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海影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

王国维是最早使用“纯文学”概念的人。王国维第一次使用“纯文学”这一概念时，谈到“甚至戏曲小说之纯文学，亦往往以惩劝为恉。”[1]即明确指出戏曲、小说两种文体归属于“纯文学”。也就是说，中国第一次出现“纯文学”这一概念，并未给“纯文学”下一个定义，而是使用其文体意义。无独有偶，周作人在 《人的文学》中“从纯文学上举例”，列出的都是诸如《封神榜》《西游记》这样的小说或旧戏曲。[2]1935年刘经庵的《中国纯文学史纲》一书，更是明显地侧重“纯文学”的文体意义，这本书除绪论外分为诗歌、词、戏曲、小说四章。可以说，这本《中国纯文学史纲》的出版标志着文体层面的现代纯文学观的确立。

南帆曾谈到“一个具体的对象获得表述远不止获得一个词的命名，而且纳入语言体系加以定位”[3]。也就是说，每一个具体概念的出现和运用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伴随复杂的历史语境和关系结构。因此，在认识文体层面的“纯文学”概念后，我们还必须要追问“纯文学”概念的运用为什么首先被不约而同地指定在文体层面？为什么将“纯”的文体范围限制在诗歌、小说和戏曲上？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涉及二十世纪初文学观念的一次更新。事实上，纯文学正是在文学观念的更新中应运而生。1905年王国维在第一次使用“纯文学”这一概念，并没有为“纯文学”的第一次亮相做过多的铺垫，只是作为纯粹艺术的一个细小分支被顺带提及。与此同时，王国维突破以往以一时一地的实用价值作为衡量事物的标准，指出对知识的渴求和细微感情的捕捉是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恰恰只有哲学与美术才能满足人们对两者的需求，因此，即使哲学与美术不似政治那样可以直接作用于国家的利益，也不似道德那样可以教化人们，但因其关怀人永恒的知识和情感需求而被赋予极高的地位。在这里，人的微妙情感第一次被当作一种合理而神圣的需求提出来。也就是说，在有利于个人步入仕途升官发达和对社会的政治道德教化作用之外，文学的审美超功利价值被发现出来。正因为文学的审美价值长期被“文以载道”的实用价值所遮蔽，王国维用“纯粹”“纯”来指称和强调文学的审美价值，以期能在长期混杂着实用价值的传统文学观中凸显出文学的独立价值。

此后，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使用“纯文学”是侧重于文学独特的审美价值，并强调文学牵动着人的情感。[4]1933年金受申在《中国纯文学史 上》中进一步肯定文学关怀个人情感的审美价值[5]，而对文学审美价值的推崇的终极目标就是确立文学自身的独立价值。朱希祖在其《中国文学史要略叙》就毫不避讳地点名历史赋予“纯文学”的任务“以为文学必须独立，与哲学、史学及其他科，可以并立，所谓纯文学也”[6]确立文学独立地位的首要任务是突破以往“文以载道”观念对文学的束缚，并凸显文学的审美价值。因此，从现实和以社会效应出发的具有极强功利性的实用文体成为率先被排斥的对象，而小说、诗歌、戏曲这样具有较高艺术性的非实用文体就成为被推崇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纯文学”不仅仅是对文学文体的一次分类，更是通过文体分类的策略凸显长期被传统文学观所忽视的文学审美价值，并由此确立文学的独立价值。二十世纪初至三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使用“纯文学”文体意义的背后，蕴含着对文学审美价值的一次伟大发现，裹挟着确立文学独立地位的伟大任务。

“纯文学”的第二次现身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是一次给文坛留下深刻烙印的现身。以至于今天说起“纯文学”时，我们都会自然而然地在脑海中浮现“纯文学”在八十年代的辉煌历程。许多研究者在探讨八十年代的纯文学时，常常将纯文学产生的具体背景笼统地归结为整个八十年代的大文学背景，并由此将八十年代出现的文学现象和创作理所当然地纳入纯文学范畴，纯文学几乎成了一个可以统摄整个八十年代文学的核心概念。然而吊诡的是，在对八十年代的“纯文学”做学理性的概念梳理时，我们却很难在八十年代的文论资料中找到有关纯文学的词条或论述，只有两篇文章明确提及，一篇是1984年董大中在一次笔会上的发言稿《试论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分野》，在这里，“纯文学”不再以文体意义这一表征出现，而是作为文学内部的一次分类更多地指涉与通俗文学相对的高雅文学。[7]另一篇是1987年许子东的《新时期的三种文学》，同样是将纯文学作为区别社会文学、通俗文学的以文学自身为目的文学类型。[8]也就是说，在这两篇写于八十年代的文章中，“纯文学”只是作为一种文学内部的分类被划分出来，未能充分地展现“纯文学”在八十年代文坛的重大影响力。我们很难对八十年代的“纯文学”概念作历史现场的还原分析。因此，对八十年代“纯文学”的探讨就不能不提及时过境迁后学者们对八十年代“纯文学”的选择性理解。

