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臣林，陈 璐，陈银蓉，赵 微

（1.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2.武汉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湖北 武汉 430014）

1 引言

农地流转是解决中国当前农村土地资源低效利用现状的重要举措[1]，其在提高农地资源利用效率[2]、增加农民收入[3]、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4]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5]。近年来，国家通过多种渠道出台和制定了一系列扶持政策与措施以推进并规范农地流转[1]。截至2017年第一季度，全国约有35%的家庭承包耕地已经流转①人民网：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17/0307/c1004-29129227.html。。然而，绩效是政府管理追求的永恒主题，农地流转在快速推进中的绩效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近年来，农地流转绩效问题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从已有文献来看，学者对农地流转绩效的研究主要有定性评估和定量评价两种思路：定性评估一般采取的是“成就—问题”的二元分析法，研究聚焦于对比分析不同农地流转模式的制度逻辑和运行成效，如董国礼[6]从产权代理角度分析了不同流转模式的经济绩效，刘卫柏[7]对不同时期农地流转的运行成效进行了评析；而定量评价一般采取的是“多指标综合评价法”，研究聚焦于从多维度构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对比分析不同农地流转模式的综合绩效的大小，如岳意定[8]、程飞[9]、张式恩[10]等学者从经济、社会、生态等层面选取绩效评价指标对农地流转绩效进行综合评价。在研究视角与方法上，两种研究方法各有优劣，定性评估法有利于从“成就—问题”两方面全面了解政策绩效，但研究视角稍显固化，分析难以深入，定量评价法客观、直接且易于测量，但忽略了农户主观感知对流转绩效的评估。

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 NPM）理论认为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的实质是以“公众满意度导向”为核心理念对公共政策执行效果的评估[11]。在此过程中，政府是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提供者，而公众则是接受政府公共产品与服务的“顾客”[12-13]。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效率大小取决于公众的认可与满意程度[14]，绩效评估侧重于结果[15]。因此，要衡量农村公共政策是否达到了政府部门的预设目标，立足于农户视角对政策实施效果进行评价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11]。为此，本文基于农户满意度视角，借鉴西方新公共管理绩效评估的方法，通过构建农地流转的农户满意度指数（Farmer Satisfaction Index, FSI）模型，以武汉、鄂州两市农地流转典型地区的253个样本为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对两地的农地转出绩效水平进行评估与分析。

2 理论分析与模型设计

2.1 农户满意度指数模型与农地转出绩效衡量指标

顾客（公众）满意度被用于绩效评估源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私营管理部门，随后该绩效评估模式于20世纪90年代被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引入到政府公共部门的绩效测评考核之中。顾客（公众）满意度指数（Customer Satisfaction Index, CSI）模型是“满意度绩效评估”的基础工具，它是由一套完整的综合指标体系构成的有机整体，且能够直观反映与满意度相关联的各个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其在数量关系上是一个结构方程模型（SEM）。目前，国内外学者在顾客（公众）满意度的研究中，已提出了多个顾客（公众）满意度指数（CSI）模型[16-18]。本文在已有学者提出的农户满意度指数模型（FSI）[16]基础上，综合借鉴已有顾客（公众）满意度指数（CSI）模型逻辑框架，结合中国农地转出活动实际情况，构建农地转出绩效评估的FSI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农地转出绩效评估的FSI模型Fig.1 FSI model for farmland transfer performance evaluation

农地转出绩效评估的FSI模型以农户满意（Farmer Satisfaction, FS）为核心概念，表示农户对其参与的某次农地转出活动作出的满意感评价。政府支持（Government Support, GS）、农户期望（Farmer Expectation, FE）、感知质量（Perceived Quality, PQ）这3个变量是农户满意（FS）的前置影响因素。其中，政府支持（GS）表示农地流转活动中政府相关部门起到的促进作用与支持行为；农户期望（FE）表示农户根据事先信息与经验，在农地转出前对此次农地转出效果与品质的预期；感知质量（PQ）表示农户在转出农地后对此次农地转出效果与品质的整体感受。农户抱怨（Farmer Complaints, FC）与农户推介（Farmer Recommend, FR）为农户满意的后向结果。其中，农户抱怨（FC）表示农户对农地转出存在不满意时而产生的抱怨想法与行为；农户推介（FR）表示农户自主地对农地转出活动在态度与行为上的认可与推介，是农地转出活动可持续推行的一种体现。规范性（Normative,N）、可靠性（Reliability, R）、人员互动（Personnel Interaction, PI）这3个变量是感知质量（PQ）的前置影响因素，属于质量因子，表示农地转出过程中一些具体的微观质量信息。其中，规范性（N）表示让农户感受到此次农地转出具有一定规范性的一些因素；可靠性（R）表示让农户感受到此次农地转出具有一定可靠性的一些因素；人员互动（PI）表示农地转出中流转组织者对流转当事人采取的一些互动措施。理论上，上述9个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如图1所示。

