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玲儿

1、重返青山村

决定去青山村已是2017年3月。

从宜昌到秭归如今全程高速，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县政府。扶贫办的工作人员正在等候，一张戴着眼镜的年轻面庞，年轻到我一度以为认错了人。毕竟，1990年出生的帅哥和山区扶贫，怎么看都觉得画面违和。

车没有多停歇，直奔周坪乡青山村。哦对，周坪已经不再叫周坪，现在叫九畹溪镇，而青山村，也改名为中阳坪村。十一年过去了，地名改了，陪同我重返旧地的人也换了，是否意味着我将看到与十一年前迥然不同的景象？生活在那一片山水的人们，搬出来也快二十年了，他们，如今又是过着怎样的生活？曾经的不安全感和自卑、贫困与焦虑，是不是已经在慢慢远离？那些因山路遥远而一辈子没有到过县城的老人们，这些年可有去秭归的茅坪看看吗？可有看到与县城毗邻的三峡大坝雄伟地矗立？可有看到高峡出平湖的美景？

山区的三月总是忽晴忽雨，完全不可琢磨。就如这不可琢磨的人世变幻。只是，无论世事如何变迁，至少我践行了诺言，又回到了这里。

却遇到了老熟人。2006年我初进青山村采访，他一直陪同左右；1997年青山村开始实行搬迁，他是进驻到村里的工作组主要成员。对于周坪乡这些年来的扶贫，应该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十一年未曾见面，他依然在扶贫的基层坚守着，按他的说法，是要“坚守到明年退休”——他就是原周坪乡扶贫办主任秦士进。

九畹溪镇政府搬进了新的大楼，扶贫办也有了不错的办公场所。十一年之前，周坪乡扶贫办还在一座低矮昏暗的房子里办公。还记得某次采访回来得太晚，车子刚刚转到停车场，便看见两个工作人员在房前的台阶处张望，在强烈的车灯照射下，他们慌慌张张后退了几步，似乎也长长舒了一口气。我抬起头，看到了满天星光，映衬着丝绒一般的夜空，异常明亮。那寂静的乡村，隐藏的真情，和如水一般的星光呈现着，那么美，那么璀璨，让人心生温柔。顿觉一片澄明。

这繁复人世间的温暖瞬间，或者正是我坚持旧地重游的原因？

车继续前行。大都是笔直的马路，似乎十一年之前的坎坷不平、蜿蜒曲折早已烟消云散。只剩下这康庄大道，让行路人不再心有烦扰。车平稳地走着，转过一个弯，下了一个坡，始终行驶在山水之间——左边是高耸着的连绵山脉，山下是静静流淌着的九畹流，右边倒是成片的农田，金黄的菜花、青绿的麦苗和时隐时现的阳光，看得人心生欢喜。

“看，那就是青山村。”同去的秦士进遥遥指着前方的一座山，我顺着手指的方向，发现那里有好几座大山错落着，不知道他究竟指的是哪一座？但我知道，无论哪一座，都和青山村一样，有着令人无法想像的过去。而它们的现在和未来，应该是可以看见的吧？

山里的樱桃花开得格外灿烂，远远望去，有娇羞地掩映在树林里的，也有大片大片怒放的，更多的则是三三两两散落着，独自盛开，和周围的青山、树木、杂草，以及那些不知名的小花相映成趣。这才是活泼生动的田野啊，任何自由自在的生长都值得驻足远眺。

再一次开始爬山时，我知道可以仰望的那一座山上就隐藏着青山村。多年前来到这里时，蜿蜒的山路、陡峭的悬崖和湍急的河流令人望而生畏，而这一次，悬崖和河流依然在，山路依然是十八道弯，却没有了畏惧感。也许时间带走的，不仅仅是年少无知，更多的则是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第一批和第二批集中安置点就这样出现了。它们坐落在最高峰的山脚下，但在房子的下面，还有更多的山谷和盘山公路。可见，这一批安置点也并不是建在最低的山谷。二十年前，第一批从青山村搬迁下来的农户仅有8户，他们和随后搬下来的第二批农户居住在一起，相隔只有幾十米。整齐划一的楼房，门前小小的自留地，栽种的品种花样百出，有土豆、麦苗、白菜、大葱、蒜苗和豌豆苗。豌豆苗正是开花时节，白色的小花很是美丽，一小朵一小朵的，像极了长了眼睛的蝴蝶。

