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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锁记》与《十三夜》中的女性形象比较

2018-11-29杨丽娟

文学教育 2018年28期
关键词:原田曹七巧金锁记

杨丽娟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特存在,被夏志清评价为“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1]张爱玲一生中创作了多部以女性为主人公的作品,由她塑造的女性形象让人尤为印象深刻。如《倾城之恋》中将下半生幸福押在一段不被看好的婚姻上的白流苏,《十八春》中为姐姐的婚姻做自我牺牲的顾曼桢;再如《金锁记》中一生为黄金枷锁所累性格扭曲的曹七巧。这些女性形象构成了张爱玲文学中的闪光点。无独有偶,近代日本亦有女作家樋口一叶以擅长刻画女性形象为人们所熟知。她在多个短篇小说中描写了19世纪末日本中下层女性的生活,如《浊流》中艳压群芳却不为社会所包容的游女阿力,《青梅竹马》中年少时活泼开朗成年后步阿姐后尘成为妓女的美登利,《十三夜》中受丈夫辱骂却念及儿子和娘家而不敢轻易离婚的阿关等等。如将这两位女作家做类比,可以发现,她们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有着相似之处。作品中的女性都或遍尝人间冷暖,或有着令人扼腕叹息的结局。因此,本文试将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与樋口一叶《十三夜》中的阿关做比较分析,探索张爱玲与樋口一叶文学之间的某些相通之处。

一.《金锁记》和《十三夜》中的女性形象

1.不幸的婚姻

在张爱玲的《金锁记》中,曹七巧出身于京城的下层街巷,家里经营麻油铺。京城显贵姜家相中了七巧要她娶为残疾二少爷的少奶奶,于是七巧便跨越出身嫁入姜宅成为二房的当家媳妇。由于姜家地位显赫,与之联姻的也都是做官人家的女儿,所以七巧的尴尬出身成了下人们无事闲聊的话题,七巧也遭到同辈媳妇小姐们的排斥。同时,与身体残疾的丈夫为伴也让七巧倍感委屈,而她不时贴补穷亲戚更是让姜家人诟病。虽然七巧婚后生活体面,但其实并不顺心。

在樋口一叶的《十三夜》中,主人公阿关也是一名下层社会人家的女儿,因奏任官原田勇的一见钟情,阿关便早早嫁为人妇。然而婚后的阿关很快因为出身问题与丈夫有了隔阂。原田常拿她与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太太们作比较,骂她愚钝。孩子出生后,原田更是在外眠花宿柳数日不归。阿关对这样的婚姻生活感到绝望。

两部作品中,女作家都围绕主人公的婚姻生活表现来她们的不幸。而关于不幸的原因,两部作品都做了相似的交代,即她们出身低下造成了婚姻生活的不顺遂,带来了无尽烦恼。

2.被物化的女性身份

在《金锁记》中,曹七巧的悲剧婚姻并非顺从自己心意,而是其兄嫂在姜家雄厚财力的诱惑下,用她去换洋钱。婚后的七巧对姜家上下明面上的轻视和暗地里的算计愤恨不已。而婚前的七巧却是快乐的,家里的麻油铺虽不能使她像大户人家的小姐一样娇养,却也能让她衣食无忧。她俊俏的模样引得街坊们亲切地称她为“曹大姑娘”。但入了姜宅之后,这样的生活便不复存在了。

在七巧由“曹大姑娘”向姜家二奶奶的身份转换中,兄嫂扮演了加害者的角色。在那个“忙着改朝换代”的乱世里,这个年轻俊俏的妹妹在他们眼中就是换取饱暖的绝好筹码。在一次兄嫂到访时,哥哥曹大年理直气壮地说道:“当初我若贪图财礼,问姜家多要几百两银子,把你卖给他们做姨太太,也就卖了”。[2]408嫂子也说道:“姑娘受的委屈也不止这一件,好歹忍着罢”。[2]409兄嫂每次去姜府,都不会空手而归,随身带着的提篮盒,“装得慢慢的进来,一样装得满满的回去”。[2]407可见表面上七巧嫁入豪门风光无限,实际上得到实惠的却是兄嫂。七巧实际上是作为物品被交换,作为年轻女性,她的价值就在于能用婚姻换得物质财富。个人幸福相比之下轻如鸿毛,七巧的悲剧从嫁人那天起就注定了。

《十三夜》中,女主人公阿关的婚姻也是她人生的转折点。阿关虽然出身于并不富裕的家庭,但未出嫁时也受到父母宠爱,是幸福的。阿关的婚姻由原田勇与其父母主导,婚前父母主观上也希望阿关能够幸福,在原田几番求婚之后才答应将女儿嫁与他。但父母的态度在阿关婚后悄然发生了变化。由于原田是政府高官,给予了阿关一家尤其是阿关的弟弟多方面的照顾。所以在阿关的婚姻问题产生后,父亲并没有站在阿关的立场上支持离婚。在父母看来,奏任官夫人的身份是他们一家的荣耀,是不能轻易放弃的,离婚后阿关将无脸见人。此外,考虑到弟弟的前途,父亲更觉得她必须回到原田身边,哪怕生不如死也要忍气吞声地维持好与原田的关系。虽然婚前父母并没有期待从阿关的婚姻中获益,但随着这桩婚姻给阿关家庭带来的好处日益显现,父母逐渐成为这桩不幸婚姻的维护者,阿关也沦为交换家庭利益的筹码,个人幸福变得微不足道。

