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 帆

引子

打我刚上小学起，就已经开始废除“先生”的称谓了，在我们的脑海里，那已然成为旧社会的隐喻。当然，“先生”也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分，广义的被革命化的“同志”所取代，而狭义的被“老师”所取代，我这里的取义自然是指后者了。“老师”喊了几十年，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先生”才又作为尊称回到民间，在大学里，一声“先生”，尤其若是对年长的女教师这么称呼，那就会让人平添出许多敬意来。我常想，倘若将一生当中给我授业传道过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先生”一一进行素描，恐怕也得写成一本书了，于是便萌生了慢慢写来的念头。

一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在扬州师范学院（如今的扬州大学）读书，那时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各有各的风格和气象，回想起来，许多先生的音容笑貌都历历在目。

扬州师院的门楼在那个时代还是挺大的，那块门匾集的不是时兴的毛体，而是鲁体，少了几分霸气，却多了几分书卷气。门内的建筑显然是50年代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模仿出来的风格，中文系的小楼也是中苏合璧式的尖屋顶建筑，楼上的教室竟然还是木地板的，这在那个贫困时代里平添了几分奢华，我们的小班课就在这个小楼里上。

刚到学校，尚未开课，我们就只能往图书馆跑了。那时，对于图书馆的所有工作人员，我们都恭恭敬敬地喊“老师”，因为我们的精神食粮都要从这里领取，一张借书证就是维持生计的“粮本”。

借书处那个柜台里坐着五个人，二男三女。

一位略矮而臃肿的老者，走起路来鞋子拖着地面，摩擦出踢踢拓拓的声响，红红的酒糟鼻子上架着一副圆形的玳瑁眼镜，镜片里面的眼睛白多黑少，尚有睨斜，间或一轮，也判断不出他的聚焦点在哪里，脸上写满了严肃，看着他的面目，竟然马上会想起《巴黎圣母院》里雨果描写的那个敲钟人卡西莫多。他拿书给你时嘴里总是在嘟嘟囔囔地叽咕着什么，那并不连贯的吴语往往使许多苏北学生难以捉摸其语义，渐渐地，大家也就不太拿他当回事了，然而，在与其多次交往和言谈中，我发现他是一个顶认真的人。每借出一本书，他都会十分认真尽责地介绍这本书的作者和内容梗概，甚至做出评价，无疑，这些书籍他都是看过的，我十分讶异他竟是一个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先生，因此在别人嘲笑他的时候，我却对他产生了崇敬。后来有传闻说他原是一所著名大学的教师，反右时被定为右派，是发配到此间做了资料员的，一双儿女还在著名大学里任教，闻此，不由得更加肃然起敬了。

这么多年来，只要我一跨进任何一座图书馆，眼前都会浮现出那个几乎算是邋遢的老头的形象，久久挥之不去，那是我心中最真最善最美的借书先生，总觉得世人亏欠他的太多。我牢牢记住了他的金姓，因为我们背地里喊他“金老头”，却不知道他的真实名字，问了吴周文先生，吴先生说名为“慎夫”，曾经当过江阴县的副县长，哦，原来是个县太爷，并非大学教师，心里不免有点小小的失望，但转念一想，他的学养比许多大学教师的水平要高得多呢，毕竟是一个有文化的官员。呜呼！虽然他的父辈给他起了一个好名字，让其金口玉言，谨慎行事，可金先生在1957年的那场大鸣大放运动中却没有管好自己的嘴，一俟“慎夫”成为“率夫”，其命运便不堪也。金先生如果活着，现在应该有90多岁了，不管他在人间还是天堂，我都为他脱帽。

