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福

（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 重庆 400715）

有着三百年历史的唐朝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政治清明、经济强盛、对外交往频繁、再加之统治者采取一系列开明包容的政策，唐代社会以封建社会少有的开放风气闻名于古代社会。开放的社会环境带来了一股自由之风，这一时期深受封建礼教束缚的广大女子拥有了更多的机会接受不同内容的教育，特别是出生于士人家庭中的的女子，家庭环境的优越使得她们更易于得到多样全面的教育，不仅包括传统的道德教育，还涉及文学教育、艺术教育等。

历年来针对唐代妇女的研究成果很多，主要集中在唐代妇女的婚姻、妇女的生活、唐代女子教育的研究上，但具体到某个阶层女子的教育，研究成果比较少。笔者就所见到的与本文论题角度相关的专著和论文，叙述如下：

关于唐代女性教育的论著：高世瑜的《唐代妇女》；段塔丽的《唐代妇女地位研究》；这两本书对唐代女性的教育都有涉猎。此外熊贤君的《中国女子教育史》，以简单易懂的话语介绍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女子教育，其中有一部分内容就是关于唐代女子教育的。

关于唐代女性教育的论文有：王丽梅的《唐代宫廷女性的教育》，主要是介绍宫廷女子这一阶层女子的教育内容。赵红《唐代士人女子教育》，讲述了唐代士人女子教育的新特点；叶子龙的《唐代士人家庭女子教育研究》分析了唐代女子教育发达的原因以及女子教育带来的影响。王厚香、汲广运的《论唐代家庭教育》，认为唐人的家庭教育的传统主要是进行道德教育。王丽梅《唐代女子教育新探》通过介绍了宫廷女子的教育和士人女子教育引出唐代女子教育的成就及局限。

一、唐代士人女子的道德教育

女子教育历史悠久，虽然每个朝代各有其侧重内容，但万变不离其宗的一项内容就是对广大女子进行的道德教育。上至皇后妃嫔、下至平民女子，无一例外。当然，士人阶层的女子也要接受这种形式的教育。

（一）以“三从四德”为基础内容的道德教育

唐朝士人阶层女子教育的内容沿袭古代女子的道德教育内容，仍就是以“三从四德”为核心的教育。“三从四德”是封建礼教给女子规定的道德和行为准则。所谓三从，《仪礼·丧服·子夏传》中说，“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所谓“四德”，《周礼·天官·九殡》中说：“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有关妇言的规定如《崔氏夫人训女文》中：“欲语三思然后出，第一少语莫多言，路上遇人须敛手，尊卑回避莫向前。”意思是女子说话前要三思；不能多说；路上碰到人要垂手而立表示恭敬；尊长面前要谦让。士人阶层的女子接受教育的主要形式以家庭教育为主，由父亲或母亲教授。例如，唐代才女宋若昭五姐妹由其父宋庭芬执教；由母亲执教者如逐郡卢氏，她不仅教授诸女经史内容，还包括剪刺纬结。唐代对女子进行“三从四德”教育的主要目的只是为了把女子们培养成“贤妻良母”，并不是旨在希望女子像男子那样在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方面达到什么程度。

（二）以《女孝经》和《女论语》为代表的德育教材

唐朝时期出现了很多女子教育的教材与读物，据记载，唐代“凡女训十七家二十四部三百八十三卷”，如由武则天撰写的《列女传》《孝女传》；孙夫人撰写的《列女传序赞》；虞通之撰写的《后妃记》等。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郑氏的《女孝经》和宋若华、宋若昭姐妹联合编撰的《女论语》。其中《女孝经》由郑氏借助《孝经》影响攥写而成，共18章，分别为开宗明义、后妃、夫人、邦君、庶人、事舅姑、三才、孝治、贤明、纪德行、五刑、广道义、广守信、广扬名、谏诤、胎教、母仪、举恶。《女孝经》的核心内容就是“孝”，郑氏认为庶人妇应该讲的孝道是“先人后己，以事姑舅，纺织裳衣，敬献祖先。”她还提出；“敬与父同，爱与母同”。意思是要求女子将公婆视为自己的亲生父母一般孝敬。此外，《女孝经》中一再强调妻子事夫的重要性，忽视了女子的权利。“甚哉！夫之大也。”“夫者，天也，可不务乎！”无不强调夫地位的重要，要求女子服侍好夫这片“天”。郑氏还强调夫对妇人而言，“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1)。仍然是在强调男子的地位。共12章，分别为立身、学作、学礼、早起、事父母、事姑舅、事夫、训男女、营家、待客、和柔、守节。另一著作《女论语》仍然提出女子侍奉姑舅、丈夫的条条框框，如事父母要做到“每朝早起，先问安康。寒则烘火，热则扇凉。饥则进食，渴则进汤”。如此侍候，“日日一般，朝朝相似”；对于丈夫，女子要百依百顺，“居家相待，敬重如宾”。丈夫有吩咐时要“侧耳倾听”；更有甚者，夫妻反目，丈夫发怒，女子只能忍气吞声，万不可回言抵触，撒泼寻事。这些规定，无一不是对女子的欺凌与漠视。