房子大都锁着门。惊蛰刚过，主要劳动力多不在家。除了几个老人。他们原本都在自家的门前坐着，聊天、喝茶、晒太阳，悠闲而自在，看到有车爬坡上来，停在安置点的空坝处，便都齐齐围拢了过来。因为过于偏远，以往看到外来的人和车，这里的人们大多只会远远地观望。在我的印象中，那时的他们是害羞的、畏缩的、自卑的，甚至是麻木的，与此时的他们判若两人——热情地打招呼、搬椅子、泡茶水，脸上带着笑容，曾有的懦弱和恐惧，现在踪迹全无。这是因为搬家了么？居住位置的变迁、生存环境的改变、甚至因九畹溪漂流的火爆所带来的成千上万游客，让他们看到了与青山村不一样的世界、见识了青山村之外的人们，所以拥有了不同于以往的自信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75岁的周功早和姚兴文是邻居，房子挨着房子。一看到秦士进，老人马上将他拉到一边，嘀嘀咕咕说着一些话，很是亲热。虽然已过古稀之年，老人依然精神矍铄、耳聪目明、极为健谈。发现有人在倾听他们谈话，周功早咧嘴一笑，乐呵呵地说：“我们大门口的路太窄了，过年伢们都开车回来哒，堵车，我给领导反映反映，要是能加宽就好了……”二十年前修建的安置点，现在来看，门前预留的道路是不够宽阔，仅够一辆车穿行。可二十年前为了修这样一条路，没有任何的现代化工具，全靠肩挑背扛，不可谓不艰难。同去的人打趣到，“您怕是想山上的老屋哒？那里够敞亮……”老人侧过身子，指着房子背后的山，自顾自地说：“搬下来好啊，你看那山，太高，爬不动……”

周功早老人一家是2000年从山上搬下来的，算是第二批搬迁户。山上原有5亩多耕地，主要以种植苞谷、土豆为主。搬迁之后，大部分田地享受了退耕还林的政策，栽上了槐树和樟树，极小的一部分土地逐步放弃耕种，时间一长，已成自然荒田，长满了杂草、灌木和各种不知名的野花。老人说，家里的年轻人都在外面，读书的、打工的、远嫁的，只会在春节回到这里团聚。虽然是喜笑颜开，但说到家里的孩子们，语气却有一些百感交集。背后的大山、门前的河流、蜿蜒陡峭的山路，暂且不说它们的好与不好，老人始终都是生活在其中，如今就这样被自己的子孙舍弃了，又怎会没有伤感？

阳光慢慢有了温度，老人敞开了厚厚的棉袄，皮质的帽子被他取下，过了片刻又重新戴上——山里就是如此，即便到了六七月，寒冷也是随时来袭。

他指着山脚下的河流，“天一热就能漂流了，人山人海，车都没得地方停，”停顿了一下，“伢们就关心几时能漂，还打电话回来问。他们现在回来就是当旅游哒，山上爬哈水里玩哈……”

一眼望不到边际的山林，碧波荡漾的河流，还有那此起彼伏盛开的各式花草，怎么看也是遍地风光。想到我们这一路走来，也时时被美景所吸引，也不怪老人这样说了。

可是十年之前，山还是这座山，河也是这条河，春天也是绿叶红花，秋天也有丰硕果实，但和当下的美景相比，始终感觉有些落寞。细细想来，当年人们为了耕种，砍树造田有之、填河造田有之、开荒垦地也有之，但这些耕田往往是东一块西一块，它们并不像是真的田地，更像是这片土地上裸露的伤口——森林之殇、河流之殇、大地之殇——无论怎样开垦、耕种，始终都有荒凉之感。而搬迁之后，农户大多选择了外出务工，农田耕种便少了很多，山还给了山林，河也还给了河流，一切都恢复到了最为原始的状态。即使风不曾改了方向，但经过这十多年的自然生长，山林终于长成了森林——森林里应该有的植物开始生长、繁茂，应该有的动物也慢慢回迁、繁衍。

