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先锋”与“后先锋”是两个相互纠结、互相界定的概念，这两个概念在它们当年出现的时候就已经相互界定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先锋的概念开始流行，与此同时，人们就开始关注“后先锋”，当时的“先锋”和“后先锋”实际上是当时受到现代主义影响的文学思潮和文学写作实践。这里的第一波可以说是以王蒙等人为代表的“意识流”小说到当时不少人尝试的“象征”小说再到“寻根”文学和当时以刘索拉和徐星为代表的具有某种社会反叛性的文学。这里的写作其实受到过去中国文学界一直并不熟悉，也相对隔膜的整个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潮流的影响。

这种影响正是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到八十年代开始的对于现代主义的大量译介为前提的。这种影响在相当程度上也应和了文革结束之后，面临改革开放的社会。当时的社会有一个相当重要的特点，就是观念的冲击超前于实际生活的变动。因此，这种“现代主义”即是一种重要的文学“形式”的变革，当时文学界在讨论的是如何能够有可能超越传统的现实主义“写实”要求的限度，走向一个更为开放广泛的新的表意天地。这就导致了当时的纠结和争议一开始就集中在所谓的“看不懂”之上。当时在计划经济的传统之下文学想象相对严格地局限于“写实”，这种新的形式变化其实会造成重大的冲击。如当时王蒙的一些小说，在思想观念上和当时的“反思文学”相当接近，但其所谓“意识流”的方式却引发了相当大的争议和关注，也让他的小说具有了先锋性。于是，要通过“先锋”进行形式的变化就成了一个重要的特性。当时的一些对外部世界有强烈兴趣的作家对于现代主义的复杂技巧所带来的形式冲击感到强烈震撼。而有趣的是，这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这也导致了小说整体的变化。由于现代主义的复杂技巧和叙述方式的介入，使得原有的统一的文学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

而到了八十年代后期，这种变化更为深化，一批被称为“后先锋”的更为前卫的作家出现。如余华、格非、马原、洪峰等，他们的作品当时被认为是“实验文学”，也在某种程度上被称为“后先锋”，他们在叙述方面有了更为彻底的实验。这些实验有现代主义的技巧，也有来自后现代的诸多叙述方式的变化。这些都在当时被认为是比先锋更加先锋的东西，乃是一种“后先锋”。于是，“先锋”和“后先锋”实际上在当时都是被理解为一种先锋的不断延展的结果，是一种延伸的观念，都是笼统地被视为“先锋”大概念下的事物。实际上，在当时就出现了“先锋”和“后先锋”和某种传统的文学之间的分化。这造成了文学界的一种潮流之争。这种潮流之争首先是在所谓的“形式”的领域中展开，后来也弥漫到了被视为“内容”的领域之中。

这种分化一开始就是“先锋”与传统文学之间的分化。“先锋”和“后先锋”现在看来实际上是一體的。只是在时间上有先后，也有某种代际嬗替的含义，但后来这种先锋与传统的分化最终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转变为了“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分化。而这种分化最终导致了一种和原来的“后先锋”不同的对于“后先锋”的理解。

二

实际上，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文学有两个“分化”的进程对于当代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和作用。一是九十年代出现了纯文学和以类型为中心的通俗文学的分化，二是到二十一世纪之后，又出现了全新的分化，也就是出现了网络文学和纸质文学的分化。这两个分化一个是纸质文学的新的格局的出现，另一个就是随着作为新的媒介和载体的网络的出现。在这个过程之中，“后先锋”的性质和定义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这些年中，随着文学本身的连续分化过程，今天的“后先锋”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特指，也就是和“纯文学”类似与重叠的概念，但是纯文学中相对具有某种足以代表“纯文学”特质的文学。

这里所指涉的正是当下“纯文学”所具有的某种独特的“区别性特征”。这里的“后先锋”实际上是代指“纯文学”的主流的形式表征，也就是某种“现代主义”的表达和“现实主义”的写实架构之间的结合。这种结合正是今天纯文学的主流形态。现在看来从九十年代的《活着》《废都》《白鹿原》《丰乳肥臀》等当时的重要作品直到二十一世纪以来的《生死疲劳》《极花》《妈阁是座城》《北鸢》等等作品，虽然风格各异，但实际上都是采用的一种相似的创作路径，也就是现代主义许多复杂技巧和表意方式的运用，和基本延续传统的现实主义故事框架的结合。这种写作的基本路径，已经是“纯文学”最常用和最能够为社会接受的主流写作方式。

这是下述几个原因决定的：

一是“现代主义”无论在文学教育还是社会之中，已经经历了充分的普及。对于“纯文学”的接受群体，那个绝对人数并不很少的“小众”而言，这种相对复杂的技巧和表意方式，就是“纯文学”的基本标识，没有这样的复杂性表达，直接讲述故事的作品往往被视为简单，成为缺少文学性的证明。同样对于有志于“纯文学”的作者来说，这种现代主义的技巧也是其基本文学素养的一部分。

二是仅仅依靠激进的实验性的文本，其实是难以在一个可以持续的“纯文学”空间中运作的。如果始终坚持八十年代后期一度出现的激进叙事实验，是无法让有文学素养的中产的“小众”读者认可的，那些实验仅仅是二十世纪初及中叶保留下来的文学资源。小众的“纯文学”读者所需要的并不是一种走得很远的激进文学实验，也并不执着于实验，而是需要“纯文学”赋予他们的某种特殊的精神含义。这就需要一个更为妥帖的故事框架。在中国的“纯文学”之中，这一故事框架往往是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复杂历史。对于这种历史的现实主义“写实”故事应该是最主流的选择。

现在看来，这样的作品是“纯文学”写作的重要框架。这种在内容架构上的写实性其实也容易引发“小众”读者的兴趣。现在看来，没有现代主义的技巧和讲述方式与现实主义的写实故事的结合，就没有当下的“纯文学”。这种“纯文学”从其特色而言正是所谓的“后先锋”。它承继了先锋的基本形式特点，而且将原来的先锋性变成了纯文学本身的标志，用以区隔通俗文学和网络文学。这种“后先锋”既是先锋的泛化，又是先锋的转化。“后先锋”在今天不是一种激进的形式实验的存在，而是一种区隔的标志，也是阅读选择的标志。这种状况其实和西方文学这些年的状况很有相似之处。“后先锋”由此就意味着一种文学机制的特殊表征，现在的“纯文学”正是依赖它来运作的。它已经和八十年代的“先锋”“后先锋”等观念不在一个层面上。这是二十世纪以来现代主义的全球思潮的一种普泛化，但同时也是其形态的根本性转变。这种现代主义的延伸或展开，已经不具有原有的冲击，而是一种必要的中产化的文化品位象征。这个变化其实是中国文学当下的新生态的表征。

作者简介：

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