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慧君

摘 要：水月观音是中唐时期中国自创的观音形象之一，之后历代均留下大量绘画和雕塑艺术品。文章聚焦以铜为媒材的水月观音造像，探讨了在晚唐五代、辽宋、元明清等几个历史阶段，其在图像与风格等方面，由雍容富贵至简雅素净，后又在藏传佛像影响下再次繁复华丽的演变历程，并以此为据，对两例仿古作品进行了鉴别。

关键词：水月观音铜像；图像；风格；演变；鉴别

水月观音，即“观水中月之观音”，是汉传佛教三十三种观音变相之一。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十中记载，中唐画家周昉“妙创水月之体”，绘观音于满月之中，又配以竹林环境[1]。作为完全中国本土化的观音形象，水月观音以水、月、观音游戏坐等为典型特征，深受民众喜爱，晚唐、五代十国、辽、宋、元、明、清各朝代均留下了大量绘画（壁画、绢本、纸本等）和雕塑（石、木、铜、玉质雕刻等）遗存。其中，历代铜质水月观音造像作为铸造门类，已形成了有别于书画、陶瓷、泥塑等的独立序列。同时，这种用坚硬的金属材质表达观音柔美气质和慈悲情怀的途径，也构建起观音造像体系中最独特的艺术表达。

水月观音自中唐创形以来，迅速流行并傳播至敦煌、成都，甚至日本等地。从敦煌现存五代、宋、西夏、元时的三十余幅水月观音图中可发现观音本体及所绘背景呈现明显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但在造型和风格等方面存在一定变化[2]。水月观音绘画艺术中较具代表性的如大英博物馆馆藏五代时期莫高窟纸本作品（图1）及北京法海寺明代壁画作品（图2）。由图可见，借助线条与色彩的力量，绘画作品中水、月及莲花池、山石、竹、青鸟、净瓶、狮子、供养人等元素面面俱到，在细节描绘、场景烘托等方面也独具优势。

较之而言，铜雕、木雕等雕塑类水月观音像受材质所限，对山石花鸟水月等造景远远不及绘画丰富和充分，甚至常常简化为游戏坐的观音，而完全舍弃了水、月等元素（如宋代水月观音木雕）。尽管如此，历代铜雕水月观音作品在展示艺术家从不同角度努力的同时，依然在风格和图像上留下了时代变迁的痕迹。

1 晚唐-五代十国：雍容富丽，全面再现

整体而言，唐代晚期至五代十国的水月观音铜像作品（图3，图4）依然延续了唐代铜雕富丽与浪漫的气息，铜像自身充满了奕奕神采和生命活力。观音高髻，头冠有化佛；面容肃穆，脸颊饱满，细眉长眼；姿态闲逸，身躯柔软丰腴，肩臂与手等处的刻画也细致入微，富有质感和弹性；身饰项圈、璎珞等，帔帛柔软垂落。图3观音右手持衣帛，左腿盘坐，右腿下垂，跣足悬坐于莲花池上；图4观音右腿屈膝，游戏坐于假山石上，右下角有净瓶。莲池与山石的意象源头可能为东晋佛驮跋陀罗所译《华严经》中观音道场补怛洛迦山的描述：“……见观世音菩萨住山西阿，处处皆有流泉、浴池，林木郁茂，地草柔软……”

图4观音身后饰圈环状背光，象征圆月。此法应由唐代极其盛行的杨柳枝观音铜像镂空背光（图5）变形而来，使得整件作品空灵圣洁，意蕴无限。遗憾的是，此种背光设计往往因与造像本体结合点有限而损坏遗失，如图3腰部残留有凸起插孔，背部有焊接痕迹，可判断原造像应也有一圈环状背光。

从图3、图4模拟圆月的环形背光、莲叶和莲蕾象征的莲花池、假山等处的刻画均可看出，早期铜像以绘画作品为母本，苦心模仿，试图用铜雕语言尽可能复制其中的元素。

2 辽宋金时期：质朴素净，化繁为简

宋元时期，供养水月观音成为时尚[3]。至辽宋，随着各地石窟寺院的兴建，大量大型泥塑木雕开始涌现，但家庭礼拜用小型铜像数量却呈现锐减态势。同时，随着审美意趣的改变，特别是宋代文人品味的引领，观音宗教色彩逐渐淡去，而进一步融入世俗因子。如观音一改面容肃穆、遥不可及的形象，代之以面如微笑，富有亲和力和人性光彩；另外，宋代观音服饰上也摒弃了唐代繁华富丽的恢弘气象，而呈现出稳重高雅、质朴素净的风貌。这些变化在水月观音铜像上的体现除了数量减少外，还表现为造像复杂程度降低，造型程式化。以图6～图8为例，3尊水月观音均为右腿屈膝，左腿垂落的游戏坐姿，左手撑地，右手自然搭置于右膝；面部不再“宫娃”般千篇一律的眉目，而更多地有了个性化和平民化的五官；身躯的刻画也可见消瘦的趋势，帛带、璎珞等服饰大为简化；除图7依然保留了简单的波浪水纹底座和青鸟外，其余均删减了水、月等标志性图像，图8甚至省略了观音的象征符号天冠化佛。

如果说唐五代时期的水月观音铜像仍在努力还原绘画母本中丰富的背景和装饰元素，那么宋辽金时期的铜像无疑是追随时代淡雅素净的潮流，再加上铜像需求降低的无奈事实，化繁就简，大刀阔斧的削减了之前朝代的细致华贵，对场景的刻画也不再面面俱到。

