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玉琼

〔摘要〕

在人类社会不同的历史阶段中，社会治理的工具与模式都是不一样的。工业社会是一个竞争与协作的社会，社会治理工具主要由法律和政策构成，并基于此建立起法治的治理模式；而在全球化、后工業化进程中，法律的路径遇到了困难。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条件要求灵活性、具体化的治理，要求通过合作行动而不是制度来应对高度不确定的社会问题，这自然就走向了道德的路径。德治不是一种虚妄，德治最终实现的是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结合，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

社会治理；法治；德治；合作；后工业社会

〔中图分类号〕D6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8）06-0089-10

法律和政策是工业社会中开展社会治理的主要工具，在其运作中形成了法治的治理模式。法治遵循着化繁为简的治理思维，依据正式条文对社会开展统一的管理，并因而获得普遍性的治理效果。而在中心—边缘的社会结构下，法律和政策是由部分人制定出来用以管理另一部分人，法治最终落实到了自上而下的单向度的管理上，构建起“他治”的治理模式。法治适应了工业社会对统一性、普遍性的追求，但是，无论法律和政策都是在国家与社会分离的前提下进行管理，所适应的是低度复杂性与低度不确定性的社会。当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推动人类社会进入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历史阶段，社会治理提出了灵活性与前瞻性的要求，无论法律还是政策都难以应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