按照各变量与农户满意（FS）之间的逻辑关系，可将FSI模型包含的9个模型变量划分为3类：其中，政府支持（GS）、农户期望（FE）、感知质量（PQ）是农户满意的前置影响因素，在此命名为“前置因素变量”；规范性（N）、可靠性（R）、人员互动（PI）为感知质量的前置影响因素，属于农地转出的质量因子，在此命名为“流转质量因子”；农户抱怨（FC）与农户推介（FR）为农户满意的后向结果，是农户接受农地转出这项公共政策服务后的行为表现，与农户满意一样，这两个变量也是农户对农地转出政策实施效果的直接反映，因此将农户满意、农户抱怨、农户推介这3个变量归为一类，共同反映农地转出绩效，在此命名为“绩效指示变量”；逻辑关系上“前置因素变量”与“流转质量因子”均是农地流转的“绩效影响变量”。

2.2 量表设计

综合借鉴已有顾客（公众）满意度指数（CSI）模型中有关量表的设计成果[16-18]，结合中国农地转出活动的实际情况，共设计了27个题项来测量FSI模型的9个模型变量，形成量表初稿。各题项均采用正向叙述方式的里克特5点量表进行度量（测量指标的取值范围均为1～5），以尽量避免负向叙述可能导致的回答有偏。量表初稿完成后，课题组选取了武汉市江夏区安山镇马安村20个农户进行预调查，并根据预查的具体情况对量表进行了适当修正，以便于农户理解、避免歧义。量表终稿如表1所示。

表1 模型变量的测量指标设计Tab.1 Design of measurement indicators for model variables

3 研究方法与数据

3.1 研究方法

CSI的研究中一般用百分制的数值来表示顾客（公众）的满意度指数，该百分制指数能够反映出顾客（公众）满意度的综合水平。因此，本文借鉴CSI领域的指数测算方法[19]，采用类似的方式测算农地转出活动中农户的满意度指数，FSI∈［0，100］，并用FSI的数值来反映农地转出活动中农户满意度的综合水平，FSI的计算公式可表述为：

式（1）中：FS为模型变量农户满意；E（FS）为FS的平均值、Min（FS）为FS的最小值、Max（FS）为FS的最大值。Min（FS）与Max（FS）由FS的测量指标FSi计算而得，公式为：

式（2）中：FSi表示模型变量FS的测量指标；wi表示权重，即非标准化的因子载荷系数①该系数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FSI模型参数进行估计得出。；n代表FS测量指标的个数，为3。由于FSi的取值范围为1～5，式（1）进一步可简化为：

式（3）中，FSi表示FSi的均值。

根据“差松优严”原则[20]，可按FSI数值大小将FSI划分为“优秀”“良好”“一般”“较差”4个等级，并用这4个等级来评估农地转出绩效，4个等级的赋值范围依次为［80，100］、［60，80）、［40，60）、［0，40）。

3.2 数据来源与样本统计

武汉市是湖北省的省会城市，也是国家新一轮“农村改革试验区”（2012年列入），其在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形成了土地流转的“武汉模式”。鄂州市是湖北省最早被列入“城乡一体化”试点的城市（2008年列入），其在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方面始终处于湖北省前沿。在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背景下，武汉、鄂州两市的农村地区农地流转活动十分活跃。本文的计量数据就源于2015年7—8月对武汉市与鄂州市两地农地流转状况的农村入户调查。调研区域的选择充分参考了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和鄂州市农村综合产权交易中心网站的交易公告资料，以及武汉江夏区农村经济管理局与鄂州市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局相关土地流转管理人员的意见，以确保调研区域的典型性与针对性。本次调查区域抽取了两市3个区4个街道（镇）的26个村组，分别是武汉市江夏区的安山街道的马安村、胜利村等7个村组，武汉市江夏区的五里界街道的童周岭村、群益村等8个村组，鄂州市鄂城区燕矶镇的池湖村、路牌村等8个村组，鄂州市梁子湖区涂家垴镇的张远村等3个村组。

