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夏辉 朱华东

《金锁记》中曹七巧的人物形象

刘夏辉 朱华东

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女性一直处在极其重要的地位之上。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女性大多有着崇高的奉献精神，重情轻利、吃苦耐劳、勇于献身。她们的形象大多是高高在上，完美无瑕的。但是在张爱玲的笔下，女性的形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们完完全全地生活在凡世中，成了彻头彻尾的世俗女性。她们每天享受着人间烟火，演绎着世间的爱恨情仇。这样的女性形象是与历史完全异质的，是与以往小说中的人物完全不同的，从而给读者带来了强烈的震撼。

《金锁记》是张爱玲一部最重要的代表作品，也是我们赏析不尽的作品。早在1944年，著名学者傅雷就说过《金锁记》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应该被列为中国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夏志清也将其定位于“中国从古至今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大多数业界人士认为，《金锁记》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塑造了曹七巧这个经典的形象。张爱玲自己也说过：“我的小说里，除了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可见张爱玲在塑造曹七巧这个人物形象时所赋予她的那种彻底的疯狂，同时也给读者展示了一个独特的心理世界。本文将结合精神分析学和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深入探究《金锁记》的女主人公——曹七巧的人物形象，从而阐释其怎么从病态的人格堕落到变态的人格直至灵魂毁灭的整个过程。

人格心理学认为，一个人的人格是由从低到高的三个层次构成的，依次为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是人格中与生俱来的部分，是无理性、无意识的，代表着一个人所有的生物性欲望，如性欲、食欲等；自我代表着一个人与周围所处环境相适应的部分；超我是一个人的人格的最高层次，代表着一个人的良心、社会准则和个人理想等。根据人格心理学，只有当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的力量达到平衡、达到协调，一个人的精神世界才能处于和谐和正常的状态；如果三部分的力量失衡，必然会造成人格扭曲和心理变态。《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就是在这三种人格力量上处于失衡状态，三重人格偏离了正常发展的轨道，从而导致了她人性的扭曲和变态。

小说中的曹七巧是一个小镇里的姑娘，在娘家靠着一个麻油铺为生，身材结实，精力旺盛，处处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后来被势利的哥嫂卖入姜家做媳妇，但是丈夫却身患绝症，天生就有软骨症，整天躺在床上，不能直立，仅存繁殖的能力，这便使得曹七巧最基本的性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夫妻之间也缺乏必要的爱护和关心。因此曹七巧的本我部分受到了严重压抑。可以说，曹七巧自嫁入姜家，就有一种难言的孤独。既然本我受到了压抑，曹七巧就想努力地使自我得到满足。但是不管她如何努力，她都得不到大家的接受和认可。比如从丫头这一层面来说，曹七巧是不符合少奶奶的标准的。在她们心中，所谓的二少奶奶，应该知书达理、出身高贵，而绝不是像曹七巧那样的粗俗之人。连丫头都瞧不起曹七巧，更别说姜家的那些公侯小姐们，处处鄙视着曹七巧。对于那些从小就受过优良教育的小姐们来说，这个满口粗话、行为粗鲁的曹七巧是入不得眼的。虽然七巧极度渴望被人理解和尊重，却屡屡碰壁。本我长期受到压抑，自我又得不到认可，更别说是超我部分。在曹七巧找到排解心中苦闷的正确道路之前，她的人格已经慢慢发生了扭曲。

总之，自嫁入姜家起，曹七巧一直被人看不起，而身边只有一个身患绝症的丈夫，基本的性需要得不到基本的满足，而且没有一个人理解她，并愿意听她诉说心中的苦。这种黑暗、阴冷、压抑、没有生命力的环境长期侵蚀着曹七巧的心。可以说，外在环境所造成的潜在的精神变异要素在曹七巧的内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最终使得她的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人格力量出现潜在的不平衡，进而导致曹七巧灵魂的彻底毁灭。