另一个中年眼镜男人就非常可恶了，瘦高的个子，整天穿着一身深蓝色的工作大褂，一脸讨债的账房先生模样，你借一本书就像剜他的心头肉一样，两颗眼珠瞪得如铜铃一般，操着一口通泰方言，喋喋不休地训导着你，直到让你完全失去了借书的快乐为止。他不停地数落着诚惶诚恐的借书人，终于有一天因有书不借而被人揍了一顿，大家看着头缠着白纱布的这位先生，不由得心生快意，有大胆的借书人竟当面拍手称快。殊不知，借书人对发放精神食粮者的态度是很有讲究的，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但这种人伦常识有的人一辈子都参悟不透。此人与那近乎于卡西莫多似的老者相比较，内心世界的善恶乃天壤之别，人们的切齿也就是必然的了。

几个女的同样不太好说话，在那个毫无服务意识的时代里，掌握借书权力的“先生”和借书人发生冲突是难免的，你指望她们温柔一借，恐怕是需日久生怜的。也许是由于我经常泡图书馆，这种垂怜的运气竟慢慢降临到我的头上了，和她们混熟了，有时也就网开一面，一切从宽处理了，不仅数量可以商量，而且还可以偶尔借到几本“禁书”回宿舍看看。最使我感动的是那一位穿着很朴素的较年轻的高姓资料员，竟然还让我进了特藏书库觅书，这样的优渥待遇，让我激动了许多天，也让许多同学羡慕不已。毕业许多年以后，方才知道她是上海一个著名文史社会政治批评家的儿媳。

在那些图书封尘禁锢的岁月里，我几乎把师院图书馆里大多数外国文学译著和中国现当代名著都浏览了一遍，这无论如何是得感谢那些古怪而善良的先生们的，即便是那位不友善的先生的侧目相向，如今回想起来，归咎于文化语境使然，也就尽释前嫌，心中释然了。

上课了，在空无一人寂静的图书馆里，那才是一个读者进入自由王国的思想通道，虽然我还没有那种能力和学养像马克思那样在大不列颠图书馆里自由地思考，但在那个思想禁锢的时代，幸运的我却充分地享受了别人难以得到的读书和思考的特权。

二

中文系的课程开了13门，除了我不喜欢的政治之类的课程外，汉语课也是我头痛的，虽然教授现代汉语的王老师说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上课的逻辑性和生动性兼备，可算得上一流的标准课程的老师了，但我却经常逃课，原因很简单，认为不上现代汉语课，我照样可以熟练地运用汉语。倒是他那一对刚刚会说话的双胞胎女儿煞是可爱，经常被女生们抱到班上来玩耍逗乐。现在回想起来，我对这门课的认识还是浅薄无知了，以致错过了对汉语言精准理解和娴熟运用的学习机会。

最有趣的是古代文学课程，给我们上课的是李廷先先生，那时我们并不知道他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也不知晓其古文造诣之深浅，仅仅是钟情于他在课堂上执着沉浸在自我世界里的种种令人捧腹的行状。上课时，他总是操着一口浓重的河南腔调的普通话，这就使得其讲述的内容平添了几分滑稽谐趣的韵味，然而，他本人却是十分严肃和认真的，那一丝不苟的表情让你又不敢笑出声来。

更让人忍俊不禁的是，他上身有时穿着对襟的中式棉袄，有时却是很严肃的中山装，可下身却穿着早已是被历史淘汰的那种折腰的老中式的大棉裤，更有特色的是，那个大裤腰带的穗子雄赳赳地挂在裆前，流苏般地优雅亮眼。他每每穿行在课桌行间，一俟我们窥见到那大大方方摇晃着的流苏，便全然忘却了他讲授的内容，窃笑不已。想到这位先生古风遗老的风范，不禁感慨其不愧为古典文学教授的楷模。其实，他的眼光真是炯炯有神的：一副眼镜挂在鼻梁上，站在讲台上一面瞄着书本，一面从眼镜上端扫射着课堂里的动静。一般来说，他并不计较你上课时的小动作，只是偶尔从眼镜缝隙中把眼光聚焦在某一个交头接耳打乱课堂秩序者的身上，眼如铜铃，目光炯炯，停留片刻，便突然一声断喝，指责喧者曰：“你、你、你站起来！回答我的问题。”如果你能回答出来，他也会夸赞一句，让你坐下。倘若回答不上来，他至多也就是让你站一会儿，这便是最大的惩罚了。不过大多数时间，他都是弓着背穿梭在讲台前与课桌间，眼光翻到天花板上，大声念着精彩的段落，念到兴奋之时，俄而露出那满口并不齐整的牙齿，举起满是粉笔灰的手，高声说道：“好啊！真是精彩啊！”