尽管上述言行规范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形成传统家庭一片祥和的气氛，但我们要认识到这份祥和的形成是以牺牲广大女子的自由、幸福、尊严为代价的。如果说道德教育只是为了维护以夫权为核心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却无限地牺牲广大女子的幸福，那么这样的教育确实值得商榷。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道德教育当中有些部分还是很有价值意义的。例如由宋若华、宋若昭姊妹联手攥写的《女论语》“营家”一章中，提倡“勤俭”二字，强调了女子勤俭持家对一个家庭兴旺殷盛的重要作用：营家之女，惟俭惟勤。勤则家起，懒则家倾；俭则家富，奢则家贫。凡为女子，不可因循。一生之计，惟在于勤；一日之计，惟在于晨....眼前伶俐，家宅光明。莫教秽污，有玷门庭。耕田下种，莫怨辛勤。炊耕造饭，思记频频。耕耨田土，茶水匀停....喂养畜牲，呼归放去，捡点搜寻。莫教失落，扰乱四邻。夫有钱米，收拾经营；夫有酒物，存积留停...猪鸡鹅鸭，成队成群(2)。这段话强调女子日常生活中要节俭，要勤奋，这样一来，家方可兴。其实不仅是家中的女子要做到勤俭，家庭中的任何成员都应该勤俭，如此一来家庭才会保持兴盛，否则失去了勤俭的能力，家境不论多么殷实，总有一天败在懒和奢二字上。

二、唐代士人女子的诗文教育

（一）女子学诗，蔚然成风

唐朝诗歌文化盛极一时，全国上下写诗作诗蔚然成风。广大女子在这样的环境耳濡目染下，也开始踏上了学诗写诗的征途。唐代自后宫嫔妃到闺门女子、乃至尼姑女妓能诗会文者不乏其人。其中大家闺秀学诗写诗的人有很多：如唐秘书省秘书侍郎李君夫人宇文氏“组绣奇工之暇，独掩身研书，偷玩经籍，潜学密识，人不能探；工五言七言诗，词皆雅正”。此外，唐代墓志中也有女子学诗的记载。如《唐故赵郡李氏女墓志铭》：“及五六岁，能诵书学书”(3)。《大唐故越州都督府长史上柱国敦煌县开国公李君之墓志铭并序》：“词高蔡女，学富班姬”(4)。更有甚者，凭借天赋和努力，成为闻名唐朝乃至后世的女诗人。其中以薛涛、李冶、鱼玄机最为著名。薛涛是唐代富有传奇色彩的女诗人，字洪度，生于长安宦门之家。其父薛勋在朝廷当官，学识渊博，薛涛作为薛勋唯一的女儿，自然被父亲视为掌上名珠，从小被父亲教以读书、写诗，而薛涛也表现出了极高的天分。典型的例子是，一年夏天，其父在梧桐树下休息，突然微风袭来，梧桐树叶沙沙作响，其父吟咏道：“庭除一古桐，耸干入云中。”在一边玩耍的薛涛，头也没抬地应道：“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而这年薛涛才八、九岁，可见其天赋之高。薛涛一生作诗500多首，但大多都失传，留下来的只有90余首，如《十离诗》《池上双袅》《秋泉》等等，其中最负盛名的是这首《春望词》：“花开不同赏，花悲不同落。若问相思处，花开花落时。揽草结同心，将以遗知音。春愁正断绝，春鸟复哀鸣。风花日将老，佳期尤渺渺。不结同心人，空结同心草。那堪花满枝，翻作两相思。玉簪垂朝镜，春风知不知？”细细读来，仅仅“愁”“渺渺”这几个词就透漏了薛涛满心的哀愁和思念之情。这一时期另外一名出色的女诗人当属鱼玄机。鱼玄机，字幼微，又字蕙兰，大致生活在晚唐时期，出生于长安的下层士人家庭，得益于家庭教育，自幼擅长写诗。她的才华和美貌吸引了当时许多的风流名士，诸如李近仁，温庭筠。鱼玄机的诗歌题材范围广泛，风格各有差异，既有豪爽的，也有清雅的，还有女性哀怨味道的。

