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水华

唐诗研究者习惯上把唐诗分为四个阶段，即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初唐大致从唐王朝建国的公元618年起到8世纪初，将近一百年，时间跨度最大，诗歌成就总体上来说却不高，但是这一阶段是唐诗从陈隋追求形式美的遗风到形成风骨兼备的盛唐之音的过渡阶段。

学习“风神初振的初唐诗”我们可以重点关注以下三个方面：

一、了解初唐诗产生背景及其流变史略

唐初建时，诗坛基本还笼罩在南朝艳琢的宮廷诗风之下，南朝的浮艳和北朝的刚劲并未合而为一。上官仪代表当时宫廷诗人创作的最高水平，虽在题材上还局限于宫廷文学应制咏物的范围之内，但在体物图貌的细、精巧方面则冲淡了齐梁诗风的浮艳雕琢，被称为“上官体”。

在初唐的诗人中，王绩是诗风较为独特的一位。他以冷眼旁观世事，诗风平淡自然而又朴厚硫野，自有一种不施脂粉的朴素之美。如王绩的《野望》：“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

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是早期成熟的五言律诗之一。

然而真正能反映这一时代的精神风貌和创作追求的，是被称为“初唐四杰”的王勃、杨娟、卢照邻和骆宾王四人。在唐诗史上，他们是勇于改革齐梁浮艳诗风的先駆。首先他们扩大了诗歌的题材，把诗歌从狭隘的宮廷转到了广大的市井，从狭窄的台阁移向了广阔的江山和边塞。其次，他们重视抒发一己之情怀，作不平之鸣，因此在诗中开始出现了一种壮大的气势，有一种慷慨悲凉的感人力量。如杨炯的《从军行》：“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这种立功边塞的慷慨情怀，与当时弥漫诗坛的齐梁余风週然相异。同时，“四杰”的一些诗歌为五言律诗的发展定型莫定了基础，并且使七言古诗发展成熟。

与“四杰”同时或稍后的一批初唐著名诗人，如杜审言、李娇、宋之问、沈佺期等人，他们在入朝做官时写的那些分题赋咏酬唱之类的“台阁体”诗歌，虽在内容上与以前的宫廷诗作并无太大差别，但在诗律和诗艺方面却有很大进展，为唐代近体诗的定型做出了贡献。杜审言、李峤与苏味道、崔融并称“文章四友”。而四人之中，以杜审言最有诗才。胡应麟《诗数》说：“初唐无七言律，五言亦末超然。二体之妙、杜审言实为首倡。"可见杜审言在诗体方面着实很有贡献。

在初唐，还有两位诗人值得大书一笔，那就是陈子昂和张若虚。如果说，陈子昂带给唐诗的是“风骨”，那么张若虚带给唐诗的则是“兴象”。陈子品是初唐诗坛上第一个自觉的以恢复“汉魏风骨”为己任的诗人，他的诗作恢复了自《诗经）》到汉魏以来的优良传统，继承和发扬了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精神，从内容和形式上摒弃了轻薄浮艳的齐梁宫体余风，为初唐诗风的整合和开创，乃至盛唐诗歌的繁荣，作出了贡献。如他的《感遇》：“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幽独空林色，朱莲冒紫茎。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无论从内容还是气骨上讲，都是崭新的。可以说，陈子品的诗歌创作，为盛唐诗歌创作高潮的来临，拉开了序幕。张若虚最有名的作品，就是那首著名的歌行体《春江花月夜》。此诗将真切的生命体验融入美的兴象，诗情与画意完美结合，反映出来的就是浓烈的情思氛围、空明纯美的诗情画意，这表明唐诗意境的创造已进入炉火纯青的阶段，并为盛唐诗歌高潮的到来，作了艺术上的充分准备。

