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越 周荐

摘 要 文章在学科体系之宏大背景下，以汉外、古今、方普为视角，考察词汇学研究对象及词汇单位所辖范围，继而运用系统论的八条基本原理，即系统之整体性、层级性、开放性、目的性、稳定性、突变性、自组织性、相似性等来考察现阶段的词汇系统，以此来论证语词之当合不当分，期冀深化对汉语词汇系统自身特征之认识，并引发学界在普通词汇学之更大范围内对语词之当合不当分做更深入的理论思考。

关键词 学科体系 汉外 古今 方普 系统

一、 引言

近年来，汉语词汇研究呈现日益繁荣之景象，相关著述层出不穷。从词汇学研究涉猎对象看，成语、惯用语、歇后语、谚语等熟语单位，“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语言的运用中为语法所组织而成为语言的建筑材料单位。它们仿佛模块（chip），自成一体，内部凝聚，对外排拒”（周荐2004）。故此，上述熟语单位常被视为词汇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广为学界接受。但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熟语类辞书的大量编纂及熟语单位研究的深入，温端政等撰文著书拟将成语、惯用语、歇后语、谚语等熟语单位从词汇学中剥离出去，倡立一门新的学科——“汉语语汇学”。本文在学科体系之宏大背景下，以汉外、古今、方普为视角，考察词汇学研究对象及词汇单位所辖范围，并运用系统论之整体性、层级性、开放性、目的性、稳定性、突变性、自组织性、相似性等八条基本原理[1]，论述现阶段词汇系统宜将语词裒辑于一处进行研究，即语词当合不当分。

二、 在学科体系之大背景下考察词汇单位所辖范围

1. 以汉外为视角看词汇学研究对象及词汇单位所辖范围

以汉外为视角，即在普通词汇学框架内去考察具体词汇学出现的问题，在汉语以外的其他诸语言中考察词汇学研究对象及词汇单位所辖范围，以此对语词之当合不当分做更大范围的学术讨论。这既有助于明晰汉语词汇学之学科发展方向，对深化普通词汇学的理论亦具有重要意义。汉外视角包括两方面： 一是以汉语外的诸语言词汇学研究为视角；二是以汉外词汇对比研究为视角。下文分别加以述之。

先以俄、日、英等具体语言为例，考察诸语言的词汇学研究对象及词汇单位所辖范围，以此来讨论近年来汉语词汇学出现的“语词分合”问题。

关于俄语词汇学的研究对象及词汇单位所辖范围，库兹涅佐娃（1988）曾指出，“词汇系统的单位不仅是词，而且还可以由一种特殊的固定词组来组成，这就是通常所称的熟语短语或熟语……作为词汇系统的单位，它们的外在形式跟词组很相似……熟语学是词汇学的一个特殊部门，兴起得比较晚”。凌建侯与杨波（2011）、王辛夷（2013）等在研究俄语词汇学时，都将俄语成语作为俄语词汇学的研究对象及词汇单位所辖范围进行考察。可见，将成语等熟语单位作为俄语词汇学研究对象及词汇单位所辖范围，已被中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所验证。

再看日语词汇学研究对象及词汇单位所辖范围。日语也将惯用语等熟语单位作为词汇学的研究对象及词汇单位所辖范围。如朱京伟（2005）224从词性角度对日语“连语（常由两个以上单词连接，起到一个单词功用的词）”“惯用句（惯用语）”等单位进行了分类论述，认为惯用语包括“动词惯用语、形容词惯用语、名词惯用语”（朱京伟2005）231234等。高文汉（1990）、吴侃（1999）、陈燕生（2003）等皆在各自的日语词汇学研究著述中，将惯用语作为日语词汇学研究对象及词汇单位所辖范围。

与俄、日语类似，英语词汇学历来亦有将惯用语等熟语单位作为研究对象的传统。伏尔诺等（1959）曾指出，“语言的词汇不只包括单个的词，而且还包括固定的词组，固定词组跟单个的词一样地用作表达概念的工具”。Leonhard Lipka（1990）亦将惯用语作为英语词汇学的研究对象及词汇单位所辖范围，并将其定义为：“Idioms are defined there as formally complex linguistic expressions whose meaning is not derivable from that of their constituents.（惯用语是语言中复杂的短语形式，其意义不能从其构成成分中推知。）”D.A.Cruse（2009）在研究词汇语义学时，更是明确指出：“From our point of view， all idioms are elementary lexical units.（我們认为，所有的惯用语都是基本的词汇单位。）”。林承璋、刘世平（2016）在论述英语词汇学时，亦提及了“英语习语（English Idioms）”问题。

