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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李商隐诗风的形成上

2022-06-03李明华木斋

关键词:诗风李商隐

李明华 木斋

[摘 要]李商隐的诗歌作品,其奇特之处,在于诗人采用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独特的方式,营造了某种神秘的艺术迷宫/商隐众体皆备,其中跟从令狐楚学习骈文章奏之道;终生生活在他者的羽翼之下,依偎于牛李党争之间,终生依靠他人的奖掖赏识而靠出卖奏章的才华为生;贯穿终生对于男女恋情的渴望,其超越儒家正统界限的恋情,此为其晦涩朦胧诗风的几个重要构成要素。

[关键词]李商隐;诗风;形成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22)01-0098-06

[收稿日期]2021-11-20

[作者简介]李明华,海南熱带海洋学院人文社科学院讲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木斋,扬州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吉林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一、概说

李商隐的诗,近似现在所说的朦胧诗。他常以若有若无、迷茫恍惚的境界,以似贯又断、若断又续的意象,蕴义深远的典故,精美绝伦的音律节奏,起伏不定的情绪潮流,瑰丽夺目的语言,构成一种神奇而又超美绝伦的境界。这种境界如“百宝流苏,千丝铁网,绮密瑰妍”(元·辛文房《唐才子传》),是中国自有诗歌以来从未有过之境界。它似是屈骚及六朝诗的华美,而又比之朦胧,比之蕴义精深;它似是杜诗之深情而更加之以曲奥;似韩愈之奇而弃其险;似李贺之丽而弃之诞。他把近体诗这唐诗最重要的艺术形式之一,从一个新的领域里开拓出来而发挥到极致,与此同时,它又成为下一个时代最重要的艺术形式——宋词的先驱。

李商隐的诗歌作品,可谓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束奇葩,称之为中国诗史中最有特点、最美的、最为富有魅力的奇葩,亦不为过。其奇特之处,在于诗人采用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独特的方式,营造了某种神秘的艺术迷宫,阅读时候只觉五彩绚烂,意蕴无穷,但其究竟所指为何意?其具体的背景如何?诗人又是采用何种独特方式来营造的这种审美效果?后来者似乎也皆不能窥其堂奥。或如文学史所称其为“深情绵渺”,或如元遗山所评:“诗家总爱西昆好,但恨无人做郑笺”;或如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所感受到的:“最具有唯美色彩的,是那清扬的词藻。要说什么是唯美,正如解答什么是诗一样,绝非易事。”[1](P258)

怎样才有可能探河穷源,以学术文字的时间艺术,来展现李商隐诗作的空间宝藏的奥秘呢?笔者认为:唯有将李商隐其人的生命历程与诗歌写作的时间流程视为一个整体,进行历时性质的展示,才有可能探索其艺术构成的多重因素及其渐次形成独特诗体的奥秘。义山体的出现,是无限丰富的多重因素的构成结果。概言之,主要有以下因素:1.文学史之内在演变,为其中不可或缺之条件:中国诗歌经过建安以来,历经六朝和初盛中唐之演变,经过李杜王韩白各自独特的创造,已经诸体皆备,诗歌史的演变,客观上为李商隐这样追求艺术形式美的诗人出现;2.晚唐时代特别是甘露之变,对时代及一代士人给予深邃的影响,士人通过科举之路走向文化中心的路途基本被堵死;商隐个人的人生遭际,成为这一时代牺牲品之典型,遂走向刻苦钻研诗歌艺术技巧的诗人,从而形成义山体独特的诗风。

就文学史演变而言:在李商隐出生以及少年时代,正是韩、白等中唐诗人最为活跃的阶段。商隐出生之年,韩愈四十五岁,刘禹锡白居易四十一岁,柳宗元四十岁,元稹三十四岁,李贺二十三岁。就时间而言,看似相差无几,但就历史与文学史而言,却是两个不同的时代。就政治背景而言,中唐时代刚刚从盛唐末期安史之乱的废墟之中站立起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春望》),乱臣贼子的叛乱,给我华夏民族造成无与伦比的巨大伤害,“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杜甫《垂老别》)“乾坤含疮痍,忧郁何时毕!”(杜甫《北征》)这种忧国忧民的哀愁情怀,一直蔓延到整个中晚唐时代,只不过,韩愈代表的儒家道学思想的诗人,与李商隐代表的反道学的诗人,在面对痛苦无奈的社会现实面前,走向了截然相反的路径。

