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只是刚刚涉足中国音乐的研究，但我对于所受到的礼遇已是心存感激。这里，我姑且把以下的想法称之为“断想”。

当然，西方作曲家能够在中国新音乐中找到许多有趣且有价值的东西，但我更想探讨的，是一个据我所知并未被广泛谈及的话题。

简言之，我认为，通过聆听和思考过去40年间的中国新音乐，可以使我们获得一条反观西方音乐文化局限性的途径。这种“局限性”，源自于欧洲现代主义者对历史或传统的恐惧。

需要声明的是，我所说的“局限性”并不具有消极的意味。具备意识到局限性的能力也是成长的一种方式。限制不一定代表止步不前，恰恰相反，它预示着我们可以找到跨越的边界。向前一步，我们将迈入一个更为广阔的新世界。换言之，感知这种“局限性”可以让我们从一些全新的视角对自身文化进行更为深入的审视，进而使其得到更新，保持新鲜活力。感知自身文化局限性的方法就是去深入体察另一种文化，然后找到彼此间的差异。如果能够通过对文化差异的认知去修正自身的文化，将受益无穷。实际上，于我而言，这也是一种文化融合的好方法。

令我感到惊异的是，中国新音乐与欧洲或“西方”新音乐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在于它们传统文化艺术价值观上的不同。我知道，这种比较可能会引起人们对于战后西方音乐传统的深切忧虑。但这种不同是可听可见的，因为无论是当代中国音乐还是欧洲音乐，都可以看做是“新音乐”的一个分支，即一种以使用通用的且易于共享的记谱技术来界定的国际性创作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