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本身是可以文明起来的

蔡禹僧（1964-）生于河北大城縣，当代哲学家、思想家。蔡禹僧先后出版了四百万余字的哲学著作与论文，其哲学成就主要在宇宙论，其中《宇宙历史哲学》《宇宙本体论》《逻辑的历史发展》《哲学与科学的结构关系》提出了新颖的思想。

《战争之于人类文明的意义》全文两万余字，共分六部分，下文选自第六部分。在前五个部分中，作者阐述了以下观点：就人类的生存权而言，远古的蒙昧时代，基于对凶猛野兽的征服以及人类间种族繁衍权利的竞争，战争一方面表现出人类更暴力更残酷，却在另一方面激发出人类“智慧”而使人类更“文明”；考察战争需要建立一个两极鲜明的坐标：“罚无道”的正义战争与非理性的“邪恶战争”，从而区分出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正是正义战争的胜利推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人类创造的文明使人类不断突破自然地理的限制，成为一个共同体，从而最终了“人道主义”这一文明果实，“人道主义”因而成为战争是否具有“罚无道”的正当性的标准。

当战争作为“罚无道”时，是应该被称颂的。它使文明免于浩劫，所以武王伐纣是正义的行动。

对于一个残暴、荒淫的统治者，用武力推翻它是“替天行道”。不过中国的君子伯夷、叔齐是不费成“以暴易暴”的。应该向伯夷、叔齐这样彻底的和平主义者致敬。但以非宗教的态度判断，孤竹二君的思想显然不合时宜，无论在任何时代。

当美国军队兵临巴格达，中国的军事评论家纷纷引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著名战例——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现为伏尔加格勒）时，认为伊拉克人民是正义的自卫战争，巷战不可避免，巴格达也将成为第二个斯大林格勒。然而战争的进程还是说刺了他们的高谈阔论，激烈的巷战根本没有发生，美国的坦克轻易地进入巴格达。更让那些站在伊拉克立场上的人士蒙羞的是，不仅没有像样的抵抗，而且当美国的坦克停在巴格达市中心的广场上时，巴格达市民协助美军推翻了萨达姆的雕像。当雕像倒下时，市民欢呼雀跃，在萨达姆“身上”跳舞。

伊拉克人的爱国主义哪里去了？他们的“忠心”哪里去了？在伊拉克，最重大的和最热烈的节日就是萨达姆总统的生日。曾几何时，萨达姆以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得票率再次当选伊拉克总统，伊拉克人热泪盈眶地呼“我的心、我的血，萨达姆！”但是，或许伊拉克人自己也并不了解自己。战争迅速结束的原因，并不全是美国军事力量的强大，而是伊拉克人抛弃了萨达姆。

战争固然残酷，战争中一个伊拉克儿童的哭声可以立刻传遍全世界。可是，比儿童的哭声更残酷的是，在非战争期间当成千上万人被集体屠杀时并没有人看见，所以也就没有多少人指责罪恶。据手头的资料.仅在1987年，八架伊拉克飞机对北部库尔徳人的二十个村庄实施化学武器攻击，造成至少上千库尔德人死亡，“母亲们的尸体紧紧依着自己死去的孩子”。最近，在战后伊拉克发现的“万人坑”证据确凿，骇人听闻。令人发指的是，万人坑里的一万五千具尸体都是被萨达姆的共和国卫队活埋的。

把一万多人双手反绑，蒙上双眼，活活埋掉，似乎比伊拉克儿童的哭声要悲惨些。萨达姆总统如此对待反抗他的人民，他的高得票率恐怕是人民害怕活埋面填写的。想想伊拉克上万人惨遭活埋，以及伊拉克民众高呼“我的心，我的血，萨达姆”的情景：一面是伊拉克儿童贫血的面孔，一面是萨达胡总统和他的两个儿子豪华的住宅和荒无度的生活；一面是国际人土为抵救伊拉克人民实行石油换食品计划，一面是萨达姆总统不惜血本地在全国各地为自己的尊容建立无数的雕像，我们就能够对于什么叫专制极权有所理解——个人崇拜是由极端恐怖来维持的。由此看来，美国的“斩首行动”对于萨达姆总统的惩罚似乎并非不符合正义。

对于某些学者指责美国的“文化霸权主义”破坏了“多元文化”的观点，应做客观分析，区别对待。倡导文化多元主义当然应该举双手赞同，但关键是如何理解“多元文化”中的“多元”。如果地球上目前依然有食人族，就不能认为他们的“文化”应该作为“多元文化”中的“一元”继续保留；纳粹分子可以在晚霞中悠然地欣赏从烧犹太人的尸炉中冒出的“炊烟”的“美景”，对于这种“文化现象”，只能在“恶的辩证法”的意义中才能进行“文化”“审美”；至于苏联把五十万知识分子处死在冰天雪地的俄罗斯大地，就其历史场景来看，也是很“壮观”的，但似乎二者都不应该属于“多元文化”之“一元”。我们的观点是，食人主义、法西斯主义、马托邦专权主义以及萨达姆的“活理主义”都不是文化多元主义的一元，它们是比斯巴达之于希腊城邦文明之变种的更坏的变种，是人类文明的公敌。至于不乏真诚的学者担心美国推广的民主自由有可能损害发展中国家的本土文化，尽管并不多余，但不必忧心忡忡。民主固然也是一种文化，但它不会推毁其他文化，因为它是和“专制”对立的。比喻地说，民主是文化的营养素，它只能催生文化而不会“我花开后百花杀”。民主的普适性使其和儒家文化、伊斯兰文化并不一定构成亨廷顿先生所谓的文明的冲突。在专制与民主、野蛮与文明的冲突中，民主与文明的最后胜利应该是全人类的福音。

历史地看，人类恐怕还有更加激烈的战争在我们的地球上上演，战争或许在人类历史中是不可能消失的现象。古代战争似乎是独立的存在并对人类文明产生影响，但人类步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人类的整体意志逐渐地凝聚起来，人类当然不应该对战争的发生无所作为。由于精确制导武器以及高新信息技术对战争的监督，使现代战争具有一定的理性，表现为战争在一定意义上的有限性和可控性，不把平民作为军事目标打击，从而区别于古代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大屠杀。例

如，在伊拉克战争中，由于全世界的目光都注视着那里，人道主义灾难发生的可能性和规模变得很小，尽管仍然有对平民的误炸。总之，历史学家不应该是天真的理想主义者，既然战争不能在可预期的未来人类历史中消亡，我们就应该正视这种进步。

可以设想，人类未来尽管仍无法消灭战争，但战争本身是可以文明起来的。在未来战争中，所较量的可能不再是血肉之驱的生死，而是科技力量的高低。虽然预言未来战争双方都接近“零伤亡”还为时过早，但生命损失将会日益减少，当然前提是一一人类能找出抑制世界人口爆炸性增长的十分理性的办法。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是，当前，在一般常规战争外人类文明的肌体上却长出了恐怖主义的毒瘤。如果不能有效制止其扩散，且恐饰主义者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核武器、生化武器），那么整个人类的安全将受到致命的威胁。在政治、经济逐渐全球化的今天，如何消灭恐怖主义是一个迫切的问题。但愿不要在只有爆发一场大规模核战争之后，残余的人类才会下决心彻底销毁核式器，核战争不应该成为人类文明终结的“葬礼”。

（选自《书屋》2003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