《全唐诗》九百卷中，妇女作品达到12卷，诗600余首。可见诗文教育在女子当中有一定的影响。虽然唐代不乏才华横溢的诗女，但这些女子是不能像男子一样参加科举考试的，他们学诗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获取功名，更多的是一种情感上的抒发和感情上的慰藉罢了。

（二）女子学诗，繁荣唐代诗歌

唐朝以诗歌著称于世，全国上下学诗写诗之风盛行，广大女子都有机会接受诗文教育，这样一来，不少女子踏上了写诗作诗的旅程，更有甚者成为有名的女诗人，正如《全唐诗》中记载的125位女诗人，除去那些身份可疑的，明确确定的唐代女诗人就有113位。而且当时女诗人的作品也占有一定比重。单单女性诗人就有26人写了56首五绝，49位写了173首七绝。关于体裁律诗方面，《全唐诗》记载：17位女诗人作了45首五言律诗，约占总数的10.6%。11人做了29首七言律诗，约占总数的6.8%。由此可见，唐朝女子写诗呈现一片繁荣景象。总之，唐朝对女子进行的诗歌教育，使得广大女子可以接受新鲜事物的熏陶，而不只是局限在道德教育的范围内；女子们通过写诗作诗，抒发埋藏于她们心中丰富的感情，慰藉自己的心灵。此外，其中不乏一些女子接受诗文教育后成为著名的女诗人，为唐代诗歌的殿堂增添一抹新的色彩。

三、唐代士人女子的艺术教育

由于唐代从朝廷到民间都重视女子艺术教育，故当时形成了良好的女子学习艺术的文化氛围。士人阶层家中环境优越，这为家中的女子学习艺术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机会。

（一）书法教育

唐朝，广大士人家庭的女子通过接受书法教育，喜好书法且写得一笔好书法的人不在少数。如房 妻高氏，她曾为太原府交城县石壁寺铁弥勒像颂、安公美政碑提笔，人们称其笔法遒劲。此外还有薛君妻崔氏，其七岁就显示出善长书法的迹象；再如邓敞家中的两个女儿为其父代写文卷，可见其接受书法熏陶。另外史书中记载擅长书法的士人阶层女子还有魏国夫人陈氏。唐代女子的书法技艺比较高超，上至皇后贵妃下至民间女子，都出现了一些女性书法家。除了上述士人女子在书法方面的展现外，也不乏其他阶层的女子擅长书法，例如武则天的《升仙太子碑并序》，笔致流畅，极具章草的风韵。又如玉真公主书写的《大唐故金仙长公主志石铭并序》，其字迹舒朗瑞丽，为墓志中的珍品。特别是女诗人薛涛，她的字堪称大家，北宋时期的《宣和书谱》评价她：“作字无女子气，笔力峻激，其行书妙处，颇得王羲之法，少加以学，亦卫夫人之流也。”意思是说，只要她稍加努力，就能与晋代书法家、王羲之的启蒙老师卫夫人相匹敌了，足见其书法之妙。

（二)女子学习音乐之风盛行

唐朝的士人家庭也十分重视女子的音乐教育。一方面是由于唐朝政权稳固、经济繁荣、为音乐艺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基础，另一方面得益于唐朝的统治者喜欢音乐，爱音乐，上行下效，故在全国形成了一股学音乐之风。关于女子学音乐的记载在唐诗可找到踪迹，例如“十二学弹琴，银甲不曾卸”“子孙成行满眼前，妻能管弦妾能舞”等。