商隐有意从前代诸多诗人的不同诗风之中汲取营养,可说是一种职业诗人之敬业精神,也可以说,商隐是中国从有诗以来首次出现的职业诗人,虽然,其诗体写作并非其经济生活的主要来源,但却潜移默化成为商隐人生的标志和特色。这种职业诗人的敬业精神,苦苦修炼精神,正是商隐成为独特诗风的主要构成因素之一。李商隐在其早期的诗歌写作中,就经历了一个众体皆学,或说是广泛学习模仿的阶段,可以说,前代诗人诗作即是商隐刻意学习模仿的蓝本。

就时代背景与个人身世遭际来说,作为晚唐诗风的奠基者与中唐诗风的开拓人韩愈两相对比,不难看出其中的分野:李商隐的少年时代与韩愈有着惊人的相似,两者之间,相似之处甚多:两者少年时代同为孤儿寡母或寡嫂:商隐于穆宗长庆元年821年,十岁,父卒,奔丧归郑州。可谓是“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依之亲”。两者少年时代都是孤儿,李商隐于宪宗元和七年壬辰(812)出生于河南获嘉县;本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县),迁居郑州荥阳已经三世,父嗣,时任获嘉县令,三岁,父罢获嘉县令,入浙东幕府。商隐随父先后在浙东越州、浙西润州生活七年。五岁开始诵读经书,七岁开始学习撰写诗文。

从人生的仕途来说,韩愈自然也不是非常顺畅,但韩愈始终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家,而纵观李商隐的一生,虽然才华横溢,但却始终处于对世家豪族的依附中。少年时代即为天才少年,但却不得不依附于令狐楚——偶然的机会,使他结识了当时镇河阳的父母官令狐楚:“商隐幼能为文,令狐楚镇河阳,以所业文干之,年才及弱冠。楚以其少俊,深礼之,令与诸子游。楚镇天平、汴州,从为巡官,岁给资装,令随计上都。开成二年,方登进士第,释褐秘书省校书郎,调补弘农尉”(《旧唐书·李商隐传》)[2](P2254);令狐楚成为他启蒙恩师,但也令其成为终其一生在牛李党争夹缝之中生存的牺牲品——随后,王茂元镇河阳,爱其才,辟为掌书记,并且,以子妻之。——李商隐有幸成为了李德裕党羽王茂元的乘龙佳婿,但这也成为后来痛苦人生的源头。

在儒家传统道学眼中来看,韩愈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不顺利也是在儒家的正常轨道上的“君子固穷”,而且,不论官职大小,韩愈都是独立的自我;而李商隐相比之下,不论怎样经天纬地的才华,总是生活在他者的羽翼之下,依靠他人的奖掖赏识而靠出卖奏章的才华为生,而商隐其人,也就自然一直为正统道学者之所诟病。这一点,正应该是李商隐的诗歌最终走向迷离恍惚朦胧唯美诗风的一重要原素。

以下,依次从以下诸多方面依次展开论证:1.李商隐对前代诸多诗体的模拟学习;2.李商隐艳情诗风格的渐次形成;3.政治抒怀诗的渐次形成;4.整合艳情与政治抒怀为一体的写作方式;5.超越艳情本事的人生抒怀写作方式。