二、理解初唐诗歌对宇宙、历史和人生的观照

初唐诗歌表现感悟人生、体认哲理，将历史更替与宇宙融为一体的情思，从“四杰"时代就开始了。初唐四杰的诗歌创作拓宽了诗歌的题材范围，其中一些站在宇宙的高度思索历史、人生的诗歌作品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如王勃的《藤王阁》：“膝王高阁临江渚，珮玉鸣鸾罢歌舞。画栋朝飞南浦云，珠簾捲西山雨。闲云源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图中帝子今何在，外长江空自流。”诗人站在宇宙的高度，去思索历史、人生，流露出历史变迁、人生无常的伤感，同时弥漫若种开社大的境界在《秋日登洪府王阁钱别序》一文中，作者面对藤王阁四周的美景和宴会感况，却发出了“天高地週，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米，识盈虚之有数”的感慨。也许作者已意识到个体在宇宙中是那样的渺小，而人生的变换又是无常的，眼前的美景也会稍纵即逝。“胜地不常，盛筳再；兰亭已矣，梓泽丘墟。”面对时光易逝，诗人抒发了自己功业未就的不平之气诗人还运用多种意象去体悟宇宙、历史、人生。这方面，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可谓达到了极至。诗人运用江、月、花、云等意象将画意、诗情与对宇宙人生哲理的体察融为一体，创造出情景交融、玲透彻的诗境。

陈子昂在思索历史、人生、宇宙时却蕴含着一种昂扬壮大的气势。他的诗更多地表现了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怀才不遇的悲愤，深深地感知着宇宙、历史、人生的“深重感"，同时又表现了很深的“孤独性”。如他的《登密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诗人登上古老的幽州台，跳望苍茫塞廓的宇宙.思索眼前这片广大地古往今来的历史变迁，回顾自己的半生坎坷、不禁悲从中来。在这仅2字的诗歌中，交织着诗人追忆前贤、吊古伤今的激情和宇宙无穷、人生短暂的慨叹以及生不时、报国无门的悲，千百年来，不知引起了多少怀才不遇的志士仁人的共鸣。

还有部分初唐诗歌作品多是通过对历史的思考来体悟人世盛意的哲理。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写得很出色，借对古都长安的描写，概世道之变迁而伤一己之情怀。诗歌先铺陈汉代长安豪门贵族争竞豪，追逐享乐的生活，诗人的眼光已不局限于宫廷面转向市井，其情怀不局限于个人生活面进入沧海桑田的感慨。诗歌的后半部分笔一转.发出历史兴亡之：“节物風光不相待桑田海须史改。昔时全阶白玉堂，即今惟见青松在。”恰如清人沈德潜所说：“长安大道，豪贵骄，狭邪艳治，无所不有。自壁定而侠客，面金音，面权臣，皆向家游宿，自谓可水保富矣。然转瞬沧桑，徒存墟墓。”卢照邻的《行路难》及骆宾王的《帝京篇》也表现了类似的主题。

三、感悟初唐诗歌清新、刚健而飞动的风格

初唐诗歌清新刚健风格形成的第一个重要时期是贞观时期。贞观诗坛的创作群体由唐太宗李世民及其台阁重臣魏征、虞世南、上官仪等组成，他们对初唐诗风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李世民君臣鉴于梁、陈、隋三代覆亡的历史教训，为保证唐王朝的江山水固，在意识形态领域，坚决反对齐梁浮艳绮靡诗风，提倡文为政教之用。唐太宗认为：“庶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咸英之曲，变烂漫之音……皆节之于中和，不系之于放…释实求华，以人从欲，乱于大道，君子耻之”，“若事不师古，乱政害物，虽有词藻，终后代笑，非所须也”。对此，魏征有更深刻的例述：“古人有言，亡国之主，多有オ艺。考之梁、陈及隋，信非虚论。然皆不崇教义之本，偏尚淫丽之文，徒长浇伪之风，无批乱亡之祸矣。”很明显，唐太宗及魏征已将反对齐梁浮艳绮廉诗风提升到关乎王朝长治久安的高度来认识了。唐太宗君臣在反对齐梁浮艳绮靡诗风的同时，倡导南北朝诗风之优长的融合，提出了文质并重的主张。对此，魏征有明确的表述：“江左宫商发越，责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時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蓝累向，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这是对南北文学特质的精准概括，同时也确立了有唐一代文学的美学标准，那就是既强调文学的政治教化作用，又关注文学本身重文采、重抒情的特质。

