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胡耀邦同志在主持中央党校工作期间，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和引导下，发动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回击和破除了“两个凡是”，这是胡耀邦同志的一大历史功绩。胡耀邦同志组织中央党校八百学员讨论“三次路线斗争”，用实践标准检验“文革”，有力地推进了拨乱反正。尤其是在推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关键时刻，得到了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罗瑞卿同志的大力支持，强力助推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深入开展。

[关键词] 胡耀邦；中央党校；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罗瑞卿；“两个凡是”；改革开放40周年

[中图分类号] D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8）11-0022-07

[编者按]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40周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为改革开放的开启奠定了坚强的思想和理论基础。沈宝祥教授曾任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主编，当年直接在胡耀邦身边工作，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亲历者、见证者之一。现采撷沈宝祥教授为本刊撰写的关于当年胡耀邦同志在邓小平等老同志的坚定支持下，以政治家的极大勇气及睿智，组织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几则故事，以飨读者。

一、胡耀邦发动真理标准讨论纪实

从1978年到1981年，胡耀邦同志通过中共中央党校举办的《理论动态》，发动了三次大的讨论，即1978年5月开始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1979年9月开始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1981年3月开始的清理“左”的思想讨论，在当时有力地推进了拨乱反正。本文着重记述胡耀邦同志发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部分史实。

发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是胡耀邦同志的一大历史功绩。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有力支持和引导下，在众多领导干部的积极支持参与下，广大理论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密切合作，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发展成为在当时中国作用巨大、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由一篇文章的发表而引发。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60期刊登了经胡耀邦同志审阅定稿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经胡耀邦同志同意，5月11日《光明日报》用“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公开发表这篇文章。这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一历史事件的起点。笔者有幸，当年在胡耀邦同志领导下，参与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具体工作。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40周年之际，愿将自己所知同大家分享。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有其历史的必然性。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憧憬着社会安定、人民幸福、国家兴旺的愿景。当时面临的紧迫问题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纠正“左”的错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消除“文革”的恶果，开辟一条新路。

但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个人崇拜（个人迷信）仍然盛行，“句句是真理”那一套仍然禁锢着人们。特别是“两个凡是”的出台。1977年2月7日，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两报一刊”名义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是《学好文件抓住纲》，明确提出 “两个凡是”，造成极为不良影响。胡耀邦同志曾用两句话揭示其实质，就是除了粉碎“四人帮”“文革”不能否定，毛泽东同志的晚年错误不能纠正。

在这样的复杂形势下，拨乱反正，分清正与反、是与非，异常艰难。历史在前进，大家的思考在深入，一些领导干部和理论工作者提出需要启蒙的哲学。尤其是南京大学胡福明、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邢贲思、中央党校孙长江等同志同时在思考并撰写以实践标准为主题的文稿。

1977年10月9日，中央党校隆重举行复校以来的第一次开学典礼。叶剑英同志在讲话中提出，中央党校要认真总结十年“文革”。 胡耀邦同志召开中央党校党委会，审议党史党建教研室提出的总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经验”的教学方案。鉴于对拟定出来的方案不满意，胡耀邦同志提出严肃批评，并作出诸多具体指导。他明确提出：“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能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讲话，……还要看实践嘛”“以哪个讲话、哪个文件为根据，不是科学态度，那就不是研究了”。胡耀邦同志的讲话否定了盛行多年的语录标准，有针对性地排他性地提出了实践标准，显示出他的政治坚韧性和理论勇气。

此时，哲学家吴江同志创造性地提出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撰写文章。中央党校也正在撰写这篇文章，适逢刚从中央党校高级干部读书班结业的《光明日報》总编辑杨西光转来南京大学胡福明同志撰写的同样主题的文稿，题目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要求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帮助修改，并请求先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发表，然后再以特约评论员署名在《光明日报》发表。吴江于是嘱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稿撰写者孙长江将这两个文稿“捏在一起”，还是用原来的题目。孙长江完成了这个任务。

胡耀邦同志两次审阅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稿，并同意《理论动态》刊登后，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