直到今天，我们还记得他在讲授《曹刿论战》《官渡之战》《刺客列传》《过秦论》时的神态表情。“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糜，故逐之。”此时必有口头禅出：“了不起啊！了不起。”他两眼向上一翻，停顿在天花板上，似乎进入了那个古战场，陶醉于自我的审美情境之中，不能自已。夹杂着河南口音的普通话从他那带着唾沫星的口中吐出，竟也带有抑扬顿挫、轻重缓急的节奏感，颇增添了几分生动与谐趣，于是我们也被深深感染了。

先生从不讲他的身世，多少年后，我们才知道他1945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是吴宓的高足，有吴宓日记为证：“1942年9月23日，星期三。晴。……乃与历史系学生李廷先，散步翠湖，月下久谈。李廷先喜旧诗，尊文言，恶‘研究’。尤赞佩姑丈《审安斋诗》，推为近代第一。询‘乾坤杯酒珠盘会，风雪梅花绣纛飞’之指意，宓为讲说，大叹服。”审安斋的诗究竟是何人所为，无考。而李先生称其为姑丈，似乎也不可考。但是，我们可以从中管窥到先生的家学之深。能够与吴宓大师交往的人不多，能够如此耐心聆听一个学生讲述旧诗，可见其对李廷先的器重，可以想象到年轻时翠湖月下的李先生在吴宓先生面前眉飞色舞说诗的情景，否则何以叩动了大师的心扉，去为之解诗呢，何以让这个学生“大叹服”呢？！没想到，李廷先先生竟有如此的浪漫主义情结，他骨子里还是一个有趣的人。

李廷先先生喜诗，喜上课，但少著述，然一本《唐代扬州史考》就足以窥见其史学的功底和文学的功力。先生是2003年仙逝的，距今已有十四年，但其音容笑貌却时时萦绕在我眼前。

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最初是由章石承先生担任的，我是他的课代表，所以接触也就比别人多一些。他是一个十分恭谦和蔼的好好先生，面为女相，一副金丝眼镜端端正正地戴在他那白里透红的面庞上，让人觉得更加慈祥可亲，加之他那有求必应的谦谦君子性格，有时竟连那些并不相干的人和事也唯唯诺诺、汗不敢出，真让人忍不住生出怜意来。有人说他的这种懦弱都是反右时得下的后遗症，但是谁也没有问过他的往事，生怕他由此生悲，不能自拔。我们只询问过他就读日本帝国大学的情况，他便涨红了脸，期期艾艾地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故我们便知趣地不再多问他的履历了，在那个阶级斗争警惕性还是很高的时代里，这些敏感的话题都是十分犯忌的。我们后来才知道，石承先生原来也是治古典诗词的学者和创作者，其号为澄心词客，其室为藕香馆，亦曾师从龙榆生和卢冀野习诗词，可见其对古诗词用力之甚、钟情之深，从中可见出其浪漫主义情愫之一斑。不知何故，一个古典文学的学者转教中国现代文学，其内心的滋味，他人是不得而知的，教学反响平平，究其缘由，人们普遍以为是他上课逻辑条理有所欠缺，加之发声细小的缘故吧，窃以为，其根源恐怕是历次的政治运动和斗争，让一个老实的学者噤若寒蝉、话不敢出了。