在两部作品中,女主人公的原生家庭都有意无意地将她们当做交换利益的筹码。在她们遭遇婚姻不幸时,亲人们又都为了一己之私对她们的个人感受视而不见。亲人的自私和冷漠成了她们不幸婚姻之外的又一重不幸。

3.被漠视的初恋爱情

《金锁记》中的七巧在未嫁之时也对爱情有着美好憧憬。她在弥留之际回忆道,年轻时,“喜欢她的有肉店的朝禄,他哥哥的结拜兄弟丁玉根,张少泉,还有沈裁缝的儿子”。[2]434倘若她没有嫁入姜家,或许就会和其中一个结婚。然而少女的浪漫想象最终抵不过兄嫂之命,七巧美好的少女情愫就被财大气粗的姜家无情买断。

在樋口一叶的《十三夜》中,少女阿关中意烟草店的阿录,然而还没等到两个年轻人彼此告白,阿关就在父母催促下匆匆出嫁。从此二人分属不同社会阶层难再见面。直到二人在阿关回家途中偶遇,才得知彼此近况。而彼时一个是地位显赫的官员夫人,一个是败光了家业的人力车夫,年少时的彼此爱恋只变成了一声沉重的问候。

无论是《金锁记》中嫁给残疾少爷成为当家媳妇的七巧,还是《十三夜》中嫁给官员成为夫人的阿关,作为女性,她们的感情世界都不为人重视。她们没有选择的权利,只能顺从家人的意愿,步入没有爱情的婚姻。

二.作品中的女性解放意识

张爱玲和樋口一叶能够通过写作谋生并成为令人称道的女性作家,这其实反映了她们所处时代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以及一部分女性自我解放意识的觉醒。二人都将这一变化融入到写作中。

《金锁记》中,七巧套上“黄金枷锁”后,几十年间一直暗暗地反抗着,“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2]434没分家前,她用种种令人嫌恶的言行宣泄常年郁积的不满。她经常在晨起请安时有意晚众人一步,动辄埋怨姜家合家欺负她们母子。因不满残疾卧床的丈夫,他与小叔子季泽时有调笑,甚至当众给季泽的妻子兰仙难堪。她还提议早些将小姐云泽嫁出去,引得云泽嚎啕大哭。分家后,当七巧成为独立的当家人,她开始武断地干涉子女的生活,甚至用鸦片控制他们。她四处传播儿子和儿媳的隐私,致使儿媳积郁成疾,粗暴地破坏女儿的爱情,使得女儿终身未嫁。事实上七巧也意识到她悲剧人生的根源就在于兄嫂主张的这门婚姻。在一次兄嫂来拜访时,她高声怒骂并欲与他们断绝往来。可见七巧对自己人生悲剧的原因是清楚的,但是她只能在不幸婚姻的牢笼内表达愤怒与不满,却没有勇气逃离令人窒息的姜家大宅。

《十三夜》中,阿关忍受了四五年没有尊严的婚后生活,终于回到母家决定离婚,这是阿关女性解放意识的觉醒。然而当这个决定遇到父亲关于要认真教养儿子和帮衬弟弟的谆谆教诲后,瞬间变得不堪一击。最后她不得不装作若无其事地回到如同魔鬼般的丈夫身边继续生活。

《金锁记》中的七巧和《十三夜》中的阿关,都从看似光鲜但并不幸福的婚姻中感受到自己地位的低下。她们都曾试图表达不满,但是碍于社会和家庭状况,她们却没有能力也没有勇气走出婚姻。虽然她们已经有了一定程度上的觉醒,但终究不能挣脱不幸婚姻的桎梏。《金锁记》中,作者张爱玲为无力反抗命运的女性叹息道,“三十年前的月亮也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2]434暗示着还有更多女性将重复七巧的悲剧。樋口一叶也在《十三夜》末尾哀叹道,“不管是村田的二楼,还是原田的广宅深处,世事多变,忧愁实多”,[3]211对没有婚姻自由的女性表达了深切同情。

虽然张爱玲和樋口一叶都是女性解放的受益者,但二人都深刻认识到女性解放之路“道阻且长”,女性生存状况并不能凭借一次社会运动或是几个人的摇旗呐喊就能立刻改善。张爱玲和樋口一叶在经历了生活的坎坷后,通过笔下的一个个女性形象告诉我们,缺乏政治制度的保障,没有经济能力的支撑,即使女性有追求自由和解放的意识,也无力反抗社会的不公。

无论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还是19世纪末的日本,经过激烈的社会变革,女性解放被广为呼吁,然而男权社会的本质仍然延续,女性处于被支配地位,她们的各种社会权利无法保障。在相似的社会背景下,张爱玲和樋口一叶两位作家一致地将目光投向女性,用女性的视角将她们的故事娓娓道来。张爱玲在《金锁记》中描写了因婚姻不幸而变得面目可憎的曹七巧,通过她的悲剧控诉男权社会对女性造成的毒害。樋口一叶在《十三夜》中通过阿关的不幸向人们揭示了当时女性解放意识的觉醒以及家父长制下女性社会权利的缺失。两部作品虽然分属不同国度,但都对女性解放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且在女性的解放之路将无比艰辛和漫长这一观点上形成了高度一致,她们的作品都表达出对女性的深切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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