青山村终于成为了真正的青山村。

2、不被磨灭的记忆

秦士进无如如何也没有想到，如今易地搬迁竟然成为了国家扶贫最为重要的方式之一。从1997年开始尝试搬迁扶贫，无论是从事扶贫的工作人员，或是搬迁至安置点的农户，大概没有人会预料到今天的局面。二十年过去了，国家开始浓墨重彩地推行易地搬迁，应该说，这也是在见到了搬迁所带来的各种变化之后作出的决定。

“你不知道，最开始在青山村实行搬迁时，阻力有多大……”秦士进有点感慨，但他并不是对着我说这句话，他所倾诉的对象，是一起上山的县扶贫办工作人员——出生于1990年的帅哥袁本峰。这算是两代扶贫人之间的对话吗？即将要隐退的老一代扶贫人，对着刚接任的新一代扶贫人，讲述着当年的困境、豪情和骄傲。或者，这也算是另一种传承？年轻的扶贫人，不仅仅是接过没有完成的扶贫攻坚任务，将需要帮助的人们带入光明之地，更重要的是，要将扶贫人面对困境时的勇气和坚韧延续下去。

其中的艰难与困苦，我当然是知道的。任何一样新事物的出现、新办法的推行，无一例外会遭遇众多的阻力。而这些阻力，就像是种种暗流，根本不知道它们来自于哪里、有多大的杀伤力，只能提心吊胆地往前走。

“秦主任当时就住在我家，卷个铺盖就来了，也不把自己当干部。”说这句话的是姚兴文，原是青山村3组的组长，也是第一批下山的搬迁户。搬迁之后，村组重新划分，他不再担任村里的职务，带着一家老小专心奔小康——天热了，九畹溪漂流开始营业，他就去漂流公司干活，天冷了就在家里捯饬山上的耕地。姚兴文家原有15亩土地，虽然搬下来二十年了，至今还保留了8亩农田，“我养牛啊、羊啊，种土豆、苞谷”。虽然上山种地不太方便，但他依然不肯放弃，“舍不得抛荒，有田种心里才踏实……”可现在孩子们读书的读书、打工的打工，家里的人太少，“种不了太多田……”

“当年决定搬迁的领导还是有远见啊，不然，这好日子也不会让我们提前过上了……”姚兴文停顿了一下，又自言自语，“好像是孙志刚……”一旁的秦士进深深吸了一口烟，看着远处的青山，“就是孙志刚啊，要不是他使大力，你们现在还得在山上遭罪哦……”距离秦士进不远的地方停着一辆摩托车，上面坐着一个40岁左右的男人，他一直没有说话，此时突然插嘴，声音很大，“那个人戴个眼镜，个子很高，我那时在村里看到他，还戴个草帽哦……”

对话令人猝不及防。

事实上，现场并没有任何人提起、或是试图提起某个领导，况且，搬迁也都是二十年前的旧事了。这么多年过去，在宜昌任职的书记、市长也都换了好几拨，对于普通人，大都不会特别在意哪一任领导是谁。而深居山区的寻常农户，如今还能清晰地说起当年的领导，不得不说，是搬迁这件事，让他们牢牢记住了孙志刚。只是，离开宜昌已经十二年之久的孙志刚，他可还记得坐落于偏远地区的青山村？记得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记得他曾首次在这里开展的搬迁扶贫么？他当年翻山越岭的青山村，而今已是茂密的森林；他曾经见过的一些搬迁老人，很多已到耄耋之年；他努力倡导并坚持实施的扶贫搬迁，早已是被列为国家扶贫的重要方式，在全国的很多贫困地区开始实施。

忘记一个人，往往不需要理由，而记住一个人的理由却有很多。因为搬迁，因为青山村是当年的试点，因为这批人成了易地搬迁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也因为他们实实在在感受到了搬迁之后的益处，所以，即便过去了二十年，不仅是当年的情形历历在目，他们更是牢牢记住了当年决策者的姓名。

何其幸运啊。对于青山村的农民，对于推行搬迁扶贫的决策者孙志刚，对于每一个参与过搬迁扶贫的工作人员，曾经的艰难与困险都只是过眼烟云，转瞬就被二十年的光阴所湮灭。而留下的呢？是勇气、是执着、是坚韧、是荣光，是美好生活的开端、更是一生都不会被磨灭的珍贵记忆。