以上分别在俄、日、英等具体词汇学内部考察词汇学的研究对象及词汇单位所辖范围。下面再以汉外词汇对比研究为视角，即在普通词汇学学科背景下重新审视这一问题。词位作为词汇的基本单位，英国语言学家Lyons（2000）曾将其分为wordlexeme（词的词位）和phraselexeme（短语的词位）两种，后者一般指熟语等功用相当于词的语言单位。受此影响，词汇的定义常表述为“语言里的词和词的等价物（如固定词组）的总和”（张永言1982）。在汉外词汇对比研究中，当前已有著述多采用“语词合一”的整体观来开展词汇对比研究。如周国辉（2002）、刘世生与周玉芳（2002）等在汉英词汇对比研究中，将成语、谚语等作为词汇单位进行研究。戴昕（2002）等在汉俄词汇对比研究中，亦选取了成语、俗语、谚语等作为词汇单位进行研究。

2. 以古今为视角看词汇学研究对象及词汇单位所辖范围

词汇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就古今汉语词汇形成而言，成语、惯用语、歇后语、谚语等都是词汇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2]在古汉语词汇研究中，何九盈、蒋绍愚（2010）曾指出，“在古汉语中，除了一般词汇以外，还有一些固定词组和特殊词汇。它们的构成和使用都有不同于一般词汇的特点”。并进一步论述了“成语、谚语、由典故而形成的词、方言词和社会习惯语”等。结合当前汉语词汇史所做的分期研究可见，学者们大抵采取“语词合一”的整体观来将语词裒辑于一处开展词汇研究。

关于上古汉语词汇研究，潘允中（1989）指出，“汉语的成语和典故……在结构上比较稳定，统称为固定词组……无论是成语还是典故，都具有巩固语言的重大作用，是汉语词汇发展史的组成部分……成语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这应当追溯到上古前期”。王力（1993）指出，“上古时期，某些重要的著作影响深远，由此产生的成语和典故也就特别多”。并结合“匪夷所思”等实例，对古今成语的源流、演变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殷国光等（2016）在进行上古汉语词汇史相关论述时，指出“上古谚语和成语的形成比较接近，都以四字格为基础，相当一部分成语是由谚语转化而来的”。并进一步总结了上古谚语和成语的特点。可见，将成语、谚语等语言单位与复合词裒辑于一处进行研究，并将其作为词汇学研究对象及词汇单位所辖范围，是汉语词汇系统的客观反映，上古汉语词汇研究之相关论著即可佐证。

再看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王云路（2010）387在论述中古汉语复音词类型时指出，“并列式、主从式之外，还有一类经过词组、短语甚至典故等简化凝固而成的特殊复音词，是不能用一般的构词方式进行分析的。笔者大致分为省略式、紧缩式和凝固式三类”。并例举如省略式的双音节复音词“请间”，是“请间言（谏）”的省略。再如“清闲”是“赐清闲之燕”（或“赐清闲”）的省略等。王云路（2010）743进一步明确指出，“在汉魏六朝作品中，除了许多独立运用的词以外，还有一些固定词组、短语为人们所习用，它们也是词汇的组成部分，通常称之为熟语。熟语的范围很广，包括惯用语、成语、歇后语、谚语及格言警句等”。殷国光等（2016）在论述中古汉语词汇时，亦总结了中古谚语和成语发展特点。可见，复音词与成语等在结构上系联为一个整体，这是词汇系统之整体性、层级性等诸特征的表现，“语词分立”显然会削弱词汇系统之整体性并进而破坏词汇系统之稳定性。

关于近代汉语词汇研究[3]，蒋冀骋（1991）指出，“要讨论近代汉语词汇的来源，方言俗语是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方俗语和行话在近代汉语所出现的新词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如方俗语“三脚猫”等。向熹（1993）指出，“近代汉语成语有极大的发展，成为近代汉语词汇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顾之川（2000）在研究明代汉语词汇构成时，专门对谚语、歇后语、惯用语、成语等熟语单位进行了论述。袁宾等（2001）在谈及20世纪的近代汉语词汇时，将成语和谚语作为专类词语进行了论述。张能甫（2002）在对成书于近代汉语时期的《旧唐书》进行词汇研究时指出，“熟语包括成语、惯用语、格言、谚语等，是词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周文（2009）在谈及近代汉语词汇的构成时，将惯用语、成语等作为考察的对象。陈明娥（2011）对成书于近代的《朱子语类》的词汇研究，亦包括四字成语及惯用语等。徐时仪（2013）3在《近代汉语词汇学》中指出，“词汇是构成语言的建筑材料，即语言中所有建筑材料（包括词和熟语等）的总汇”。