不论是艳情诗还是政治抒怀诗,都是商隐诗风的局部性写作方式,随后出现将艳情打并进入政治抒怀,或说是政治哀伤背景之下的情爱写作,两者有机融为一体,方为义山体之所独特风格之所由来。商隐之所以会形成艳情与政治抒怀两大题材整合一体,其原因主要有:1.就其个人经历而言,婚恋与个人仕宦生涯两者密切相关,一个生命的两大重要组成,互相之间原本就是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商隐之离开令狐家族而远赴泾源,一方面是茂元对其政治方面的倚重,同时,将其女嫁给商隐,从而完成了商隐久藏于心的婚恋情结;2.就中国文学史的演变而言,诗骚以来就有香草美人的比兴传统可资借鉴;3.商隐自身的写作历程,刚刚分别完成两大题材的诗体写作,在客观上,也存在将两种诗体整合而一的需求。

融合政治人生写艳情人生的写作方式。

但以上的三种诗歌写作方式的渐次形成,尚未臻于义山体之极致。综前所述,本文从商隐一生总论其对前代诸家诗体的效法学习与创新,随后,大体按照其生平时序历时性探索其:1.艳情诗为其写作发端;2.政治抒怀诗紧承其后;3.打并艳情进入书写政治怀抱的形成。在以上三種诗风的渐次形成基础之上,商隐以职业诗人的专业精神,娴熟掌握这种他所独特创造出来的创作方式,并最终完成其第四种写作方式:

不见寄托而寄托、不见本事而有本事,非具体针对某一种寄托的象征性寄托,融合艳情而写政治抒,融合人生哲理而内涵艳情;或亦可表述而为:融合人生遭际写艳情人生的写作方式,超越艳情本事的人生抒怀写作方式。《锦瑟》为其典型代表作: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探索《锦瑟》之主旨,大概才能大略接近商隐诗风的艺术构成方式,大抵接近商隐写作此一类诗作的主旨所在。

二、李商隐对前代诸多诗体的模拟学习

1.商隐早期诗作从宫体诗和乐府诗而来,宫体与乐府两者本为一体:早期的几篇如《陈后宫》两首,从宫体诗而来;《无题·八岁偷照镜》,从古乐府和汉魏古诗而来, 写一个少女八岁开始懂得“偷照镜”,懂得“长眉已能画”,到结句“十五泣春风,背面秋千下”,刻写出少女豆蔻年华的内心写照。关注女性,关注两性性爱,这是华夏周公孔子以来的禁忌之地,到中晚唐时代上承曹魏六朝而来,得到了一次纾解。这是别一种意义的思想解放,同时,也是李商隐之所以为朦胧诗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2.效法李贺之写作:大和元年(827),商隐十六岁,正是“以古文为士大夫所知”的年岁,有《无愁果有愁曲北齐歌》:“东有青龙西白虎,中含福星包世度。玉湖渭水笑清潭,凿天不到牵牛处。麒麟踏云天马狞,牛山撼碎珊瑚声。秋娥点滴不成泪,十二玉楼无故钉。……白杨别屋鬼迷人,空留暗记如蚕纸。日暮向风牵短丝,血凝血散今是谁?”[2](P16)已经颇有李贺怪怪奇奇的气韵,同时,也初显义山处处用典的诗体风格。

此诗题目本身就有典故:《隋书·乐志》:“北齐后主自能度曲,尝以弦而歌,别采新声为《无愁曲》,……乐往哀来,竟以亡国。”商隐反其意而为“无愁果有愁曲”,咏北齐废宫也。其前四句极写无愁,以北齐宫殿被废之前的雄伟巍峨来坐实无愁,“凿天不到牵牛处”,其高耸入云,只欠凿天到牵牛星的地方;“麒麟踏云天马狞,牛山撼碎珊瑚声”,极写周师之入,铁骑飞腾,山形震动,而美人珊瑚之声碎矣!泪亦竭矣,宫亦墟矣!驱去后宫,如推烟摧月,人离而佳树亦尽,惟有白杨鬼屋,空留下往昔的痕迹如同蚕纸一般惨淡,在暮色中被微风牵动。