唐代女子的音乐教育分为宫廷女子教育和士人家庭女子教育。宫廷女子接受音乐教育的重要机构是当时设置的教坊和梨园，而且宫廷女子所要学习的音乐内容比较广泛，不仅要学习皇帝编创的乐曲，更多时候是宫廷乐师编制的新曲。除了宫廷女子接受音乐教育外，士人家庭的女子也有机会学习音乐。士大夫阶层大多都多才多艺，不仅通经史，还擅长丝竹音律，再加上家庭经济条件比较优越，生长在这种环境下的子女自然容易受到音乐的熏陶和教育。如薛氏妻崔氏“七岁能女事，善笔札，读书通古今，其暇则鸣弦桐讽诗骚以为娱乐”，“鸣弦”指乐器音乐。又如卢氏崔夫人“笔札雅琴，皆所尽善”。再如“成氏弹琴制赋”。士人女子学习音乐的内容包括有唐朝社会流行歌曲、深受士大夫喜欢的宫中曲目、以及流行舞曲。其中著名的舞曲有《绿腰》《玉树》以及《拓枝》等。例如，卢金兰墓志铭：卢金兰字昭华，本亦良家子。家长安中，无昆弟，有姊四人。其母以昭华父殁而生，私怜之，独得纵所欲。岁馀，为绿腰玉树之舞，故衣制大长裾，作新眉愁，顶鬓为娥从小鬟。自是而归，诸姊不为列矣....又如“郝氏女名闰，字九华子，九华聪敏柔懿，婉淑明秀，亭亭闲态，善吹笙，舞拓枝等十余曲？每至移指遣声，迥眸应节，则闻者专听，睹者专视，倾人城矣”(5)。墓主卢金兰为绿腰玉树之舞，九华舞拓枝，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的音乐教育内容至少应该包括绿腰玉树舞曲和九华舞曲。

音乐书法，作为一门艺术，有着其特殊的功能，它区别于以启发民智为目标的智力教育、以规范言行、匡正思想为核心的道德教育，艺术教育旨在陶冶情操，丰富性情，培养审美。古代无数贤人志士都强调艺术教育的重要性，如孔子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美育思想，强调美育帮助政教的作用；梁启超说：“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而对于那些身处在封建礼教束缚中的女子，可以接受来自艺术方面的熏陶，不可不谓是雪中送炭。

四、唐代士人女子的宗教教育

（一）女子以儒学为基础，兼受佛道影响

唐朝对宗教采取宽容政策，唐代统治者在坚持儒学为本的基础上，也提倡和扶持佛道，出现了儒、佛、道三教并存的局面。这样的环境之下，广大女子既可以继续接受儒学影响的同时，也有机会熏习佛道思想。当然这一时期女子接受宗教教育的途径以家庭为主，如《唐故处士府君夫人梁氏墓志铭》云：“夫人少习诗礼，长闲音律，既阅道书，尤精释典”(6)；又如《大唐故陈夫人墓志铭》云其：“雅好史汉诗礼，略通大义；尤重释典道经，颇诣宗极”(7)。再如《大唐故前济阳郡卢县令王府君并夫人裴氏墓志铭并序》云：“夫人则下邳公之长女也，风范水清，心目虚洞，言容四行，尊礼义而莫差；道释二门，悟希微于无我”(8)以上这些例子都是女子儒、佛、道都学习的情况，也间接反映出唐朝呈现出儒、佛、道三教互相交融的特点。唐代信奉道教的女子比比皆是，她们中只有小部分人走上了出家之路，大部分人由于不能斩断尘缘，于是选择在家斋戒修行。其中有不少是官宦人家的女子，她们特殊的生活环境及文化修养给与了她们更多接触宗教理论的机会。这些士人的女子天天参禅打坐，诵经悟道，有的如痴如醉，更有甚者达到了废寝忘食的状态。其中翰林学士王徽侄女从小好道，发誓不嫁于他人，每日诵读道德经，特在临终前题诗表达了自己“不恋居人世”的心情，可见其悟道颇深。还有冀州儒士的女儿戚逍遥在她十多岁的时候，不愿意学习女孝经这类书，偏偏独爱研习道德经，痴爱尤甚，乃至出嫁后仍斋戒修行，不顾生计之事。此外还有县令之女裴玄静、河中少尹的妻子薛氏独居家中，诵读经书，进行修行。

唐代除了信道之人，还有不少奉佛的，比如：陈国窦公夫人豆卢氏日日诵读金刚经。更有深受佛教思想影响的崔少尹夫人卢氏，直至其病危之时，还保持着平静的态度，明显区别于一般人对死亡的恐惧之情。唐代的女子，在接受儒学思想的基础上，同时接受来自道教和佛教思想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广大女子头脑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为家庭服从、牺牲的思想。佛道两教中宣传得一些男女平等的思想，更是深受广大女子喜欢，因为它不仅给予了那些一直处于服从地位的女子前所有未有的心灵慰藉，也鼓舞了一些有勇气的女子试图挣脱传统礼教的牢笼，解开捆绑在她们身上束缚已久的缰绳，拥抱她们的理想生活。

