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超正，杨钢桥

（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1 引言

生计问题乃民之根本，国之大计，而优质、高效的生计资本又是农户降低生计脆弱性、增强风险抵御能力的基础[1]。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开发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SLF）把农户看作在一个在脆弱性背景中生存或谋生的主体，将农户生计资本划分为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且5项生计资本的存量及其组合形成农户生计能力[2-3]。在目前全面、深入实施农地整治政策的背景下，学术界更加重视农地整治对农户生计资本影响的研究。如因地块归并、废弃沟渠和道路复垦、废弃宅基地复垦而增加农地面积，因土壤改良条件、农田基础设施建设而提高农地质量，进而影响自然资本[4-5]；农地整治影响农地综合质量，进而影响农户借贷难易程度和借贷额度，最终影响金融资本[5]；村庄整治改善居民住房条件和农村基础设施，进而影响物质资本[6]；农户通过参与农地整治工程建设获得有关知识和技能，进而影响人力资本[7]；通过农地权属调整消除“插花地”现象可减少农地纠纷，通过配套完善灌溉与排水工程设施可减少用水纠纷，最终影响社会资本[8]。现有研究较多关注政府主导模式的农地整治对农户单项生计资本水平的变化，农户生计资本全貌和生计资本结构的变化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近年来，为提高农地整治项目的绩效，国家大力推进农地整治体制机制创新。原国土资源部、国家发改委出台的《全国土地整治规划（2016—2020年）》提出，按照“政府主动引导、社会积极参与、政策加以保障”的原则，鼓励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参与农地整治；湖北省国土资源厅发布的《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开展“以奖代补”土地整治项目建设的通知》提出，将实施“以奖代补”政策支持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自行筹集资金开展项目建设。各地在实践中也涌现出了许多新型经营主体主导模式的农地整治项目，2010年湖南省在长沙县春华镇实施“宇田”农民合作社自建农地整治项目[9]，2015年湖北省在枝江市安福寺镇实施“东方年华”农业企业自建农地整治项目[10]。农地整治的不同实施模式对农户生计资本水平和结构的影响有何差异？目前鲜有学者对此进行探讨。鉴于此，本文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运用组合赋权法和综合指数法测算农户生计资本水平，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衡量农户生计资本结构；然后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探讨不同模式农地整治前后农户生计资本水平和结构的变化，以期为农地整治项目实施模式创新、进而提升农户生计资本水平和改善农户生计资本结构提供参考。

2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域

研究区域的选择应满足下列要求：第一，能较好地反映地形地貌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第二，包含政府主导模式和新型经营主体主导模式的整治项目，且工程建设质量好，尽量减少工程质量差异所带来的影响；第三，项目的竣工时间控制在最近2～3年内，保证数据的可比性和准确性。因此，本文选择湖北省潜江市、天门市、咸丰县和宣恩县作为研究区域。

以2015年和2016年交付使用的农地整治项目作为抽样对象，在湖北省国土整治局网站、上述市（县）国土资源局网站上选择符合要求的农地整治项目。选定项目之后，在项目区范围内随机选取2～3个村庄作为待调查的整治区，并在其周边随机选择2～3个村庄作为待调查的未整治区。本文最终选择7个农地整治项目区（表1）及其周边未整治区作为调查区域。

2.2 数据来源

主要内容有：（1）农地整治项目实施，包括项目实施模式和主要建设内容；（2）农户生计资本，包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3）农户生计策略，包括承包地经营情况、农业投入产出情况和家庭成员就业情况；（4）农户生计结果，包括生产活动满意度、生活空间满意度和生态环境满意度。

课题组于2018年1月和3月分别到上述区域进行正式调查。调查最终获得有效样本483份，其中政府主导模式项目区样本160份，新型经营主体主导模式项目区样本122份①由于目前新型经营主体主导模式的农地整治项目数量还非常有限，新型经营主体主导模式仅包括农业企业自建模式和农民专业合作社自建模式。，未整治区样本201份。本文以2014年数据来反映整治前情况，以2017年数据来反映整治后情况。数据处理前，对样本数据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信度检验的Cronbach’s Alpha值为0.749，效度检验的KMO值为0.819，Bartlett’s球形检验的Sig.值为0.000，表明样本数据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3 指标构建与研究方法