3.效法骈文章奏体,或可称之为以骈文今体如诗。大和四年(830),十九岁,在郓州令狐楚幕,楚授以骈文章奏之道,始通今体。[2](P2331)跟随令狐楚学习骈文章奏之道,始通今体,这是李商隐从韩柳古文写作向晚唐转变的一个关键所在。以韩愈与商隐相互比较,韩愈写诗如作文,可谓不假思索,信笔写出,不加修饰,虽然也不时有奇险佳句,或如《山石》一类如同散文日记一般的佳作,总体来说,写诗如同说话,写得过于容易,自然就流于口语化;李商隐则每一首都极为用力,力求精美,美轮美奂,语不惊人死不休。这种形式之美,与令狐楚教授的章奏之道具有密切关系。

商隐《谢书》一首当写作于此一背景之下:“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携笔砚奉龙韬。自蒙半夜传衣后,不羡王祥有宝刀。”前两句是说:令狐楚的恩遇,自己何曾有丝毫的报答,只是每日空携笔砚手捧六韬兵书侍奉左右而已。传五祖弘忍以杖三击慧能,慧能既以三鼓入室,五祖乃以达摩法宝及袈裟付之。王祥宝刀,魏徐州刺史吕虔有佩刀,赠给别驾王祥:“卿有公辅之量,故以相与。”商隐此诗说,自从令狐楚传授章奏之道,再不必羡慕他人。

4.效法盛唐王孟,而加以改造为义山体,其中《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兖》,为商隐早期作品之中较少超越以上诸多方面特点而成为独特风格的佳作,可以视为商隐诗风走向形成的最早标志之一。其题材可以视为友情抒怀诗作。诗云:

竹坞无尘永槛清,相思迢递隔重城。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2](P76)

白居易有《过骆山人野居小池》诗作,自注云:“骆生弃官,居此二十余年。”“是为长庆二年出守杭州,初由京城东南次蓝溪而过之也。”[2](P77);而杜牧《骆处士墓志》则云:“骆处士骆峻,扬州士曹参军,元和初,母丧去职,于灞陵东阪下得水树居之,朝之名士,多遭其庐。”可参考。白居易与李商隐虽为不同时代的两代人,但若同一时间在此相会,同写骆氏亭诗,该是非常有趣的事情。参看年谱:“大和七年(833),二十二岁 ,第三次应举,太原幕罢,商隐离开郑州,依其重表叔华州刺史崔戎,受其厚遇,在幕中代拟表奏。大和八年(834),二十三岁,因病未应试,崔戎送其习业南山。四月,随崔戎自华州赴兖州,掌章奏。崔戎卒后,西归郑州。冬赴长安。大和九年乙卯(835),二十四岁,第四次应举,往来长安、郑州之间,曾经至崔戎旧宅相吊。”则此一首诗作应该写作于这个时间段。

起句“竹坞无尘水槛清”,竹坞一句写骆氏亭,已见凄清之美,清净之美。骆氏亭临湖而建,无尘水清,引起诗人触发怀友之情绪,也是 “一片冰心在玉壶”的情感世界的衬托、写照。“相思迢递隔重城”,写题目之中的“寄怀”。“相思”与“隔”为矛盾体,“相思”而远隔“迢递”之“重城”,相思之情,弥足深重而极难排遣。此句次序解为,相思隔迢递重城,将“隔”与“迢递”倒置,一为诗韵,二则使相思亦有 “迢递”之感。

“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此“秋阴”暗含“欲雨”,“霜飞”则有“留荷”。“枯荷”,暗用孟浩然“荷枯雨滴闻”,本无审美可言,但与“留得”“听雨”相关,则成凄美定清韵,非俗人可解者。清人纪昀评:“分明自己无聊,却就枯荷雨声渲出,极有余味,若说破雨夜不眠,转尽于言下矣”(《玉溪生诗说》);“‘相思’二字,微露端倪;寄怀之意,全在言外”(《辑评》引)。