关于当代汉语词汇学的研究，学界论述较多。如竺家宁（1999）认为，词汇可分“词素、词、词组”等三个层次，他们都是词汇学研究的对象。关于成语的特征，竺家宁（1999）进一步指出，其“在词汇层次上来看，虽然表面是一个词组或短语，甚至是一个句子，但实质上他相當于一个词……成语是一个词”。周荐等（2008）在《20世纪中国词汇学研究》中亦明确指出，“汉语词汇单位中的熟语是指谚语、歇后语、成语、惯用语等语言单位”。综上所述，以古今为视角，汉语词汇史在各时期发展过程中，成语等单位一直是词汇学的研究对象及词汇单位所辖范围。

3. 以方普为视角看词汇学研究对象及词汇单位所辖范围

以方普为视角，即在共时平面来考察汉语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词汇差异，方言词汇是普通话词汇的来源。通过方言词汇研究中对于成语等单位的处理，我们可以明晰方言词汇研究对语词关系是如何进行界定的。

在《19世纪西方传教士编汉语方言词典》这一书系中，我们选取《上海方言词汇集》（1869）、《宁波方言字语汇解》（1876）、《西蜀方言》[4]（1900）三本书，以此来揭示早在19世纪中晚期至20世纪初，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及学者对于汉语方言词汇单位是如何认定的。《上海方言词汇集》辑录不少19世纪中晚期上海方言的熟语单位，如“勿出工（指便秘）”“做生活（指工作）”“晦朔弦望（指月亮从亏到盈再到亏期间的四种状态和对应的日期）”“七曲八袅（指弯弯曲曲）”“光景是肯个（指看样子是愿意的）”等。《宁波方言字语汇解》（2016）辑录的熟语单位有“虾当眼（指依赖别人的建议。该表达源于熟语‘海蜇虾当眼，指海蜇没有眼睛而依赖于虾来感知环境。）”“口气石硬”“两下做冤家”等。《西蜀方言》辑录的熟语单位如“打游火、开滥条”等。据统计，《西蜀方言》收谚语401条，如“拜年酒盅对盅，栽秧打谷工换工”等（李晓东2011）。可见，当时的西方学者在研究汉语方言词汇时，是将惯用语、成语、谚语等单位与复合词裒辑于一处进行研究的。

以下结合当前方言词汇研究来考察这一问题。聂志平（2005）将黑龙江方言的成语、惯用语、歇后语、谚语等作为词汇单位进行考察。邓英树、张一舟（2010）在四川方言词汇研究中，也加入了成语、惯用语、歇后语、谚语等单位。北京市方志馆（2015）在列举北京各区县方言词汇时，亦收录了成语、惯用语、谚语等单位。沈昌明（2016）在徽州方言词汇研究中指出，“徽州的方言熟语众多，从这些熟语的内容看，有俗语、谚语、歇后语和童谣等”。再以《两岸生活常用词汇对照手册》（2014）为例，其所收录的词目亦含四字格及以上表叙述性的熟语单位，如“零存整取/零存整付”等。

综上所述，在学科之宏大背景下，考察汉外、古今、方普后发现，将成语、惯用语、歇后语、谚语等语言单位，作为词汇学研究对象及词汇单位所辖范围，无论是在共时平面，还是在历时平面；无论是在汉语词汇学内部，亦或是在普通词汇学范围内做更深入的考察，似可达成一致共识，即词汇学历来采取“语词合一”的整体观来开展研究，语词的差异仅是词汇系统层级性等诸特征的客观体现而已，而非另立学科的缘由。换言之，温端政等因语词差异而倡立的“汉语语汇学”，于词汇系统及词汇学的学科发展而言，显然是弊大于利。为进一步论证语词之当合不当分这一观点，下面我们拟用系统论之八条基本原理来全面考察词汇系统诸特征。

三、 运用系统论的基本原理来考察“语词分合”问题

语言是一个动态有机的整合系统，而非静态封闭的孤立系统。词汇系统作为语言系统之子系统，同语言系统一样，须遵循系统理论的基本原理及规律。关于词汇系统的研究，学界多有论述。[5]下文拟在学科体系之宏大背景下，结合系统论的基本原理，全面考察词汇系统之诸特征，以此来加深语词之当合不当分的认识。

