。梳理馆藏度量衡器，我们虔诚地敬佩古代哲人在建立中国独立的、系统的、极具民族特色的度量衡制度中所表现出的博大哲思和睿智；倾心景仰历代先贤在发现和发明度量衡的科学实践中所取得的辉煌历史业绩；也醉心于古代先民在制作度量衡器的发明创造中所运用的巧思和匠心。岁月在流逝，这些度量衡器已渐渐地离开了人们的视野，当代生活中它已成为过去的记忆和历史的遗物，但它作为一个民族创造的文明成果，却永远熠熠生辉于中华文化的宝库中。

参考文献

[1]刘增强，冯立昇.叶在扬对中西度量衡的研究与清末度量衡的改制——以《度量衡新议》为中心[J].自然科学史研究，2018（1）.

[2]王春芳.近代民间度量衡——一个应引起重视的研究领域[J].兰州学刊，20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