3 元明清时期：藏传佛教影响与简约风格

藏传佛教造像以金铜佛像最具代表。蒙古人建立元朝后，蒙元皇室皈依了黄教密宗，出于对西藏政治的笼络，中国佛像制作的主流由汉式转为藏式[4]，宫廷内部与广大内地金铜佛像大规模传播，铸造技术也迅速复兴与发展。该时期乃至之后明清时代的水月观音铜像都受到了藏地佛像风格与图像的影响（也有学者专文探讨过藏传佛教如意轮等观音像与水月观音之间可能的传承关系[5]），如图9、图10两尊元代水月观音金铜像，尽管延续了宋代省略背景元素的做法和一手撑地、一手搭膝的游戏坐姿，但在观音本体的塑造和装饰上无疑更加精致和繁密，工艺也更加精湛：观音像高髻有头冠，冠内饰化佛，束发披肩；眼帘低垂，面目雍容疏离；宽肩细腰，胸、肩、臂、腕、腰腹等处俱饰璎珞，裙带飘垂，饰物和衣褶的刻画均细致入微。图9造像的配色还明显保留着藏传佛像中尼泊尔、喀什米尔等南传系统的影响。同时亦可看出，或许受藏传佛像豪放夸张风格的影响，元代时期金铜水月观音身躯略微侧倾和后仰，显得更加安逸洒脱。

明清两朝的统治者同样面临着蒙、藏、满、汉等民族的尖锐矛盾，宗教无疑是极好的笼络手段。由此，藏传金铜造像得以持续发展，并在明永乐、宣德年间和清康熙、雍正、乾隆时期达到黄金高峰[6]。同时，白衣观音、送子观音、鱼篮观音等汉系及千手观音、圣观音等藏系密宗观音也开始在民间盛行，并出现各种图像元素交融互借的情况，加之外来宗教的冲击，水月观音的影响力及辨识度均有所下降。图11从冠饰、耳珰、乳头、细腰及衣纹等上可见梵式造像风格的移植。图12则汉藏融汇，在手持的法器、璎珞纹饰等上可见藏传系统的影响，在眉眼刻画、服装款式和气韵方面则采用汉地的审美观念和表现手法（后形成明中晚期汉传佛教观音造像面部及服饰的典型样式）。该像仪态华贵，金水充足，凸显遵从之美，为明代宫廷制造金铜水月观音的代表。

明代还曾出现过风格自成一体，符合文人审美情趣的铜像。如图13头戴花冠，肩搭仁兽，低首垂眉，神态安详静穆，游戏坐于磐石上，闲适自在，如观水中月影。雕刻线条流畅，简约大气，铜制精细，润泽发光，复古宋代简雅品味的同时，新增了宁静脱俗的味道，具有较高的玩赏性。但与梵式风格为主体的宫廷造像相比，明清时期民间水月观音等汉式佛像的题材较为单调，造型也少有创新，铜像数量更为有限。清代，特别是中期以后，已鲜见铜制水月观音造像。

4 两件仿古作品

湖南省博物馆收藏一件铜鎏金水月观音造像（图14）。此尊观音高髻，头戴五叶花冠（叶端残损），冠内有禅定坐化佛；束发披肩，胸饰璎珞，身披帔帛，游戏坐于莲花台上；莲台下镂空圆雕有莲花、莲蕾、藤蔓花茎、浪花等图像；正下方卧一回首状衔铃幼狮；观音背部有孔洞，莲花池底座上留有插孔，应作插装背光之用，可惜已遗失。该像雕刻细致，构图别具匠心，为水月观音铜雕中罕见的作品。从花冠、背光，及对水月观音佛典中莲、狮等背景元素全面再现的尝试来看，该像应为晚唐或五代等早期作品。但身上所饰繁密的璎珞似乎是明代后藏传佛像影响下的产物；对面貌的刻画较为扁平、局促和绵软，既缺少唐、元等时期的端庄华贵，也无宋辽时期的遒劲古拙；观音左手斜伸至右腿，右手残缺，但从断裂口处可判断手臂应为前伸状，此姿势不为各代水月观音造像中所见；另外，该像雕工略微粗糙，铜质也稍显粗疏。由此，或可判断该像至多为晚明或清代仿古作品。

另一件水月观音铜像（图15）[7]面部慈祥雍容，高髻有花冠，胸饰璎珞，帔帛及衣裙層叠垂落，身躯丰腴，侧身安逸式游戏坐于假山石上。观音面貌、身姿、坐姿、服饰等均与宋辽时期水月观音木雕类似。但服饰边纹的细致描刻明显为明代之后宫廷样式，铸造工艺也偏明清时期；另外，宋辽金时期，水月观音铜像并不如木雕发达，风格也有异，由此可大致判断该像为清代仿古作品。

综上，笔者对晚唐至明代以来水月观音铜像图像和风格演变脉络进行了大致梳理与阐释。特别说明的是，水月观音图式的发展在元代后与藏传佛像及其他民间信仰的观音变相交融杂糅，此种粗线条的划分难免有笼统和混沌之处，对诸多特殊风格的个案研究仍需更多的关注和努力。

参考文献

[1]阮荣春.佛教艺术经典（第二卷）[M].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2015.

[2]史忠平.敦煌水月观音图的艺术[J].敦煌研究，2015（5）：20-33.

[3]故宫博物院.故宫观音图典[M].北京：故宫出版社，2014.

[4][6]阮荣春，张同标.从天竺到华夏——中印佛教美术的历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5]李翎.水月观音与藏传佛教观音像之关系[J].美术，2002（11）：50-53.

[7]章用秀.观音造像鉴赏[M].北京：华龄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