一石激起千层浪。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从一开始就遭遇到坚持“两个凡是”派的压制和阻挠。对这场讨论，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给予有力的支持和指导。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罗瑞卿同志支持和指导吴江同志撰写《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系统批驳了责难实践标准的错误观点，并于1978年6月24日在《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同日发表，有力地支持和推进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胡耀邦同志顶着很大的压力，坚持推进这个讨论。他坚信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不可阻挡。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全会公报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经过了近40年，这一讨论的历史意义更清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耀邦同志主持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深入剖析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进一步分清了实践标准与“两个凡是”的是非。

从1978年六七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展开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1981年6月，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为标志，这一讨论胜利结束。这一场大讨论重新确立并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党的十二大党章总纲规定：“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将实践标准充实到党的思想路线，从而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意义深远。这也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要成果。从党的十三大到十九大，党章几经修改，但党的思想路线的文字表述，一个字也没有动过。

二、胡耀邦同志组织中央党校八百学员讨论“三次路线斗争”、用实践标准检验“文革”

1978年4月，胡耀邦组织中央党校八百学员讨论“三次路线斗争”，这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要酝酿，也可以说是前奏，又是全党否定“文革”的起点。

什么是“三次路线斗争”呢？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打倒刘少奇、邓小平为标志，称之为“第九次路线斗争”；1971年的林彪事件，称之为“第十次路线斗争”；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称之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所谓“三次路线斗争”，涵盖了10年“文革”的全过程。讨论总结“三次路线斗争”，就是研究总结10年“文革”。

这项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是怎样下达到中央党校的呢？这是叶剑英副主席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讲话中提出来的。

1977年10月9日，中央党校隆重举行复校后的第一次开学典礼。叶剑英副主席在讲话中说：“我希望在党校工作的同志，来党校学习的同志，都来用心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特别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人民日报》1977年10月10日）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在开学典礼讲话中提出这个任务，意味着这是党中央交给中央党校的一项很重要的任务。

其实，这项重要任务是胡耀邦主动请缨的。原来，叶剑英同志的这个讲话稿，原本就是胡耀邦撰写的。

大约在开学典礼前的两三天，将近中午时分，胡耀邦找笔者去谈一篇文稿的修改。谈完后，笔者起身欲走，他却说，老沈，坐一下嘛。他和笔者一起坐在沙发上，他心情很好，很放松。他说，开学典礼的事都就绪了，两个讲话，华主席的讲话稿，搞好了；叶帅的讲话稿我让他们几个人搞，不行，索性我自己搞了。他接着说，我自己也有一个讲话，讲了三个年龄段的干部。说着他站起来踱着方步背诵那三段。背诵完后他问怎么样？笔者说很好，便起身离开了。

后来，看到当年参与撰写叶帅讲话稿的黄晓河（时任中央党校团委书记）回忆，说得很具体。原来胡耀邦让吴江、陈维仁、黄晓河老中青三人各写一个稿，但都不满意，决定自己亲自写。“十月一日国庆节晚上，胡耀邦参加天安门广场焰火晚会后回到家中已凌晨两点，就索性自己动手为叶帅起草讲稿，写到清晨7时一气呵成。接着，已60多岁又一夜未合眼的胡耀邦也顾不上休息，径直坐车到中央党校上班，他一方面让校印刷厂将叶帅讲话稿排印出来，另一方面通知原先撰稿的三位起草者前来修改他起草的讲稿。由于耀邦亲自撰写的讲稿高屋建瓴、深刻流畅，很快就被大家确认定稿”。（见沈宝祥主编《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6年出版，第210页）可见，胡耀邦通过在叶帅讲话稿中要求研究“三次路线斗争”不是贸然为之，而是经过深入思考的。