5.效法杜诗:李商隐对杜诗的有意学习,比较前面数种诗体大略为晚。学杜的重要作品,如《自南山北归经分水岭》:“水急愁无地,山深故有云。那通极目望,又作断肠分。郑驿来虽及,燕台哭不闻。犹余遗意在,许刻镇南勋。”此一篇为商隐为令狐楚作,令狐楚卒于山南节度使,第三句承接第二句,第四句承接第一句。山名地势,皆足断肠也。五句写其身为幕僚,六句写其心伤知己。商隐为令狐楚撰写墓志铭,故有末句。著者按语:“义山早期律体,刻意仿杜而得其仿佛。此篇感情深挚,笔致苍老,颇得杜意。……令狐之没,实亦义山平生之一大分水岭也。”[2](P253)此一首学杜,但说其兼学王孟,亦可说通。

商隐的《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则为非常明显的学杜诗史写法:“蛇年见丑月,我自梁还秦。南下大散岭,北濟渭之滨。……依依过村落,十室无一存。存者皆面啼,无衣可迎宾。”[2](P282)此一篇刻意学杜之作,以单篇篇幅而概括有唐一代之历史。皆可视为商隐政治抒怀诗作之所由来。

6.效法韩愈:商隐诗作与韩愈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诗风,但商隐对韩愈诗体也有效法之作,虽然这是写作于后来,与前五种早期诗作的有意仿效学习不同。《韩碑》诗,曾季狸《艇斋诗话》:“李义山诗雕镌,唯《咏平淮西碑》一篇,诗极雄健,不类常日作。如‘点窜尧典舜典字,涂改清庙生民诗’。”钟惺评:“文章定价,说得帝王无权。”“一篇典谟雅颂大文字,出自纤丽手中。”[2](P919)

7.效法白居易的绚丽之极而归于平淡的白话体:义山诗作以繁缛富丽晦涩难懂而著称,但其实,他还有许多几乎平淡的白话体诗,一方面,应该是商隐晚年与白居易交往之中所受影响之作,另一方面,就像是东坡所说,年轻时代追求绚丽,到了晚年时候,就会喜欢平淡,是绚丽之极而归于平淡的平淡,是内涵无限丰富的平淡。这样的诗篇极多,而且,一经写出,便为名篇。

如《晚晴》:“深居俯夹城,春去夏犹清。天意怜幽草,人问重晚睛。并添高阁迥,微注小窗明。越鸟巢干后,归飞体更轻。唐宣宗大中元年(847),桂管观察使郑亚召辟商隐入幕。诗人心境豁然开朗,写下了这首笔调较为欢快的诗作,一扫往日之沉重忧郁的情怀。领联“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尤为人所传唱。清人程梦星评:“此为历所处事者多见憎于时,而己亦为所累,久而自明,适有天幸,故于‘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一联微露其旨。”

《乐游原》:“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2](P2168)句句平白如话,写出了一天晚景的美好和缺憾,也写出了一个人晚年的感叹,更深一层,则令人感受到大唐帝国的象征,感受到诗人内心深处对晚唐的深深忧虑。《花下醉》:“寻芳不觉醉流霞,倚树沉眠日已斜。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2](P2206)全篇亦无偏僻典故,全从境界而出。后来深为东坡所赏,可谓先开东坡体写作方式。以上一类诗作,皆可视为学习白居易诗体所作。

综观李商隐一生之作,此前,其实也在瑰丽之篇中,夹杂平易,甚至是超平易的诗句,前文引用过的名篇中的如《马嵬》“如何四季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再如《寄裴衡》中间两联:“秋应为黄叶,雨不厌青苔。沈约只能瘦,潘仁岂是才。”[2](P2116)虽然也用典故,却是熟典,是众人耳熟能详的烂熟典故,加上“只能瘦”“岂是才”这样的口语,连缀起来,即为平易晓畅的佳句。

8.对初唐咏物诗体的效法和光大,譬如咏物诗作《蝉》:“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2](P1135)此诗与初唐虞世南之《蝉》、骆宾王之《在狱咏蝉》并称为唐诗中咏蝉的三篇名作。