（二）女子信教原因

道教和佛教之所以成为唐代士人女子教育的一部分，一方面是因为统治者对宗教信仰采取的宽容态度，但更主要是因为佛道二教都主张男女平等，这样的观念满足了女子们内心的需要。譬如，《太平经》说：“夫天名阴阳男女者，本元气之所始起，阴阳之门户也。”道教认为阴阳师相辅相成的，反对对女子的歧视。此外道教还提出了女子可以像男子一样通过学习成为修德之人；男子做的，女子也可以做；男子能够做到的，女子也能够做到等观念，而正是这些观念一定程度上使饱受“三从四德”“男尊女卑”思想束缚压抑的女子得到精神上的安慰，获得片刻的解放。

五、唐代士人女子的子女教育

唐朝士人家庭的女子除了接受传统的道德教育，丰富的诗文教育、艺术教育、宗教教育外，还注重对这些女子进行子女教育。究其原因是唐代士人家庭的子女教育有一部分是由家中的母亲执教的，母亲接受教育的程度直接关系子女的发展。这一时期子女教育的内容包括有早教教育、幼儿教育。

（一）早教教育

早教教育在唐朝并不是一个刚孕育的事物，事实上早教教育从先秦时期到唐之前，都有一定的发展。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到了唐代，伟大的医学家有“药王”之称的孙思邈从药理的角度阐释胎教理论，促进了传统早教教育的新发展。

首先，孙思邈重视环境对胎儿的影响。他在《备急千金药方·养胎论》中指出：“居处筒静......,弹琴瑟，调心神，庶事清净。”他认为孕妇的居住环境要清净，另外孕妇要多接触吉祥端正之物，贤良尚德之人以及礼乐管弦等善良美好的事物，这样孕妇的性情就会受到美好事物的影响，有利于胎儿受到良好的影响。

孙思邈还主张孕妇要注意饮食，强调孕妇不要吃辛辣腥膻的食物，因为这类食物可能会影响孕妇的食欲，导致胎儿营养不良，进而对胎儿的发育产生影响。此外，他还建议孕妇做轻度的运动。他在《备急千金要方·妇人方上》中指出:“妊娠七月，胎儿筋骨长成。孕妇更应劳身摇肢，无使定止，动作屈伸，使血气运动起来。”意思是说，孕妇适当运动，活动筋骨，这样有利于血脉流通，胎儿发育。

孙思邈的这些早教理论，在对早教理论的继承基础上，又有所发展，成为唐代女子教育的一部分。

(二）幼儿教育

古代封建社会的幼儿教育历史悠久，唐朝幼儿教育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幼儿教育针对的对象是七到十五岁的儿童。对其进行教育，奠定了其走向成年阶段所需的文化道德基础，所以也称其为开蒙教育、启蒙教育。唐朝的幼儿教育主要有官学和私学两种形式，其中士人阶层主要采用私学这一形式，且以家学为主。幼儿教育的主要内容包括分为基础识字，百科知识两种。其中《千字文》成为唐代儿童识字的主要教材；《杂抄》以问答形式涉及了天文、地理、伦理、修身道德等各方面知识，成文儿童获得百科知识的主要来源。对广大女子进行子女教育，使得这些子女从小便接受到良好的教育熏陶，为其日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结语

处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繁荣时期的唐王朝，经济昌盛、政治清明、社会开放、文化包容，得益于这样的大环境，唐代士人阶层的女子们拥有了接触多样全面教育的可能性。我们既要看到唐朝在女子道德教育上一如既往，主要围绕“三从四德”和“三纲五常”这些传统礼教，而这些礼教无一例外地束缚了广大女性同胞。另外，我们也要看到处在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唐朝，以一种兼容并包的姿态，吸收各民族优秀文化精髓，为我所用，士人阶层的女子更是得益于优越的家庭环境，自身不错的文化素养，有幸接触到除道德教育之外的其他教育。这些丰富多样的教育内容丰富了精神世界、开阔了眼界、慰藉了压抑的心灵为她们苦闷的生活增添一丝丝色彩。

注释：

(1)孙培青编；《隋唐五代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268页。

(2)孙青培编：《隋唐五代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590～591页。

(3)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 2457 页。

(4)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457页。

(5)周邵良：《唐代墓志汇编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728页。

(6)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53页。

(7)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583页。

(8)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6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