3.1 生计资本测量指标

基于英国国际发展署开发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2]，参考已有研究成果[3，11-13]，结合研究区域实际，设计农户生计资本测量指标体系（表2）。其中，自然资本主要是指农户拥有或可长期使用的土地，本文选取承包地数量和承包地质量作为衡量指标。金融资本是指农户在消费和生产过程中可自主支配和可筹措的资金，本文选取家庭收入、家庭存款和借贷困难程度作为衡量指标。物质资本是指农户用于生产和生活的物资设备和基础设施，本文选取住房条件、农村基础设施完善度、生产性工具、耐用消费品作为衡量指标。人力资本是指农户所拥有的用于谋生的知识、技能、劳动能力和健康状况，农地整治对农户的劳动能力和健康状况不产生直接影响或其影响甚微，最终本文选取是否参与农地整治工程和家庭整体技能水平作为衡量指标。社会资本是指农户在追求生计目标的过程中所能利用的社会资源，选取加入社区组织种类、土地权属与农业生产纠纷作为衡量指标。

3.2 研究方法

3.2.1 组合赋权法

由于评价指标具有不同的量纲、数量级和变化幅度，同时为保持整治前后各指标值的相对差距不变，分别采用极差标准化法对其进行均一化处理。将整治前后农户生计资本个案合并，运用组合赋权法确定各指标的组合权重，采用综合指数法测算农户5项生计资本指数和生计资本总指数，通过个案拆分得到每个样本农户整治前后的5项生计资本指数和生计资本总指数，计算公式为[12]：

表1 农地整治项目概况Tab.1 Project description of rural land consolidation

表2 生计资本评价指标及其描述性统计Tab.2 Indicators system and statistical description of livelihood capital

式（1）中：λ为均衡系数，且0＜λ＜1，本文取值为0.5；wij为组合赋权法得到的权重系数；sij为熵值法得到的权重系数；hij为变异系数法得到的权重系数。

3.2.2 耦合协调度

农户生计的可持续性不仅取决于5项生计资本的量值，而且与5项生计资本间的耦合协调状态息息相关。物理学中，耦合度是指系统或系统内部要素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强度；协调度是度量系统或系统内部要素间在发展过程中彼此和谐一致的程度，体现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的趋势[14]。耦合度模型只能描述耦合作用程度的强弱，无法反映协调发展水平的高低；协调度模型既考虑5项生计资本间相互作用的强度，又关注5项生计资本各自发展的水平，能更好地评判农户生计资本交互耦合的协调程度[13]。本文把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间相互作用、彼此影响和协调发展的程度定义为农户生计资本耦合协调度，计算公式为[14]：

式（2）—式（4）中：Cit为第i个农户t时期生计资本耦合度；Tit为第i个农户t时期生计资本总指数；Dit为第i个农户t时期生计资本耦合协调度。参考江孝君等[15]对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的研究，将农户生计资本耦合协调度分为6级，其中：0＜Dit≤0.2为极低协调，0.2＜Dit≤0.4为低级协调，0.4＜Dit≤0.5为中级协调，0.5＜Dit≤0.6为较高协调，0.6＜Dit≤0.8为高级协调，0.8＜Dit≤1为极高协调。

3.2.3 双重差分模型

双重差分模型（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主要用于评估政策或工程给作用对象所带来的净影响，其基本思路是将调查样本分为两组，一组是政策或工程作用对象即“处理组”，一组是非政策或工程作用对象即“对照组”[16]。本文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和农户调查数据来研究不同模式农地整治对农户生计资本水平和结构的影响，即先比较整治区（处理组1）与未整治区（对照组1）户均生计资本水平和结构的差异，再比较新型经营主体主导模式项目区（处理组2）与政府主导模式项目区（对照组2） 户均生计资本水平和结构的差异，分别来考察是否实施农地整治和不同模式农地整治对农户生计资本水平和结构的影响。模型的设定为[16]：

