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治辰

某种意义而言，小说正是源自对现实生活必然性的厌倦。现实诚然是色彩斑斓的大画布，不同色块各自喧嚣，彼此渗透，演绎出堪称波澜壮阔的大戏。但每个具体的个人禁锢于日复一日的狭窄生活，有如粘在画布上的蚊蝇。“我为什么拥有这样一个名字，在生活的这个位置，扮演如此一个角色，过着单调乏味的日子？”当人们终于产生这样的质疑，总难免想剥开层层叠叠的坚固颜料，或在画布上撕开口子钻进去，看看那下面是否有另外一个世界。而这正是杨莎妮的兴趣和本领所在。

在《归零》中，杨莎妮回到必然性开启的地方，追问如果那个偶然性的起点有另外的可能，会发生什么。刘乐博因此拥有了如双生花般的另一个“我”。和“这个”刘乐博不同，“那个”看不见摸不着却总在不经意间冒出来谈笑风生的刘乐博，因为失去了倔强强势的母亲，而似乎更少一些生活必然性的压抑。所以他爽朗快乐，无拘无束，对于人生踌躇满志，将“这个”畏手畏脚的刘乐博感到棘手的一切人和事轻松地把玩于股掌之中。追究在这篇小说中发生的到底是精神分裂还是平行空间毫无意义，那不过是小说家杨莎妮施展的小小幻术，让“这个”刘乐博，以及同样只拥有一种现实的我们，得以从生活必然性的沮丧与麻木中暂时地挣脱出来。而说到底，这两个刘乐博或许都没有那么重要，杨莎妮这篇小说真正想要讨论的，或许是那个代表着必然性的母亲如何左右了这两个可怜孩子的人生——顶多再加上那个代表着偶然性的父亲。

而较之连恋爱都没谈成的刘乐博，那些身在婚姻之中的人大概对于生活的必然性有更为无奈的体验，这大概就是现代以来的作家们那么热衷讲述偷情故事的原因所在。《俯视》中的中年女子要去参加酒会了，一个要求穿着晚礼服的酒会，这是她婚姻生活中难得的偶然性。在化妆时她一定已经发现了有关自己生活的全部惊心动魄的真相：她已经三十五岁，不再少女，而过往的时光层层累积，构成她不可更改的生活轨迹。她摊在自己眼角细纹前的那些卡通图案的T恤、荧光色的首饰、破洞的牛仔裤……就像她曾经拥有的诸多偶然性在向她发出残忍的嘲笑。在公司酒会邂逅一位年轻男子，然后挑逗、亲吻、上床，这个滥俗的故事不同样是另一种乏味的必然性？但杨莎妮总有办法施展幻术，在必然性当中撕开一道口子，那就是摄像头的安装。那些实时直播着日常生活的摄像头化腐朽为神奇，将生活的必然性变成表演，变成另一种生活的可能。在对于镜头画面的想象中，生活与时间不可忍受的必然性焕然一新，三十五岁的中年女子对于自己有了另外一种认识。

然而重新打开一种可能性真的能够拯救什么吗？难道我们不正是从一个个偶然性的新鲜明亮中出发，将人生的路越走越窄，陷入不可挽回的必然性中？另外那个自己给刘乐博带来的愉快非常短暂，很快他的心态就微妙起来，羡慕变成嫉妒，再变成恨：对另外一种必然性的恨，也是对这一种必然性的恨。刘乐博大概永远不能理解，另一个自己固然是一种可能性；他真实拥有的姜一静或随便其他什么女人，也是一种可能性；而最大的可能性是他本人。一个人如果无力自我超越于现实生活的必然性，那么更多的参照只会让他愈发沮丧和不安，最终将必然性与可能性统统毁灭。我似乎看到女巫杨莎妮在虚空中安静地看着刘乐博将已然毒发身亡的姜一静推进滔滔江水，然后轻轻叹了一口气。在现实生活撕开一道口子的幻术就是小说本身，而刘乐博大概并不是一个理想的读者。那么那个三十五岁的中年女子呢？她将小说与现实混为一谈，将生活的琐碎和平庸暴露在偶然性的视野之下，终于发现那些想象中的美感其实从未存在，而偶然性在面对必然性的磨折时其实不堪一击。当她在残存的三天视频里看到了自己三十六岁、四十六岁、五十六岁，甚至七十六岁、八十六岁的所有生活，这曾经让自己按捺不住要逃离的生活必然性，或许更加令人感到悲伤。是否更加释然？这又算不算一种自我拯救呢？

我们的幻术师杨莎妮不负责回答此类问题。她只是撕开口子，引领我们钻进去，在时空的乱流中颠沛旅行，然后钻出来。她的小说，以及任何好的小说，的确都不能明确告知我们这唯一的、必然的生活该怎么过。但当我们看过了画布的底层和反面之后，那些色块的合作与争鸣都一定不同以往。我们或许依然被粘在某个单调的色块上，但我们已不是此前那只可怜的蚊蝇。小说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杨莎妮做到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