胡耀邦同志在主持中央党校工作过程中，他的思考逐步深化，提出“四人帮”为什么能作恶那么久的问题。1977年5月5日，他在一个小会上说，“四人帮”在林彪垮台后，还敢于搞他们那一套，而且很凶，时间很长，要研究一下。他提出，打日本我们只有9000万人民，几十万军队；在“四人帮”横行时，有9亿人民，几千万党员、几百万军队，就在那里无可奈何。1977年9月22日，胡耀邦同志在党史党建教研室座谈会上讲话，他指出，分清党内两条路线的是非，首先就是分清第九、十、十一次路线斗争的是非。他说，要向全世界全国来答复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党内两条路线斗争那么激烈？如果解答不了、解答不正确，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没有学好。以上情况说明，胡耀邦同志对于总结“三次路线斗争”即总结“文化大革命”早就有了思考，而且有辅导学员（学习讨论）的初步设想。他下决心要在中央党校研究解决这一重大的问题，这反映了他的政治勇气，也反映了他敢于担当的党性。

胡耀邦当时对“文化大革命”是怎么看的呢？这里讲一个故事。记得就在1977年秋季的一天，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的几个同志在他办公室汇报工作。有人问他：耀邦同志，你对“文化大革命”是什么看法？他的回答是：“思想是光辉的，实践是错误的。”他接着解释，毛主席老人家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反修防修，这个思想还是光輝的嘛！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是错误的。他列举了许多事实来说明“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是错误的这一结论。他的回答脱口而出，语言又是那样明确，说明他对这个问题早有考虑，使我们感到很新鲜，也很受启发，更增加了反思“文革”的勇气。

总结10年“文革”，重要而紧迫，但又十分复杂而敏感，甚至有风险。对此，胡耀邦同志作为政治家，应当是很清楚的。他将这项任务写进叶剑英同志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的讲话中，借助当时中央主要领导同意，由中央党校运作这个课题，表明了他作为政治家的睿智。

秋季开学典礼一结束，胡耀邦同志对这件事抓得很紧，他让中央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制定方案，召开党委会审议方案。他明确提出：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依据哪个文件、哪个领导人讲话，要看实践。1978年4月，中央党校将《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征集意见稿）》作为文件发给全校八百学员人手一份，拿出10天时间进行讨论。学员们讨论热烈，思想很活跃。每个学员小组都写出一份意见，对10年“文革”提出诸多疑问，表达了对“文革”的否定态度。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王海光教授还对学员的意见作了系统梳理。

胡耀邦同志这时的主要工作在中组部，但他还是挤时间参加学员的讨论。据高级干部读书班学员王铎（结业后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务书记）回忆：“在学习讨论过程中，胡耀邦同志几次到支部会和各学习小组会上，鼓励大家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畅所欲言，要求把讨论的问题更集中些，更深入些。”（沈宝祥编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资料汇编》第二分册第370页）

中央党校八百学员关于“三次路线斗争”的讨论，就是以实践标准对10年“文革”的初步检验。虽然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仍然肯定“文革”，但到了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了“文革”。至此，从胡耀邦同志组织中央党校八百学员开展关于“三次路线斗争”讨论开始，到彻底否定“文革”，经历了长达4年的时间，这是一个相当复杂而艰难的反思认知过程。但可以肯定的是，胡耀邦同志组织中央党校八百学员进行“三次路线斗争”的讨论，无疑是全党否定“文革”的起步，也为当年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奠定了强大的思想和組织基础。

三、罗瑞卿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强有力支持

罗瑞卿同志是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在党的各个历史时期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在“文革”中惨遭迫害。粉碎“四人帮”后，他受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之托出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适逢胡耀邦同志在中央党校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罗瑞卿同志对此认识敏锐深刻，态度鲜明，支持坚决有力。曾任《解放军报》总编辑的华楠同志专门回忆了罗瑞卿重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情况，笔者予以摘录：

1978年3月，罗瑞卿同志看了《人民日报》发表的《标准只有一个》一文后，就找我（华楠——下同）。他对我说，这篇文章写得不错，要宣传这个精神。他还详细地向我们询问了有关“两个凡是”的情况。那天，他是晚上8点找我谈的，直到深夜12点。后来我参加筹备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这期间我至少到他家去了3次。他准备政治工作会议材料，讲得最多的是实事求是。他尤其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评价很高。他认为，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要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好好学习、贯彻这个思想，彻底肃清“两个凡是”的影响。