式（5）中：Yit为第i个农户t时期的生计资本水平（结构）；Tit为时间虚拟变量，Tit=0为整治前，Tit=1为整治后；dBit为组别虚拟变量，dBit=0为对照组，dBit=1为处理组；TitdBit为Tit和dBit的交叉项；Xit为一组不随时间变化或随时间同等变化的可观测的影响Yit的控制变量；εit为未观测的、无法控制的影响Yit的其他变量。农地整治前后，对照组生计资本水平（结构）的变化为α0，处理组生计资本水平（结构）的变化为α0+α1。因此，是否实施农地整治和不同模式的农地整治对农户生计资本水平（结构）的净影响为α1。

双重差分模型的潜在弱点是自选择问题，即是否实施农地整治和不同模式的农地整治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将导致估计量有偏且不一致。在计量经济学中解决此问题有三种选择：一是忽略此问题，承受有偏且非一致性估计量的后果；二是为未观测到的解释变量寻找适宜的代理变量，但有效的代理变量常很难找；三是假定遗漏变量不随时间变化，运用固定效应法或一阶差分法[16]。一阶差分法用每个变量取时间上的差分后形成的新变量进行回归分析，通过差分可消除不随时间变化或随时间同等变化的变量，能较有效消除变量内生性和共线性问题[16]。对式（5）两边取一阶差分后形成的模型为：

4 实证分析

4.1 整治区与未整治区农户生计资本水平和结构差异

4.1.1 农地整治前后农户生计资本水平差异

（1）农地整治前后农户各项生计资本指数差异。表3为整治区与未整治区农户各项生计资本指数的组内和组间差异。农地整治后，整治区与未整治区户均自然资本指数、金融资本指数、物质资本指数、社会资本指数、人力资本指数和生计资本总指数的双重差分值分别为0.095 8、0.055 8、0.053 1、0.130 1、0.144 3和0.095 9，初步得到农地整治对农户各项生计资本指数的净影响为正，接下来采用计量模型进一步验证。

（2）农地整治对各项农户生计资本指数影响的计量分析。结果表明：自然资本指数、金融资本指数、物质资本指数、社会资本指数、人力资本指数与生计资本总指数的DID估计量显著且为正，即农地整治可显著提高农户各项资本指数。

4.1.2 农地整治前后农户生计资本结构差异

（1）农地整治前后农户生计资本耦合协调度差异。表4为整治区与未整治区农户生计资本耦合协调度的组内和组间均值差异。农地整治后，整治区户均生计资本耦合协调度增加0.091 2，未整治区户均生计资本耦合协调度增加0.006 4，双重差分值为0.084 8，初步得到农地整治对农户生计资本耦合协调度的净影响为正，接下来采用计量模型进一步验证。

（2）农地整治对农户生计耦合协调度影响的计量分析。生计资本耦合协调度的DID估计量显著且为正，即农地整治可显著提高农户生计资本耦合协调度。

表3 农地整治前后农户5项生计资本指数和生计资本总指数的组内和组间差异Tab.3 Within-group and between-group difference in livelihood capital indexes before and after rural land consolidation

表4 农地整治前后农户生计资本耦合协调度的组内和组间差异Tab.4 Within-group and between-group difference in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s of livelihood capital before and after rural land consolidation

表5 不同模式整治前后农户各项生计资本指数的组内和组间差异Tab.5 Within-group and between-group difference in livelihood capital indexes before and after rural land consolidation in different modes