本次入户调查方式采用的是一对一的半结构访谈模式，在两市3区4街道（镇）的26个村组共有效访谈了253个已转出家庭承包地的农户，本文的研究样本即为这253个有效访谈样本。本次访谈调查的内容涉及了受访农户个人的基本情况（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等）、家庭的各项资源禀赋情况（劳动力禀赋、经济禀赋、土地资源禀赋、社会资源禀赋等）、家庭承包地的流转情况（流转面积、流转租金、流转合同、流转方式、流转对象等）、家庭农地转出的满意度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本文FSI模型中所涉及的问题）等内容。253个有效样本的基本情况如表2所示。

4 模型结果与分析

4.1 SEM参数估计

如前所述，由于农地转出绩效评估的FSI模型研究的是农户满意度形成过程中各个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其在数量关系上是一个结构方程模型（SEM）。其中，农户满意（FS）、政府支持（GS）、农户期望（FE）、感知质量（PQ）、农户抱怨（FC）、农户推介（FR）、规范性（N）、可靠性（R）、人员互动（PI）这9个模型变量为SEM的潜在变量；模型变量的27个测量题项为SEM的观测变量；9个潜在变量之间的因果路径关系构成了SEM的结构模型（Structural Model）；27个观测变量与其对应的潜在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构成了SEM的测量模型（Measured Model）[21]。

根据FSI模型设计与量表设计的结果，构建包含9个潜在变量与27个观测变量的SEM。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用单向箭头“→”表示，由因变量指向果变量；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用双箭头“ ”表示；测量模型中观测变量的残差用e1～e27表示；结构模型的测量误差用re1～re5表示。根据AMOS 21.0软件运行结果，整理得到FSI模型的各项拟合优度指标的数值，其中，绝对拟合优度指标χ2/df、GFI、AGFI和RMR的数值分别为2.06（＜3）、0.93（＞0.8）、0.92（＞0.8）和0.03（＜0.08），增值拟合优度指标NFI与RFI的数值分别为0.94（＞0.8）与0.92（＞0.8），精简拟合优度指标PGFI与PNFI的数值分别为0.80（＞0.5）与0.83（＞0.5）。由此可见，3大类共8个指示FSI模型拟合优度的指标的数值均在相应标准的范围内，表明本文构建的FSI模型拟合效果良好，模型通过显著性检验。同时，根据FSI模型的最终结果，得到观测变量的非标准化因子载荷系数及其显著性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SEM的9个测量模型的观测变量的非标准化因素载荷系数的估计均在P＜0.001水平上显著，临界值比率（C.R.）均大于2，表明SEM模型9个测量模型均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最终得到FSI模型的标准化参数估计结果（图2）。

图2展示了FSI模型主要模型参数的标准化估计值，9个模型变量之间的因果作用关系为路径系数，标准化路径系数表明了互为因果关系的两个变量之间相对作用的大小（如图2中的0.58即GS→FE的相对作用大小）；各个模型变量与其3观测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为因子载荷系数，标准化因子载荷系数表明了各个观测变量在模型变量中所起到作用相对大小（如图2中GS3的因子载荷系数为0.82，表明GS3在GS中所起的作用最大）；FSI模型的外生潜在变量（包括GS、N、R、PI这4个模型变量，e1～e27这27个残差变量及re1～re5这5个误差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为相关系数，标准化相关系数显著（图2中用“ ”连接）揭示了两个变量之间的共变关系，表明两者之间具有关联。

表2 样本基本情况Tab.2 The basic situation of the sample

表3 SEM各测量模型显著性检验结果Tab.3 Signi fi cance test results of measurement models in SEM

4.2 绩效评估结果与分析

根据表3中FS其观测变量的路径系数，结合式（3）计算农户土地转出的满意度指数FSI，同时借鉴该方法计算其他8个潜在变量的百分制指数，结果如表4所示。结合图2与表4分析可知：

（1）农户满意（FS）、农户抱怨（FC）、农户推介（FR）3个农地转出绩效指示变量的指数值分别为75.51、79.69和69.77，整体处于“良好”且向“优秀”靠拢的水平。表明农地转出后，武汉、鄂州两地农户总体上不仅表现出了较高的满意程度、较少的抱怨想法与行为，还对农地转出活动自主地表现出了较为积极的认可态度与推介行为。