唐太宗及魏征等重臣在创作实践中积极实践其文学主张，其诗歌作品在齐梁浮艳绮靡诗风占统治地位的初唐诗坛、已初步显露出一种极其可贵的清新与刚健之气。如唐太宗的《饯中书待郎来济》：“酸酸去尘昏清岸，飞飞轻盖指河梁。云峰衣結千重叶，雪岫花开几树妆。深悲黄鹤舟远，独叹青山别路长。聊将分袂中泪，还用持添离席。”情景交融，离別之情中有一股苍劲刚健之气在流动，表现出与六朝之诗迥然不同的风格特征。

初唐诗坛虽朝野内外风靡上官体，齐梁浮艳绮靡诗风仍占统治地位，但清新刚健的新诗风已初露端倪，并通过唐太宗君臣的创作实践，在“初唐四杰”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四杰”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他们沉沦下僚，经历坎坷，但视野开，渴望功名，蔑视权贵，他们的诗歌表现出对自由的追求，对宇宙人生的思素，成为唐诗发展的第一个里程碑。“四杰”反对齐梁浮艳绮靡诗风，崇尚刚健的新诗风。杨曾说“尝以龙朝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竟为雕刻。株之全玉龙风，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狗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思革其界，用光志业”，杨炯评“上官体”诗歌“争构纤微、竞为雕刻”“骨气都尽、刚健不闻”，切中要害。“四杰”用自己的创作实践发展了初唐诗歌清新刚健的风格，他们在赠别诗和边塞诗中重視抒发一己情怀有着慷慨悲凉的情思和刚健开朗的境界。如王勃脍炙人口的赠别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域路，儿女共沾巾。”“然销魂”是古代大多赠别诗的主要情感基调，王勃的这首诗却能一洗惆怅悲凉之态，表现出乐观开朗的情思和清新刚健的格调。再如杨炯的边塞诗《从军行》： ：“峰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此诗写一位书生投笔从我，出塞参战的全过程，从景入手、直“级未灭，何以家为”的壮志豪情，雄浑刚健，慷慨激昂、无论题材和风格都突破了齐梁浮艳绮靡诗风，体现出初唐诗歌新风格的进一步发展。

初唐诗歌清新刚健的风格在“四杰”的创作中有了很大发展，陈子昂则在理论与实践上使其走向成熟。陈子昂对于初唐诗坛齐梁诗风甚器上的现实甚为不满，曾有言“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移丽竟，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期音情，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视，发挥曲部。不图正始之音复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視而笑。”他态度鲜明地批判了“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的齐梁诗风，提出“兴寄”说和“风骨”说。所谓“兴寄”说，就是要重视诗歌的抒情性特征，写诗要有感而发，要有所寄托；“风骨”说则提出了诗歌的审美理想，那就是上承汉魏风骨传统，创造具有慷慨激昂，清新刚健、音情挫、光英朗练之美的诗歌。

陈子昂在创作中积极实践自己的理论主张，使初唐诗歌清新刚健的风格进一步走向成熟。如其《感遇（三十五）》“本为黄公子，平生实爱オ。感时思报国，剑起業。西地丁零塞，北上单于台。登山见千里，怀古心悠哉。谁言未忘祸，磨灭成尘埃。”此诗写自己从军的亲身经历，以直抒胸的方法，表现建功立业、慷慨报国的理想以及理想不能实现的愤慨不平。基调慷慨苍凉，风格刚健雄放，语言切实质朴，几近盛唐之音。

初唐诗歌中这种清新刚健的发展倾向，从唐太宗君臣开始经“四杰”及陈子昂的创作实践，最终取代齐梁浮艳綺靡诗风走向成熟，至此，初唐詩歌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以“骨气端期”“音情顿挫”“光英阴练”的全新姿态，迎接盛唐诗歌“高峰”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