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是由低到高分为若干个层次的，它们是：第一，生理的需要——这是一个人最基本、最强烈、最底层的需要；第二，安全的需要——这种需要要求保证财产安全和生命安全等。每一个生活在现实生活中的人，都会产生强烈的安全感欲望；第三，社交的需要——这是指个人渴望得到家庭、朋友的关怀，是对信任和温情的需要；第四，尊重的需要——这包括自尊和他尊的需要；第五，自我实现的需要——这是最高层次的需要。这种需要要求个人能够最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潜在能力，完成与自己能力相适应的工作，成为社会所期望的人物。这五种需要是相互重叠和相互依赖的，当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后，高层次的需要才能得以发展。上述几种基本需要在曹七巧那里，几乎都落了空。

曹七巧的丈夫是个得了软骨症的残废，自然不能满足七巧最基本的生理需要，长期压抑的性需求使她的心理开始变态扭曲；其次，七巧并不是心甘情愿地嫁入姜家的，她的哥嫂为了金钱葬送了七巧的一生，他们看重的是利益，根本不会将七巧的幸福放在心上。在七巧嫁入姜家后，她的哥哥竟然偷拿了姜家的东西，导致七巧在婆家蒙羞，而且没有一个人帮助她，从而导致七巧的不安全感相当强烈；再次，七巧是开麻油铺的小户人家的女儿，从小生活的习性使她根本不能融入侯门大户。再加上姜家把她当作使唤丫鬟，伺候残疾的丈夫兼传宗接代的工具，使得七巧的爱根本没有归属感。她的情欲寄托者姜季泽无非是个觊觎她黄金的纨绔子弟，根本不会给七巧她想要的爱；第四，七巧在嫁入姜家的第一天起，就没有得到过别人的好脸色，没有人尊重她，就连丫头也可以尽情地嘲笑她。在这种种需要都落空的情况下，如果曹七巧还不变态的话，那么她就只能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那样，惶恐而悲惨地走完一生了。

在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和尊重需要都得不到满足后，也就不能指望曹七巧能够成为社会所希望的人，不能指望她成为一个合格的母亲。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曹七巧的变态原因归结为性欲的被过分压制或性情过于乖戾，只能说曹七巧的人性扭曲是由于人赖以生存的各种需要严重缺失而造成的。我们在曹七巧的身上不仅要品出自私和冷漠，还要悟出生命的悲凉与无奈。

曹七巧这一人物形象，的确让读者感受到了“人性本恶”的一面，她亲手破坏了她身边有可能得到幸福的每个人。她自己不曾拥有过美好的生活与完满的婚姻，因此她不允许别人得到。她不断地和自己的儿女作斗争。她以给长百娶媳妇的方式管住人，又想方设法折磨死儿子前后两任妻子，不让他有正常的生活和快乐；她亲手给自己13岁的女儿缠脚，又用谎言扼杀了女儿本来就迟来的爱情和幸福。作为一个“母亲”有如此之举，实在让读者恨之入骨。然而，如果深究造成曹七巧丧失人性的根源的话，却又让人们为她感到直抵心扉的同情和悲凉。其实她也是个可爱的女子，无奈生活所迫、时代所迫，她自己也有不幸，也有苦衷，虽然一生都在追求金钱，但实际上她从来没有得到过。曹七巧的悲剧是她自己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因此，我们尚不能用“罪状”、“恶毒”来评判曹七巧，只有这样，才能还她一个公平。

[1]张爱玲.倾城之恋·金锁记[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

[2]李仕华.张爱玲《金锁记》中曹七巧变态心理原因分析——从精神分析角度透视[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

[3]邵頔.曹七巧的救赎——浅析《金锁记》中曹七巧的命运取向[J].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2009，（4）.

[4]敖素岚.永恒的月亮,永恒的悲剧——试析《金锁记》的悲剧意蕴[J].新西部，2009，（8）.

刘夏辉，日照职业技术学院助教，硕士；朱华东，日照职业技术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