4.2 不同模式农地整治项目区农户生计资本水平和结构差异

4.2.1 不同模式农地整治前后农户生计资本水平差异

（1）不同模式农地整治前后农户各项生计资本指数差异。表5为新型经营主体主导模式项目区与政府主导模式项目区农户各项生计资本指数的组内和组间差异。农地整治后，新型经营主导模式项目区与政府主导模式项目区户均自然资本指数、金融资本指数、物质资本指数、社会资本指数、人力资本指数和生计资本总指数的双重差分值分别为0.049 8、0.057 7、0.043 9、0.257 0、-0.082 4和0.065 2，初步得到新型经营主体主导模式的农地整治对农户自然资本指数、金融资本指数、物质资本指数、社会资本指数和生计资本总指数的影响大于政府主导模式的农地整治，而政府主导模式的农地整治对农户人力资本指数的影响大于新型经营主体主导模式的农地整治，接下来采用计量模型进一步验证。

（2）不同模式农地整治对农户各项生计资本指数影响的计量分析。结果表明：自然资本指数、金融资本指数、物质资本指数、社会资本指数和生计资本总指数的DID估计量显著且为正，即新型经营主导模式的农地整治对农户上述资本总指数的提升作用显著大于政府主导模式；人力资本指数的DID估计量显著但为负，即政府主导模式的农地整治对农户人力资本提升作用显著大于新型经营主体主导模式。可能的原因是：第一，近年来湖北省在农地整治项目实施过程中逐步重视农户主体地位和参与度①资源来源于 《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农村土地整治工作的意见》。，政府主导模式的农地整治项目农户参与度逐步提升；第二，新型经营主体主导模式的农地整治项目更多的是从新型经营主体发展现代农业的需求出发，进行项目的规划设计和施工建设，在项目实施全过程中普通农户参与率和参与度较低。

表6 不同模式农地整治前后农户生计资本耦合度的组内和组间变化Tab.6 Within-group and between-group difference in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s of livelihood capital before and after rural land consolidation in different modes

4.2.2 不同模式农地整治前后农户生计资本结构差异

（1）不同模式农地整治前后农户生计资本耦合协调度差异。表6为新型经营主体主导模式项目区与政府主导模式项目区农户生计资本耦合协调度的组内和组间差异。农地整治后，新型经营主体主导模式项目区户均生计资本耦合度增加0.129 6，政府主导模式项目区户均生计资本耦合协调度增加0.061 9，双重差分值为0.067 7，初步得到新型经营主体主导模式的农地整治对农户生计资本耦合协调度的提升作用大于政府主导模式，接下来采用计量模型进一步验证。

（2）不同模式农地整治对农户生计资本耦合协调度影响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生计资本耦合协调度的DID估计量显著且为正，即新型经营主体主导模式的农地整治对农户生计资本耦合协调度的提升作用大于政府主导模式。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两期截面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探讨整治区与未整治区、新型经营主体主导模式项目区与政府主导模式项目区农户生计资本水平和结构的差异，得到如下结论与建议：

（1）农地整治是提高农户生计资本水平和改善农户生计结构的有效途径，且新型经营主体主导模式的农地整治的作用效果大于政府主导模式。与政府主导模式相比，新型经营主体主导模式具有以下优势：投资主体与建设主体一致，没有施工单位与监理单位合谋的问题[17]，项目工程质量较高；有明确的投资方向与目标，现代农业发展优势突出[9]，农业产出效益较高，有利于新型经营主体与村集体、农户间利益共融共生机制的形成。中国农地整治项目的实施多以政府主导模式为主，新型经营主体主导模式的农地整治项目实施数量非常有限。应创新项目实施模式，探索农地整治奖补激励机制，积极引导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参与农地整治，全面推广新型经营主体主导模式的农地整治项目。

（2）政府主导模式的农地整治对提升农户生计水平和改善农户生计结构的作用仍有上升空间。目前，政府主导模式主要以满足小农户的农业生产需要为主，与规模化的产业发展结合程度不够[18]，存在着定位整体偏低、理念创新不足、协调统筹有限、模式趋于同化等问题[8]。因此，政府主导的农地整治应坚持全域整治的理念，积极推广集中连片、整村推进；结合区位优势、产业定位、资源禀赋，实施精准化、差别化的农地整治，瞄准乡村振兴需求更好地发挥农地综合整治的示范引领作用；积极引导广大农户全程参与农地整治，充分发挥农民组织在农地整治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