我与章先生情谊匪浅，他曾两次约我去他家的书房里看他的藏书，那时我尚不知道其中有许许多多是珍本藏书，只知道每次给我开出的长长书目，皆是图书馆难觅的书籍，他一再嘱咐让同学们阅读，可我将其抄在黑板上，班上却少有人遵循这个书目去借书，至今回想起来，真是少年不知书滋味，甚是遗憾。章先生藏书颇丰，在扬州是有名的，其书籍后来的归处就不得而知了。先生晚景凄凉，据说患阿尔茨海默症走失后，嘴里还喃喃自语：“要提防坏人！”可见压在心底之郁闷之深。先生是1910年生人，出生后就有了辛亥革命，他在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却没有享受到新文学给他带来的自由和福祉，毕生都是在郁郁寡欢的自我封闭里捱过春秋。先生卒于1990年，那也是一个动荡的时代。八十而终，也算是高寿了，可惜并不是寿终正寝的那种人生大限。愿先生在另一个世界里可以大声说话，不再期期艾艾了。

一个学期上下来，中国现代文学课程老师换成了孙露茜、李关元夫妇。这一对上海人，课上课下都是谈笑风生，让课堂里平添了许多生动的活气。

当年我十分钟爱中国现代文学，听说曾华鹏先生的课上得十分生动，于是就萌生了“偷课”的念头。那时曾先生是给上一届的同学上现代文学课，我便悄悄地坐在最后一排“偷听”起来。记得第一次“偷听”的是他讲授最最普通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这篇初中就读过的文章，在他的讲析中让人充分体会到了艺术的美感，他从视觉、听觉和感觉的几个层面充分发掘了课文的艺术内涵，打开了我们的视野，让我们体味到了评论家的艺术魅力所在。曾华鹏先生与范伯群先生是1956年就在《人民文学》上连载过长篇论文《郁达夫论》的作者，曾先生是受胡风案的影响，发配至扬州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与李关元先生正在研究鲁迅的散文，其二人合作的《论〈野草〉的象征手法》在后来的八十年代初引发了学界普遍的好评，反响甚大。我想，课堂上那声情并茂的演讲正是他散文研究成果的艺术显露吧。先生是福建人，谁都知道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里，著名的福建学者有很多，但是来往密切的三个泉州人是曾华鹏、潘旭澜和叶子铭先生。叶子铭先生是2005年离开我们的，享年70岁；潘旭澜先生是2006年离开我们的，享年76岁；曾华鹏先生是2013年离开我们的，享年81岁，算是最长寿者了。他们的友谊见证了一个时代学人惺惺相惜的悲剧情操；他们的著述也见证了一个时代学术与风云变幻的政治割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他们的遭际更是见证了一个时代学人与命运挣扎的悲哀。

在扬州时，我常常与同事王功亮去曾先生家里造访，他那时住的是几间平房，聊天时自己也因为眼疾只喝决明子茶，除了请教他学问外，闲话中，谈及最多的就是潘旭澜先生昨晚又给他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内容，论及的无非就是文坛政坛之事，两个人分析交流心得，这两个先后的复旦同学同乡间开怀畅叙当是多么惬意的事情啊！他称潘先生时虽是直呼其名，却带着一种无名的亲近感。

四十年来，我与曾先生交往虽然较为频繁，但是，看到他动感情的时候并不多，那一年，当他看到叶子铭先生躺在南大医院病床上不能言语，却流下了两行清泪时，不禁热泪长流……我和张王飞在其临终前看望他时，他眼里也噙着泪花，我立刻就想起了前面的那一幕情景，于是也就不能自已，只能别过脸去任泪长流。

曾先生走了，我的耳畔响起了他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夹杂着德语朗读课文的声音：“我将不能常到百草园了。Ade，我的蟋蟀们！Ade，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 ”如今，我也只能在心里默默地祷告：Ade，我的先生们。

我庆幸自己在扬州这个古城中遇到了一些好老师，在那个艰苦的岁月里，有他们做精神引领的导师是不幸中的万幸。扬州师院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地，从这里走出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文学者，让学界刮目相看，归根结底，若没有他们的教诲和言传身教，我们都只是一条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