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肖文

《金锁记》记叙了开麻油店出身的商人之女曹七巧的心理变化历程。小说通过讲述曹七巧嫁入姜家欲爱而不能爱的疯狂的三十年生活，塑造出一个在财欲和情欲的双重压迫下一步步由不幸的受害者转变为阴森可怖的加害者的典型形象。从麻油店的灵动少女到被压抑情欲的姜家少奶奶，再到忧郁疯癫的母亲，曹七巧在沉重的金锁沉枷下逐渐走向破灭的人生。在这个过程中，曹七巧受到现实环境和情感纠葛的影响，经历了性格的变化和命运的多重转折。

一、灵动到可怖：三次身份的转变

曹七巧是《金锁记》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作品表现了她从泼辣灵动的少女到孤立无援的姜家二奶奶，再到心理变态的母亲等一系列身份转变的过程。在这一次次的身份转变中，曹七巧受到重重压制与捆绑，想要爱却不能爱，虽然苦苦反抗与挣扎，却仍旧逃不出封建制度和伦理道德的束缚。

（一）飞上枝头攀富贵，心中苦闷有谁知

《金锁记》开头描写三十年前一个有月亮的晚上，丫鬟凤箫和小双夜间一时兴起的谈话，引出了姜公馆的二奶奶曹七巧这一主要人物，从侧面交代了曹七巧的身家背景—“家里是开麻油店的”。小双话语间对曹七巧言行表现出不满和不屑，“当着姑娘家，一点忌讳也没有”。首先，这里勾勒出了一个家世卑微、不拘言行的女性形象。接着大奶奶和三奶奶登场，不免提及这位二奶奶，言语间也不甚满意，还牵扯出曹七巧抽鸦片的秘密。曹七巧的形象进一步被深化，且附加了吸食鸦片、不得人心的两个特点。待到人物出场时，其实读者已接受了一个既定的人物轮廓，对于曹七巧的印象不免向坏的方向倾斜。

曹七巧从露面起便不是大家闺秀的规范模样，言语之间也多发牢骚，说话荤素不忌，这与之前所交代的家世背景是相符的。在曹七巧劝说将姜家小姐姜云泽早嫁，与姜三爷姜季泽调笑，抱怨自己丈夫病体的情节中，曹七巧都是一个大胆、泼辣、爱管闲事以及努力在姜家争取地位的人物形象。但是曹七巧在姜家的生活并不似表面风光，“物质上、尤其是精神上的贫穷，力比多的压抑、投射的失败使七巧成为被害者—一个匮乏而绝望的生命”。她因身世卑微而受人鄙夷，并且无人庇护也无人倾诉，内心积郁长久无处发泄。曹七巧内心既渴望关心和接纳，又屡屡受挫得不到满足，多重压力导致曹七巧性格由嘴碎要强的女孩变成了疯傻较劲的妇人。

（二）孤儿寡母争家财，弃情绝爱守金来

在姜家孤独压抑的环境中，孤立无援的曹七巧面对躺在床上的丈夫只能苦苦压抑自己的欲望，久而久之內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不再是麻油店里活泼灵动的少女，看似高人一等的“姜家二奶奶”的身份反而让她坠入不幸的深渊。她不再将希望寄予爱情和婚姻，而是把自己的生命与金钱捆绑在一起，给自己套上了“黄金的枷锁”。

曹七巧在姜公馆生活了数十年，在丈夫、婆婆去世后，其金钱欲在分家时得到了满足。“这些年了，她戴着黄金的枷锁，可是连金子的边都啃不到，这以后就不同了。”在分家产时她的锱铢必较，以及小说中不断出现的她“剃刀片”般的声音，无不显示了她对钱财的重视，不顾脸面的争抢中已经完全没有了当初那个率性少女形象的影子，尖酸刻薄的妇女形象初露端倪，此时的她拼命去争取并得到了那副黄金的枷锁。分家独过后，小叔子姜季泽突然登门，二人依旧打情骂俏，甚至姜季泽还表达了对她的爱慕。曹七巧动摇了，她心里对爱情的渴望被唤醒了，“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但转念，“他想她的钱，她卖掉她的一生换来的几个钱？”“不行！她不能有把柄落在这厮手里”，她心头的怀疑盖过了她对爱的喜悦。之后她对姜季泽多番试探，掷扇决裂。但是姜季泽走后，曹七巧并没有感到快意，反而“一颗心直往下坠，与现实失去了联系”。