6月7日（或8日），我们3人到罗瑞卿同志那里汇报工作，谈及在中央党校工作的吴江同志写了一篇文章很不错，并请他看了文章的清样，受到罗瑞卿同志的高度重视。那时为了这篇文章，他和我几乎一天一个电话，每天都到他那里去一次。6月10日左右，他对我说，这是一篇很好的文章，但需要充实，理论上要加强，特别是要引用毛主席一贯讲的有关思想观点，如《实践论》《反对本本主义》《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文；第二，要引用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及其他讲话精神，这样文章理论上就充实了。为什么要引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重要讲话呢？他讲了8个字：立论要稳，无懈可击。他最后特别强调说，这篇文章千万不要抢时间，什么时候改好了，就什么时候发表。

这样，我们就回去改这篇文章，其间多次向罗瑞卿同志请示汇报。6月19日前，我们还将这篇文章送给胡耀邦同志看。胡耀邦同志提了3条意见（口头的，无批文）：第一，同意由军报发表。因为文章中许多地方谈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问题。要改变一下习惯，不一定先由《理论动态》发表，再公开发表；第二，其中有关“砍旗”的几句话可以删去，从理论上讲清楚就可以了；第三，这篇文章请韦国清（时任总政部主任）、罗瑞卿同志再看看，由军队自己定稿就是了。6月19日，姚远方同志将修改稿送罗瑞卿同志，并写了封信，信中报告了耀邦同志的3条意见。文章也同时送韦国清同志。在6月23日以前，罗瑞卿同志对改稿又作了两次指示，我们进行了修改。6月22日，又将改过的稿子送给罗瑞卿同志，他同意定稿。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在《解放军报》公开发表，在当时的中国具有定风标式的影响和作用，对推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破除“两个凡是”具有强烈的导向意义。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李庄对此有生动的回忆。

李庄说，为使《解放军报》《人民日报》能同日刊登此稿，而且能安排在突出位置，罗瑞卿同志作了令我十分感动的工作。我们两人有师生之谊，他当抗大副校长时，我是抗大学员，他的道德文章，几十年来我衷心仰慕。为了这篇文章顺利刊发，从6月23日22时到翌晨2时许，他不顾病痛之身，先后3次打电话详细指点。他第一次问24日刊登此稿有无困难？如果没有合适版面，《解放军报》可以等一两天；第二次要我们多找几个同志仔细看看，如有意见马上提出来，及时斟酌修改；第三次询问此稿如何安排？听说拟放第一版下部，约占五分之二版，通栏题，文排五号楷体，他马上问：一版上面放什么？我说上面登华国锋同志会见阿曼外交大臣消息和照片。他稍稍沉吟后，同意这样安排，同时谆谆嘱咐，校对同志要细细看，编辑同志也要好好看，无论如何不能出现错字，不能出现错误标点。我早听《解放军报》同志说，罗总十分关心新闻工作，也是新闻工作内行，他这天夜里给我们报社夜班工作人员上了生动的一课。（李庄《人民日报风雨40年》，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第327页）

1978年6月24日，《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同时在第一版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这篇长文，署名“特约评论员”。6月25日，《光明日报》全文转载。首都3家报纸（同时也是当时中国的主要报纸）发表这样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特别是由军报挑头，气势非同一般。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全文有17000多字，全面批驳了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指责，深入浅出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特别是实践与理论的关系。文章“集中剖析若干糊涂思想，批驳各种谬论，令人拍案叫绝”“这篇文章引起轰动效应，相当彻底地解开了绝大多数怀疑论者和不理解者的思想疙瘩，令‘凡是论者不能应战”（李庄《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第325页）。帮助人们认识了“两个凡是”反马克思主义、背离历史潮流的实质，对刚刚兴起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强有力的支持和推进。

罗瑞卿同志一开始就说，真理标准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他深知这场讨论的重要意义和尖锐性，他也深知《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这篇文章的份量。但他义无反顾，敢于担当。罗瑞卿对当时的《解放军报》总编辑华楠说：“发表这篇文章可能有人反对，准备驳，不要紧，出了问题首先由我负责。要打板子打我的。”（《人民日报》1996年4月22日）

罗瑞卿同志这种敢于负责，敢于担当的精神，感人至深！

[责任编辑：邹立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