何谓系统？“按照普通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的观点，所谓系统，就是由一组元素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而构成的有机整体。”（昝廷全2017）“整体性就是系统的最基本的特征。只要是一个整体，就是一个系统。语言词汇就是一个由多种词汇成分构成的整体，所以词汇就是一个系统。”（徐国庆1999）5

“整体性、层级性、开放性、目的性、稳定性、突变性、自组织性和相似性，是种种系统的八种基本特性，每种基本特性也就是系统的一个基本方面，将它们进一步的概括，就形成了系統论的八条基本原理。”（魏宏森，曾国屏2009）205词汇系统受系统论八条基本原理的规约，亦应表现出以上诸特征。赵越与周荐（2017）已对词汇体系之“层级性、制约性、整体性、开放性”等诸特征进行过相关论述，故下文只对词汇系统之“目的性、稳定性、突变性、自组织性和相似性”等诸原理，逐一加以说明。

1. 词汇系统之目的性原理

“系统目的性原理指的是，组织系统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在一定的范围内其发展变化不受或少受条件变化或途径经历的影响，坚持表现出某种趋向预先确定的状态的特性。”（魏宏森，曾国屏2009）238

结合诸语言词汇发展史及具体词汇学学科的创立，词汇系统之目的性，在语言系统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因此其与词汇系统之开放性是息息相关的。[6]由于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诸要素中的个体词汇单位作为具体的信息载体在实现信息传递的动态过程中，其所形成的词汇系统，通过与人类所处交际环境之物质、能量和信息进行交换，使得词汇系统受交际环境影响[7]，并反向影响交际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语言的词汇系统作为人类交际的重要工具，必然针对不同环境做出反应、调整乃至到具体的词汇单位的选择，其目的性随即呈现出来。以汉语词汇系统为例，从单字词发展为双字词及双字以上的复字词语，成语、惯用语、歇后语、谚语等单位亦是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的。若将“语词分立”，只保留词汇系统中的复字词等有限的词汇单位，而将成语等分立出去，必然会大大削弱词汇系统发展变化之目的性。

2. 词汇系统之稳定性原理

“系统的稳定性原理指的是，在外界作用下开放系统具有一定的自我稳定能力，能够在一定范围内自我调节，从而保持和恢复原来的有序状态、保持和恢复原有的结构和功能。”（魏宏森，曾国屏2009）260

词汇系统包括词汇结构、意义等分系统，而词汇系统作为语言系统的构成部门，是一个处于相对稳定状态的子系统。[8]词汇系统既然是一个多种词汇单位（既辖词，又辖语）构成的整体，为了维持系统的稳定性，在词汇系统自古至今形成的过程中，既辖复字词，也辖成语等单位，这样词汇系统才能在稳定的基础上得以完善、发展。“语言演变从历时角度看，多为宏观性。即不是瞬间行为，而是一定的时间产物。”（刘国辉2015）89“正如Dixon在《语言兴衰论》中提出的‘间或打断的稳态趋同演变模型（‘聚变——裂变模型），语言演变大部分时间处于聚变期。裂变仅仅是偶尔发生。也就是说，语言变化总体上是以趋向区域平衡的聚变为主，只有当大规模的移民潮发生，才涉及中断式的分化裂变或激变。”（刘国辉2015）8990温端政等在短时间内将“语词分立”，另创学科，违背词汇系统的演变规律，势必在将成语等单位在从词汇系统剥离的同时，破坏了词汇系统的稳定性。

3. 词汇系统之突变性原理[9]

“系统突变性原理指的是，系统通过失稳从一种状态进入另一种状态是一种突变过程，它是系统质变的一种基本形式，突变方式多种多样，同时系统发展还存在着分叉，从而有了质变的多样性，带来系统发展的丰富多彩。”（魏宏森，曾国屏2009）249

正如Dixon提出的“裂变聚变”模式一样，“裂变期的到来既可能是由于语言因素也可能是由于语言之外的原因。首先来看语言因素引发裂变的可能性。一个语言可能（从自身的语言系统中，就像基因突变）演变出几种新的语法范畴或者从句结构，使得语言交流更加便利……或者一个语言同另一个结构显著不同的语言进行接触……增大它原有的语法库。”（罗伯特·迪克森2010）[10]汉语词汇系统从复字词到某一时期发展出大量成语、惯用语、歇后语、谚语等不同层级的语言单位，这是词汇系统质变的形式表现。成语、惯用语、歇后语、谚语等在发展壮大词汇单位的同时，更是通过与复合词间的密切关联，极大地提升了词汇系统的丰富性，促进了整个词汇系统的发展。词汇系统之突变性具体可从复合词与成语等在形式、语义、语体、语用等方面所呈现的特征差异来进一步阐释。