曹七巧开始向施暴者“疯子”的角色转换，人性中的“邪恶”越来越让人惊颤，扭曲与变态占据她性格的全部。即使是远离了姜家，曹七巧也没能够释放自己的情欲，敏感的小性儿使她对周围人的猜忌越来越深，她躲进充满铜臭的金钱世界，用“黄金枷锁”隔绝了自己，并肆无忌惮地伤害其他人。

（三）金锁沉珂无遗梦，回首往事尽成灰

曹七巧选择了金钱，弃情绝爱，完成了身份的第三次转变。曹七巧在长达十年的精神虐待中爆发，并将其心中所有的怨恨与“邪恶”全部加诸自己的儿女和儿媳身上，将新家变成了另一个“姜公馆”，她也一步一步把自己困在“黄金枷锁”中，锁金、锁情、锁心。

首先，是对儿子长白的占有。曹七巧将内心荒谬的占有欲加诸在儿子长白身上，哪怕是让长白娶了妻子，她也要将长白牢牢地锁在自己身边，深更半夜与他讨论东邻西舍的隐私，不断追问长白与芝寿的闺房之事，并在牌桌上对着丈母娘故意说出。在这个过程中，曹七巧扭曲的心理获得了极大的满足。而儿媳芝寿在丈夫与婆婆讨论他们闺房秘密的时候，只能绝望地感慨出“这是个疯狂的世界，丈夫不像个丈夫，婆婆也不像个婆婆。不是他们疯了，就是她疯了”。最终只能在婆婆曹七巧的不断施虐和丈夫的冷漠对待下，绝望地走向生命的终点。其次，是对女儿长安的伤害。长达十年无爱无性的压抑生活，不仅扭曲了曹七巧的心理，也扼杀了她为人母的情感。长安本可以有截然不同的命运，但最终还是被母亲变成了另一个“活脱的七巧”，不同的人因为相同的环境，走上了相似的命运道路。曹七巧仅仅因为怀疑侄子春熹对女儿长安有别的想法，便要在长安已经十三岁时强行给她裹小脚，到学校兴师问罪，破坏女儿的感情，等等。这一桩一件，使得一个刻薄无情、自私自利的母亲形象跃然纸上。

长白与长安的悲剧，从侧面烘托出曹七巧对子女的毒害。她将自己身上的黄金锁强加于子女身上，用言行鞭笞儿女的心灵，最终使他们也走向破灭的人生。具有重复性的悲剧结局犹如毒咒和枷锁，牢牢地禁锢着曹七巧的下一代，乃至下下代，到最后黄金锁已完全融入身体，成为烙印，即使想挣脱也无能为力。对曹七巧这个人，傅雷曾这样评价：“她是担当不起情欲的人，情欲在她的心中偏偏来得嚣张。已经把一种情欲压倒了，缠死心地来服侍病人，偏偏那情欲死灰复燃，要求它的那份权利。爱情在一个人身上得不到满足，便需要三四个人的幸福与生命来抵偿。可怕的报复。”曹七巧扭曲的性格进一步导致了她及家人的命运转折，长安的悲剧仿佛是曹七巧空洞一生的下一个重复，“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给人以无尽的哀痛和惋惜。

二、受害到施虐：悲剧产生的根源

（一）现实环境的压抑

著名心理学家弗洛姆认为：“现代社会结构对人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孤独感、忧虑感、惶恐不安感，导致了人的异化和对自由的逃避。”曹七巧生活在兵荒马乱的民国时代，社会观念中仍然留存着根深蒂固的封建等级制度，讲究门当户对与“三从四德”。但是贪婪的兄嫂为了贪图小利，在即使知道姜家的二少爷是个残疾的情况下，仍然为曹七巧定下了这一场无爱无性的“交易”式婚姻。

大户人家的姜府无疑就是封建社会的一个缩影，遵循着老一套的封建思想与秩序，比如，用钱为残疾少爷“买”来一个正常的姑娘;儿媳每天都要向老太太请安;丫鬟、婢女侍奉左右，过着看似井然有序的生活。姜家实则为了躲避战火逃到上海，上至老太太下至丫鬟、老妈子，众多人口都拥挤在一座小住房里，明争暗斗，各有心思。曹七巧出身于最下等的商人家庭，加之她自幼养成的泼辣性格，说话口无遮拦，常常把“性”挂在嘴边，虽然顶着二少奶奶的名头，但姜公馆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人瞧得起她，连婢女都敢讥讽她是“麻油店的活招牌”。