（2）政府支持（GS）、农户期望（FE）、感知质量（PQ）这3个前置因素变量的指数值分别为68.75、64.53和70.09，均处于“良好”的水平。表明在农地流转活动中，武汉、鄂州两地政府积极响应国家农地流转政策，政府相关部门在行政关注、监督管理以及中介服务等方面对农地流转普遍给予了较高的支持，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行为对农地转出绩效的提高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GS→FS、GS→FR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52和0.42）。与此同时，在国家政策与两地政府支持下，两地农户对农地转出活动的期望值总体较高（GS→FE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58），农户期望在农地转出活动中获得更高的流转价格以及更多的家庭福利改善机会，农户对农地转出活动的这种较高期望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地转出绩效的提高（FE→FS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49）。此外，两地的农地转出活动总体上对农户家庭产生了较为积极的影响，参与农地转出的农户基本上能够获得较为合理的流转价格收入以及一定的家庭福利改善机会，农户对农地流转质量的感知总体较好，这对农地转出绩效水平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PQ→FS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93）。

（3）规范性（N）、可靠性（R）、人员互动（PI）这3个流转质量因子的指数值分别为82.35、81.18和73.61，整体上处于“优秀”或“良好”且向“优秀”靠拢的出色水平。表明经过多年的改革试点与实践经验积累，武汉、鄂州两地的农地流转活动对流转质量的管控总体上已较为成熟，农地流转活动不但能够很好地保障农民自愿、程序规范、过程简便等规范化操作，而且在流转合同或协议的公正性、流入方的履约信誉以及流转纠纷的妥善处置等方面也具有较强的可靠保障，同时，两地流转活动的组织或决策者能够积极采取诸如方案知晓、民主决策、思想疏导等人员互动措施，以保障农户在农地流转中的主体地位。总体而言，武汉、鄂州两地农地流转中较为出色质量管控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农户对农地转出活动的感知质量（N→PQ、R→PQ、PI→PQ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42、0.54和0.37），也间接促进了农地转出绩效的提高。

图2 FSI模型的标准化参数估计值Fig.2 Standardized parameter estimates of FSI model

表4 样本总体各潜在变量百分制指数计算结果Tab.4 Index calculation results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农户满意度视角，借鉴西方新公共管理绩效评估的方法，通过构建农地流转的农户满意度指数模型，以武汉、鄂州两市农地流转典型地区的253个样本为例，对两地的农地转出绩效水平进行了评估，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武汉、鄂州两地农地转出绩效整体处于“良好”且向“优秀”靠拢的水平，农地转出后，两地农户总体上不仅表现出了较高的满意程度、较少的抱怨想法与行为，还对农地转出活动自主地表现出了较为积极的认可态度与推介行为。

（2）农地流转活动中，武汉、鄂州两地政府积极响应国家农地流转政策，政府相关部门在行政关注、监督管理以及中介服务等方面对农地流转普遍给予了较高的支持，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行为对农地转出绩效的提高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

（3）在国家政策与两地政府支持下，两地农户对农地转出活动的期望值总体较高，农户期望在农地转出活动中获得更高的流转价格以及更多的家庭福利改善机会，农户对农地转出活动的这种较高期望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地转出绩效的提高。

（4）两地的农地转出活动总体上对农户家庭产生了较为积极的影响，参与农地转出的农户基本上能够获得较为合理的流转价格收入以及一定的家庭福利改善机会，农户对农地流转质量的感知总体较好，这对农地转出绩效水平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5）经过多年的改革试点与实践经验积累，武汉、鄂州两地的农地流转活动对流转质量的管控总体上已较为成熟，农地流转活动不但能够很好地保障农民自愿、程序规范、过程简便等规范化操作，而且在流转合同或协议的公正性、流入方的履约信誉以及流转纠纷的妥善处置等方面也具有较强的可靠保障。同时，两地流转活动的组织或决策者能够积极采取诸如方案知晓、民主决策、思想疏导等人员互动措施，以保障农户在农地流转中的主体地位。武汉、鄂州两地农地流转中较为出色质量管控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农户对农地转出活动的感知质量，也间接促进了农地转出绩效的提高。

受篇幅与研究视角所限，本文在如下方面有待进一步研究与探讨：（1）从农户满意度视角对农地转出绩效进行评估具有直接、直观、高效等优势，但仍可能存在主观性太强的局限；（2）影响农地转出绩效的因素众多，不但有宏观层面的因素，诸如国家制度环境、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农地流转的运作模式等，也有微观层面的因素，诸如性别、年龄、职业等农户个体因素及收入、人口、耕地面积等家庭禀赋因素。由于研究视角的局限，本文未对这些宏观和微观因素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