三作同为咏蝉,虞世南身处高位,借蝉居高而声名自播,喻己之名动四方;骆宾王则身为阶下之囚,以蝉自表予心之高洁;而义山则处二者之间,借蝉以寄寓启己志行高洁而不遇于时的处境和悲愤无告的心情。同为咏蝉,身份处境不同而喻义、境界亦相殊相异。在艺术手法上,不似虞诗有“垂緌饮清露”的形象,骆诗“露重飞难进”一类的描写,义山则只围绕蝉之高洁难饱,徒劳费声处用意虚写。“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为诗人才不见用之写照。至冷至幻,非有切身遭际者难喻其妙。咏物诗作与前所论之伤春伤别的两大主题,实则为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将艳情转换而为咏物,内里的书写自我人生情怀实则一致。可以视为商隐有意对初唐四杰的有意仿效与发展。

商隐将其自己的诗风融入这种效法之中,就成为义山特色的咏物诗篇。《流莺》:“流莺飘荡复参差,渡陌临流不自持。巧啭岂能无本意,良辰未必有佳期。风朝露夜阴晴里,万户千门开闭时。曾苦伤春不忍听,凤城何处有花枝?”[2](P979)借助流莺,实写自我之人生际遇。“巧啭岂能无本意,良辰未必有佳期”,可谓是他后来发展的艳情与咏怀两种诗风熔铸一体诗风之写照。

三、李商隐艳情诗风格的渐次形成

在经历对前代诗人的效法之后,特别是经历骈体章奏文风移植进入到诗歌写作之中后,商隐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诗体风格。其中有两个方面,作为商隐中年之前的主流线索:其一,艳情诗的演变发展;其二,政治抒怀诗的演变。其中艳情诗体的演变最为根本,本节先论之。

商隐自年轻时代开始就出现对女性的爱恋之真情,此为建安曹植之后之所罕见,弥足珍贵,这种对美丽女性的企慕,却只能深藏于心的隐情,正是商隐朦胧诗之所重要由来。李商隐不仅政治仕途终其一生沉沦幕僚,就是对爱情和美满婚姻的追求,也同样是坎坷难以如意的。从李商隐早期的诗作之中,不难读出其在爱情追求方面的卑微心理、嫉妒心理、企慕心理。早期如《天平公座中呈令狐相公》诗中,前面六句极写酒宴之中的美妙女性:“慢妆娇树水晶盘”,“更深欲诉娥眉敛,衣薄临醒玉艳寒。”,此为对歌女的正面描写刻画;五六句“白足禅僧思败道,青袍御史拟休官”,则为侧面衬托,以《陌上桑》“往来相怨怒,但坐观罗敷”手法描写;结尾两句写自己的内心感受:“虽然同是将军客,不敢公然仔细看。”[2](P45)《旧唐书》:大和三年十一月,令狐楚为天平节度使,此为李商隐与蔡京等同在座。蔡京曾为僧徒,故有“白足禅僧思败道”之句。

李商隐终其一生,似乎都有这种对漂亮女性的暗恋情怀,这与他敏感、卑微、多情的性格有关,似乎也与他近乎终生皆未能获得自己满意的爱情也有关系,所以,终其一生,都处于这种暗恋的、多恋的、爱而不得的情态之中,故其诗作,尤其是七言古诗,多有“哀感顽艳”,已近“诗余”之作。以后,则成为近体诗如《无题》《锦瑟》诗作写法的来源。

随后写作的《燕台诗四首》:“蜀魂寂寞有伴未?”(《右春》)可视为商隐内心深处对于情爱伴侣寂寞呼喊的心声;“欲织相思花寄远,终日相思却相怨。”(《右夏》)“风车雨马不持去,蜡烛啼红怨天曙。”(《右秋》)[2](P85)则都是以女性视角来展示自我内心深处的恋情渴望。

商隐后有《令狐八拾遗见招送裴十四归华州》,令狐八拾遗,即为令狐绹,开成初年为左拾遗,裴十四为令狐楚女婿。诗中有“兰亭宴罢方归去,雪夜诗成道蕴归”“嗟余久报临邛渴,便欲因君问钓矶。”[2](P187)《史记》:“相如有消渴疾”,全诗乃为政治仕宦与情爱婚姻双重意蕴。就仕宦而言,临邛渴,即为相如渴,暗喻求仕进,“问钓矶”,用太公钓渭川,暗喻登龙门之术;就婚姻而言,临邛渴即为求偶之渴,问钓矶,即求偶之道。[2](P191)