3、搬出一片青山绿水

时间过去了这么久，如今的青山村可能不大被人记起了。二十年，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复写，它让婴孩成长为青年、荒山变成森林，也足以让一个家庭从贫穷走向富足；二十年，又是多少次的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可是对于搬迁扶贫，青山村在二十年前就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始，它影响、并且改变了以往的扶贫方式，如今很多地方推行的易地搬迁，大都是青山村搬迁的复刻。譬如远安。

严格来说，远安县并不算特别贫穷和偏远。可陈卫卫一再强调，偏远、贫穷、交通不便固然是搬迁的原因，但有一些地方根本不适合人类居住，只有易地搬迁才能够立即改变生存环境，让人们住得安心。

和青山村不一样的是，远安县洋坪镇百井村的村民是被地质灾害困扰多年。百井村约有19.7平方公里，耕地大约1400多亩，山林面积23000多亩。而在百井和余家畈一带，更是山峰林立，地形陡峭，相对高差达到了300米。而以往的人为切坡修路、无节制的资源开采，不仅导致地下出现大面积采空区，也让斜坡的稳定性极为糟糕，在某些较陡的地段，极易产生剥蚀-卸荷型崩塌。这种崩塌的诱因并非仅仅因为暴雨、或者山洪，而是山体在天长日久的存在中会突然卸重般地让一小部分山体、石头剥离，似乎一个不堪负重的人，要抖掉附着在身上的某些重物。这种崩塌基本没有太多的预兆。村民陈修菊告诉我，没搬家之前去田里干活，都能看到离自家耕地不远的山坡上翘着一大块石头，摇摇欲坠，“自掉不掉的，又不晓得哪时会塌下来，心里就不舒服……”

即使已经观察到某些地方有崩塌的迹象，依然无法预知崩塌的时间，其后果的严重性也无法准确判断——有可能只是几块小石头的掉落、也有可能会崩塌半座小山。在没有搬迁之前，政府唯一能做的只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诫村民，不要在崩塌迹象严重的地方建房子、耕种，就算出行也要远离这些地方。不建房子可以，可村民的很多耕地都是依着山、靠着坡，田要是不种了，如何养活一家老小呢？事实上，只要一天没有崩塌，村民便会继续耕种，自身的警惕也会慢慢放松，最终难免会发生让人后怕的结果。

终是搬走了。

单说百井村。远安县搬迁办在明确划分出需要搬迁的农户之后，规划、国土资源、林业和环保部门齐齐上阵，经过多方论证，在原百井村2组选择了更安全、更适合人们居住的地址，统一规划和修建了一小批集中安置房，房子按人均25平方的标准免费分配给各个搬迁户。安置点的附近，建有配套的沼气池、猪圈、划分给农户的自留地，甚至在入住之后，又统一给农户买了猪崽，让搬迁至此的农户能够安心住下来。即便安置点距离有些搬迁户要耕种的田地远了许多，农户每天必须早出晚归，和上班一样，可他们并没有过多的怨言，“起码不用再担心崩岩和滑坡吧。”

人一旦从危险的境地脱离，便不愿意时光再倒流，只因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从未有过的安稳和踏实。

社会无论怎样发展，总有无法到达的隐密之地、吃不上水的遥远山顶、几辈子不曾到过县城的人们。就如再温暖明亮的阳光，也有它无法照射的地方。何况有些地方虽然看起来无限美好，重重叠嶂的大山、风景怡人的树木、潺潺流动的溪流和弯曲盘旋的小路，暗地里却无时无刻不在酝酿着灾难，随时都有可能将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吞进暗黑的深渊。

所以我们搬走了。

留下依然让人们留恋的树林、田野、大山、岩石和清泉，以及那些千娇百媚的花花草草、英姿各異的飞禽走兽——这原本就是它们的天堂和乐园啊。如今，尘归尘、土归土，将天空的广阔还给飞鸟、树林的茂密归于走兽、大地的肥沃养育花草，而山泉，就让它们无尽流淌吧。世世代代，与人类的子子孙孙一起，无穷尽。

（原载《光明日报》2017.8.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