4. 词汇系统之自组织原理[11]

“系统的自组织原理指的是，开放系统在系统内外两方面因素的复杂非线性相互作用下，内部要素的某些偏离系统稳定状态的涨落可能得以放大，从而在系统中产生更大范围的更强烈的长程相关，自发组织起来，使系统从无序到有序，从低级有序到高级有序。”（魏宏森，曾国屏2009）271

深入到各时期的社会体系中，语言的发展是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的。人类诸语言在各自语言内部就是一个不断演化的自组织系统，是一种耗散结构，它不断从语言外部输入物质、能量和信息（作为新词语产生的材料），又不断向语言外部输出随着时代消亡的废旧词语等。[12]词汇单位从单字词到复字词，再至成语等单位的层级性表现，即体现为词汇系统的自组织。束定芳（1990）在谈及语言系统发展的自组织时指出，“人们的追求秩序、经济和优美的心理是促使语言系统不断自组的指令性的重要根据，它们互相联系，互为因果，相互作用，与社会交际需要这一语言发展的外部原因一道，使语言持续发展变化”。钱学森（1982）也曾指出，“系统自己走向有序结构就可以称为系统自组织”。词汇系统将语词裒辑于一处进行研究，并不会打乱整个词汇系统的秩序。相反，在各级词汇单位有序发展、完善的过程中反而能更好地体现词汇系统的自组织。温端政等对词汇系统的自组织视而不见，人为地将“语词分立”的做法显然并不足取。

[7]词汇系统受交际环境影响，可从两方面加以考量。一方面是新词语不断被造出，成为词汇系统各单位的新成员，另一方面是旧词语逐渐被汰除，走入历史。详见周荐（2016）363371“词汇的发展、变化和规范”相关论述。

[8]词汇系统之稳定性，源于系统科学所言之系统的稳定性。“系统的稳定性是开放之中的稳定性……只有在动态之中才能保持稳定……对于封闭系统，由于它必定自发地向无序状态演化，所以实际上是没有稳定性可言的。”（魏宏森，曾国屏2009）262词汇系统的稳定性正是体现为其在汰旧纳新的过程中，既含“词”，又含“语”。如将“语”人为地从词汇系统中剥离出去，于词汇系统之稳定性而言，显然百害无益。

[9]系统的突变性原理是在突变与渐变的对立统一之中来把握的。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汉语词汇系统中新词新语（既辖用于日常交际的普通词汇，又辖用于某一特定学科领域的术语词汇）的大量增生，使得新词新语类词典大量出版，即是词汇系统在其历史渐变发展过程中这一阶段发生突变性的有力证明。

[10]历史上，东西方各有一次大规模词汇转移，即可为证。西方的词汇转移是自公元1066年法国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英国起，至公元1400年，约300年时间里，进入英语的法语词汇约11万个，其中75%的词汇一直沿用至今。东方的词汇转移则是日本在中国隋唐时期，政府因派出众多使节、学者及僧侣来中国学习汉文化，便从汉语借用了大量词汇。现代日语中，通用汉字约3000个，进入日语的汉语词汇至少在1万个以上。这两次词汇转移显然属非语言因素的政府行为。这两次词汇转移跨度大，属跨语族转移。以上两次词汇转移在漫长的语言史上体现了词汇系统之突变性。

英德语同属日耳曼语族下面的西日耳曼语支，而法语与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则属拉丁语族。显然英法的词汇转移属跨语族转移。汉日两种语言也属跨语族词汇转移。汉语属汉藏语系，而日语归属问题尚存疑义。（田寨耕2003）

[11]有学者将其称为“词汇系统的自我调节”，如徐国庆（1999）203209。我们沿用系统科学“自组织原理”这一说法。

[12]邢公畹先生在谈到“语言是一种耗散结构”时指出，“自然界中一切‘活的有序结构如果不能从环境中吸收物质和能量并且把它加以消散，那么，这一有序结构就会破坏、消失……那么，这一语言也就立刻结束它的‘生命……如果说，凡是在物质与能量的消散中才能维持的有序结构都叫作‘耗散结构，那么语言恐怕也是一种耗散结构”。（刘叔新1984）

[13]词汇系统之相似性体现着词汇系统的统一性。实际上词汇系统各单位间是在相似和差异的对立统一之中体现出词汇系统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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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越 南京师范大学国际文化教育學院 南京 210097）

（周 荐 澳门理工学院澳门语言文化研究中心 澳门 999078）

（责任编辑 马 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