仕宦之途与婚恋两者之间,已经成为了商隐青年时代的两大苦闷主题,亦为商隐隐晦诗风形成的重要因素。在随后《韩同年新居饯韩西家室戏赠》中的“云路招邀回彩凤,天河迢递笑牵牛”[2](P218)诗句之中,已经可以依稀读出后来《安定城楼》等传世名篇佳句的雏形,同时,也还能陆续读出商隐的两大交错缠绕的苦闷心情。

有学者认为商隐年轻时代在玉阳东学仙,期间与一位女道士宋华阳的恋情,是商隐的初恋。商隐诗“忆昔谢四骑,学仙玉阳东。千株尽若此,路入琼瑶宫。”学仙玉阳东的时间,一般认为是两次科考失败后,崔戎聘用他,然后送他去玉阳山修道。玉阳山在洛阳以北济源境内。李商隐二十三岁在河南玉阳山修道。对此冯浩有以下的考证:“义山,怀州河内人。当少年未第时,习业于玉阳、王屋之山,详《画松树》、《偶成转韵诗》。其《奠令狐公文》云:‘故山峨峨,玉溪在中’,必指玉阳、王屋山无疑也。……近读元耶律文正《王屋道中诗》云:‘行吟想象覃怀景,多少梅花坼玉溪。’玩其词义,实有玉溪属怀州近王屋者,大可为余说之一证。虽未能指明细处,必即义山之玉溪矣。”商隐《奠相国令狐公文》:“故山巍巍,玉溪在中。送公而归,一世蒿蓬。”从这几句祭奠文字来看,“送公而归”——商隐似乎应该是在写作此文前后,都还是玉溪居住。沈荃纂《河南通志》载:“玉阳山有二,在济源县西三十里,东西对峙,相传唐睿宗女玉真公主修道之所。”有学者认为在东玉阳山上的,叫玉阳观,是李商隐修道所在。在西玉阳山的,叫灵都观,让李商隐一生都无法忘记的女子宋华阳,就住在灵都观里。商隐后来写作有《赠华阳宋真人兼寄清都刘先生》首两句:“沦谪千年别帝宸,至近犹谢蕊珠人。”蕊珠,原指的是上清宫阙,李白诗“诗传蕊珠宫”,这里应指的是宋真人,即宋华阳。

《月夜重寄宋华阳姊妹》:“偷桃窃药事难兼,十二城中锁彩蟾。应共三英同夜赏,玉楼仍是水晶帘。”这里的“偷桃”,当是隐指“偷香”之事。在和宋华阳的这段恋爱中,李商隐是自信的,常常自比那个“偷桃”的东方朔。如果“偷桃”是指“偷香”,那么,他偷的又是谁的“香”呢?当然是宋华阳的。“十二城”指宋华阳的住所,而“彩蟾”当然是曾经美丽的宋华阳。

偷灵药典故,另见一首《嫦娥》:

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此诗以神话嫦娥奔月为题材,揣度其清冷寂寞的心境,其所寓意,大致有三:其一是认为讥刺女道士,如清人程梦星解:“此亦刺女道士,首句言其洞房曲室之景,次句言其夜会晓离之情。下二句言其不为女冠,尽堪求偶,无端入道,何日上升也。盖孤处既所不能,而放诞又恐获谤,然则心如悬旌,未免悔恨于天长海阔矣。”(《重订李义山诗集笺注》)清人张采田:“义山依违党局,放利偷合,此自忏之词,作他者非。”(《玉溪生年谱会笺》)也有很多学者将此三者(嫦娥之寂寞、女道之求仙、诗人之向往高洁)合为一体。其实,诗人从其自身的遭际出发,观照于外物之合于自有,而以象出之,不露端倪,则自然出现这种似此亦彼,亦此亦彼的现象,何必索其一端哉?