曹七巧在姜家感觉不到亲情的温暖，承受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周围人对她的轻视与不屑，使她只能无依无助地生活，屡屡碰壁。曹七巧自己也知道“一家子都往我头上踩”，所以她极力地想要表现自己，然而无论做什么好像都是错的。周围这种等级分明的社会现实和家庭环境是曹七巧悲剧产生的基础。

（二）感情的羁绊与戕害

曹七巧的感情世界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在少女时期，她也只是一个稍微泼辣点的“麻油西施”，内心也曾有很多丰富的感情，从她身上的一些色彩细节便可探知一二。那时候，她的穿着是亮眼的“蓝”;结婚之后，身上的衣服变成了“雪青”“银红”“葱白”，尽管有些许变化，但这些都是明亮的颜色，都说明分家之前的曹七巧还是一个多姿多彩的人。虽然哥哥曹大年将自己许配给身患软骨症的姜家二少爷，但曹七巧对亲情与爱情的渴望并没有消失，甚至極力想要抓住。

丈夫死后，曹七巧身上褪去了鲜艳的色彩，变成了“白”“黑”“玄色”“佛青”，死气沉沉的颜色象征着她逐渐泯灭的人性，她戴上黄金的枷锁亲手杀死了给予她大半生羁绊与戕害的亲情和爱情。小叔子姜季泽来找她时，曹七巧以为自己年少时的爱情终于开了花，但姜季泽表明心意后又提钱的那番话让她突然醒过来，她意识到这场表白可能也只是为了她的钱，于是她疯了一般“一头挣扎，一头叱喝”，赶走了姜季泽。姜季泽登门到离去的过程中，曹七巧心中唯一的一束烛光忽明忽暗，并在刹那间熄灭。姜季泽的出现与离开，使曹七巧彻底将自己囚于“黄金枷锁”中。

曹七巧是张爱玲所塑造的众多女性形象中一个极其典型的人性扭曲的形象，但是她的这种“邪恶”并不是从小就有的。曹七巧这一生，追求亲情、爱情而不得，因此变得扭曲，开始仇视周围人，并最终葬送了自己的家人。亲情与爱情的羁绊与戕害是她悲剧一生的主要原因。

（三）自我的纠葛与挣扎

曹七巧人生的这出悲剧由外部环境引起，但更重要的还是在于她的内心。曹七巧的性格具有两面性，她一方面怀念自己的少女时代，想要嫁给一个对她真心的男人好好过日子;另一方面她也享受这种在大户人家拥有金钱能接济娘家的日子。无爱无性的婚姻对曹七巧来说固然是一个打击，然而她自幼养成的泼辣、倔强的性格，使她并不像人们认知里的那个时代的女性一般，或忍气吞声，或默默无闻，削弱自己的存在感。

嫁给姜家的残疾二少爷后，曹七巧虽在嘴上抱怨，但面对姜家人的嘲讽和不屑，她并不是一心想要远离姜家，而是极力表现自己，亲近讨好刚嫁过来的三奶奶，把对爱情的渴望转移到自己的小叔子身上，并努力让自己生下一儿一女，以求稳固自己在姜家的地位，维护自己的权利。在欲爱而不得的处境中，她将情爱欲转化为对金钱的占有欲。金钱本是摧毁她幸福的东西，但是曹七巧在长达十年的反抗中，渐渐意识到金钱的力量，于是在一系列纠葛与挣扎中，她选择向现实妥协，将全部的希望都寄托于金钱。在姜公馆，哥哥嫂嫂来看她，她一方面絮叨哥嫂，一方面“临走的时候她也没少给她们东西”。另立新家后，一方面她怕长安被春熹以感情的名义欺骗，一方面在女儿拥有爱情的时候又想尽办法阻拦。这些都是曹七巧性格中纠结的表现。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嫁入显赫的姜家看似令人羡慕，但殊不知，正是这场“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使本泼辣大胆的灵动少女变成了套着“金锁”的疯子一样的母亲。可以说，正是这“囚笼”一般的婚姻将曹七巧推向可悲可叹的人生道路。曹七巧始终处于现实环境的嘲讽和鄙夷中，在生活和精神的双重压迫下，人性的“恶之花”种在了她的心中。无论是作为使人厌弃、引为谈资的新妇还是令人骇然、阴森可怖的寡母，曹七巧的一生都是一出与环境格格不入的悲剧，地位卑微只好锁金，求而失败只好锁情，爱而不得只好锁心。张爱玲在《金锁记》中所塑造的这样一个女性，打破了人们观念中的传统母亲形象，是“母亲形象的错位与异化”，她对儿女的“爱”是变态、邪恶的，将自己的悲剧加诸孩子身上，她的悲剧人生令人既痛恨又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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