最先引发八十年代“纯文学”大讨论的是2001年发表在《上海文学》的《漫说“纯文学”》，李陀认为“纯文学”的提出是文学性反抗政治性的一种策略[9]。作家韩少功说“在我的印象中，八十年代‘纯文学’意念浮现是针对某种偏重宣传性和社会性的‘问题文学’”[10]也就是说，对抗政治性是八十年代“纯文学”出现的重要背景。虽然学者们不约而同地对此表示认可，但他们对“纯文学”的评价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从李陀将九十年代的文学不关注社会及丧失读者的现状归咎于八十年代兴起的纯文学这一思想逻辑中可知，李陀把纯文学理解为拒绝政治、逃避现实而拘泥个人天地的文学。张闳则认为在所谓“纯粹”的文学观念支配下写作，正在逐步沦落为当下享乐主义文化之一部分[11]。实际上是将“纯文学”理解为因过度强调文本自身的独立性而放弃对社会生活的“介入”的封闭概念。虽然两位学者对八十年代“纯文学”的表述有些许差异，但大体可将他们对八十年代“纯文学”的理解归纳为拒绝政治、逃避现实、拘泥个人天地，过度强调文本形式这几个共同要素。另一些学者则不满将许多当下的文学困境归咎到“纯文学”头上，努力为八十年代的“纯文学”减轻负担。王干直接撰写了一篇《纯文学无罪》，指出“纯文学的“纯”，只是一种创作指向和艺术追求，并不是一种可以量化可以检测的数据，它是文学创作中的一种理想和境界。”[12]“纯文学”执着的坚守者毕光明则“纯文学”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是相对于“主旋律文学”、“通俗文学”而言，更关心人的精神存在的文学。”[13]一个“更”字巧妙地将“纯文学”从拒绝政治、逃避现实而拘泥个人天地的封闭圈套中解放，并从认为“纯文学是拉开距离看现实，规避流行价值的影响，从一定的高度、在历史视野里批判现实，这样的批判才更准确更有力。”在这里，李陀与毕光明对“纯文学”的理解是存在很大偏差的，前者将“纯文学”对政治现实的相对疏离不断放大并反复强化，以至于将“纯文学”理解成与生活、现实彻底绝缘的纯美世界并因此显露出对“纯文学”的批判态度；后者则认为“纯文学”不对政治或流行价值亦步亦趋并非就是与现实或政治绝缘，而是通过对人的精神存在的关怀实现对现实的批判，并由此认为纯文学是好的文学，是文学性写作这种精神创造中最精致最美好的产品。也就是说，对八十年代“纯文学”的不同理解是主导研究者对八十年代“纯文学”持不同态度的重要因素。因此，选择理解八十年代“纯文学”的哪一个侧面，将这个侧面阐述成何种程度，都将影响对“纯文学”的理解。也正是在这个不断被阐释和理解的过程中，八十年代的“纯文学”概念显示出本身的活力和张力。

二十世纪初至三十年代，“纯文学”的第一次的现身更多地关联着其文体意义。八十年代“纯文学”的现身更侧重强调其内容的非政治性。第一次现身试图通过文体分类的策略凸显长期被传统文学观所忽视的文学审美价值，并由此确立文学的独立价值。在八十年代的现身则是以文学性反抗政治性的一种策略。新世纪学者们基于当下的文学困境反思“纯文学”时对八十年代“纯文学”所做的回顾性理解勾勒出八十年代“纯文学”概念的不同侧面。“纯文学”从来就是一个历史地生成和不断变化的概念。它更像是一个移动的能指，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建构者那里变换着所指。它的意义也正是在不同时代的需要中凸显出来。因此，要实现对“纯文学”的真正反思，既不能急于将对当下文学困境所带来的现实焦虑错误地转移到“纯文学”这一概念上，又不能过分纠结于统一“纯文学”这一有开放性的概念，而应该首先反思我们建构“纯文学”概念的思维模式，不要因期许它像八十年以文学性反抗政治性那样，产生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现实效果而陷入对“纯文学”的过分指摘，而是要为它减负。看到我们主观选择建构的“纯文学”概念带来的对“纯文学”的不同态度。从反思建构者的思维中，再来去理解纯文学指什么。二十一世纪对“纯文学”的反思最大的意义在于它展现了我们的建构一个概念的思维模式，它启发我们需要一种超越性的反思思维，尤其是超越时代所带给我们的束缚，我们自身常常被无意识地镶嵌在时代所赋予我们的思维模式中。要突破我们自身的思维模式很难很难，但这是反思的必经之路，也是反思最具魅力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