李商隐诗作之所以难解,主要在于自身的艳情人生背景之下的艳情诗作与感伤时事两大主题的交融一体,令后人雌雄难辨。更兼商隐同时代人对商隐的排斥,嗤谪其忘恩于恩师令狐楚家族:“士流嗤谪商隐,以为诡薄无行,共排摒之。”[2](P2256)(辛文房《唐才子传》)。于是,商隐极美的诗作与中华儒家社会被视为“无行”的道德评价混为一体,成为一个罕见的文学史奇观。到底是后来笺注者刻意推求,务求深解,将那些恋爱纪事诗都变成为政治的寄托,还是将李商隐原本就有深意的寄托,而附会为离奇的爱情日记?恐怕将会是永恒难解的谜语。

商隐在随后西走泾源,投靠茂元之前,似应与令狐家族出现裂痕,其中缘故,隐晦难考。但至少商隐的婚恋问题长时间不能解决,由此也可隐隐得知在仕宦方面同样不得意。随后的《和友人戏赠二首》,以及《题二首后重有戏赠任秀才》,此三首作者皆题为“戏”,后来学者也都解读为戏作,其中具体背景虽然绵渺难解,但其幽怨之情,则不难读出:“东望花楼会不同,西来双燕信休通。仙人掌冷三霄露,玉女窗虚五夜风。……”(《其一》);“子夜休歌团扇掩,新正未破剪刀间。猿啼鹤怨终年事,未抵熏炉一夕间。”(《其二》);《题二首后重有戏赠任秀才》:“峡中寻觅长逢雨,月里依稀更有人。”“遥知小阁还斜照,羡杀乌龙卧锦茵。”[2](P191-199)到后一首艳情色彩已经非常明晰,爱而不得的嫉妒,跃然纸上。乌龙用《搜神后记》会稽张然滞役在都,有少妇与一奴守舍,奴与妇通。张然素养一犬名乌龙,奴已张弓拔矢,乌龙应声伤奴咋其阴,然因杀奴。商隐使用乌龙典故,真如前人所评:“戏得太毒”(冯舒评语)“羡煞”二字,为此一组诗的关键所在。

《病中早访招国李十将军遇挈家游曲江》中的:“相如未是真消渴,犹放沱江过锦城。”及《又一首》中的“莫将越客千丝网,网得西施别赠人”,处处在在透露出来商隐内心深处的爱情饥渴与对美满婚姻的焦虑。而“消渴”两句,尤为有趣,以后渐次成为商隐诗法之一。周振甫《诗词例话》:“从糖尿病古称消渴双关到消除口渴,夸大到把沱江水喝干;再从沱江的流到锦城,反证相如还不是真消渴。这里是双关、曲喻、夸张几种修辞格的合用。”这种手法再如“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

《寄脑韩同年(时韩住萧洞)二首》《其二》:“我为伤春心自醉,不劳君劝石榴花。”此一首之背景立意,“(张曰):此萧洞当指泾源,义山与韩同时议婚,而韩先娶,故艳妒之情,见于言表。”(《会笺》)著者《按》:“寄伤春求偶之苦闷于韩瞻,望其促成就婚王氏之事也。韩李同时议婚,而韩先娶,故值韩寓居‘萧洞’之际,其殷殷求偶,醉心王氏之情遂不可抑止。”[2](P209)唐五代之前一流大詩人,如李商隐这样,留下如此隐秘个人私生活信息者,尚属少见。至此,已经可以洞悉商隐之所以弃令狐而转投茂元,西走泾源,除了在令狐楚死后,商隐可能与令狐家族有所裂痕之外,求婚于茂元,以求完成个人之婚恋家庭,亦为其中之重要因素。

[参 考 文 献]

[1]吉川幸次郎. 中国诗史[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2] 刘学锴,余恕诚. 李商隐诗歌集解(增订重排本)[M]. 北京:中华书局, 2016.

[责任编辑 张 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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