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 月

一、自卑心理的形成

著名的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认为自卑大多是由先天或遗传的生理上的缺陷而产生，也包括人所处的环境对人的压抑和排斥造成的抑郁之感[1]。郁达夫的自卑感，恰恰是他年幼时的生活及其心理感受的结果。在《沉沦》的第三节、第六节，郁达夫几乎采用完全写实的手法叙述了“他”孤独的童年、贫穷的家庭、辗转的求学以及兄弟龃龉、弃医从文等经历。据研究者考证，小说中的这些内容与郁达夫的《自传》、《自述诗》也是极其相似的。[2]因此，对《沉沦》中“他”的自卑心理形成，不能仅仅从郁达夫留日期间所受民族歧视出发，还应该联系作家儿童时的经历。

童年的孤独是郁达夫产生自卑的首要原因。郁达夫出生于清光绪的苦难时代，三岁丧父，在五、六岁时，郁达夫表现出非常的孤冷。“既不下来和其他的同年辈的小孩去同玩，也不愿意说话似地只沉默着在看远处。”[3]祖母吃斋信佛的缄默、母亲忙于生计的缺失，致使幼小的郁达夫整个童年都是在寂寞和孤独中度过的。至于东渡日本留学，文化的差异，以及“读西洋人的书，受东洋人的气”的处境，更加深了郁达夫的自卑感。自卑最终成为他踏上文学之路的原动力，并以其浓郁的自叙性、感伤、颓废的“沉沦式”的小说创作蜚声文坛。

二、自卑心理的展露

“他”作为来自有着浓厚礼教思想的“支那人”，首先面临的是陌生而异质的日本文化所带来的“文化震惊”感。在小说《沉沦》中，日本女生的活泼眼波、房东女儿的笑靥以及掩藏在和服下时隐时露的大腿，都牵引着“他”的目光，激荡起他“如猿猴似的淫心”的窥视欲。这些因异国风情的观感所引起的精神压力和神经紧张，可以说“几乎都与这种文化震惊感相关。”[4]

其次，郁达夫和小说中的“他”都处于青春期，都处于青年到成年的过渡状态。即将踏入成人社会的紧张，以及客游异乡的处境逼迫“他”独自去面对充满诱惑和挑战的成人生活。在《沉沦》中，郁达夫或“他”童年时期的自卑感被强化成为“公共场所恐惧症”。更重要的是青春期问题，性欲的萌发带给“他”了困惑和沮丧，产生了青春期“早发性痴呆”的精神错乱。在“他”对异性的态度、行为上，可以看到郁达夫形成于少年时期的自卑心理。

在《沉沦》中，灵与肉即来自内心深处的道德谴责和对异性肉体的如饥似渴的搏斗，始终贯穿于“他”手淫——窥欲——听淫——嫖妓的“堕落”过程。肉欲的强烈刺激，促使“他”在消沉中萎靡不振，在忧郁的情绪中越陷越深而不能自拔，形成恶性的自卑心理。

三、自卑心理的超越

郁达夫在《〈沉沦〉自序》中曾表白：“它是描写着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的解剖。”这解剖就郁达夫而言，其实是超越年少之时所形成的自卑心理的必然结果。在《沉沦》中，郁达夫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实现了自卑心理的超越：真实的暴露和个人优越感的获得。

求真是郁达夫主要的文艺观念。他曾借用法国法郎士语说：“我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一句话是千真万确的。”[5]在《沉沦》中，郁达夫遵循“他”性格逻辑的发展，直率真实地描写了“他”粗鄙性的性活动和矛盾的性心理。尤其是在第五节“窥浴”中，作家运用自然主义细腻写真的手法，刻画了“他”整个偷窥过程中的心理情感的变化。对于承受封建道德观念束缚的“他”来说，偷窥就是违反了“圣训”，就是犯罪。但是，唯有如此坦诚的创作，才能借助“他”摆脱自卑感的纠缠。个人优越感的获得是超越自卑的另一重要途径。文中的“他”尽管是来自贫弱中国的穷学生，但是具有敏捷出众的文学才能和广阔的西方文化视野。在小说中的第七节,在受到酒店侍女的冷落和间壁酒客的刺激时，“他”一改怯懦的习性，而是异常大胆地承认“诗人”的身份，并要求侍女送来纸笔，立马挥就一首古诗。在放声的大唱中，“他”既抒发了怀才不遇的伤感，又在自伤自悼中获得了鄙视世人俗物的“优越感”。

不仅如此，郁达夫还通过在小说叙述中大量引用西方近现代诗人、作家的作品或人物，为读者展示了“他”优越感的另外一面。为了消除自卑，每个人都要不断地获得优越感，才能使心灵趋向平衡状态。

综上所述，《沉沦》以求真写实的态度，塑造、刻画了自卑忧郁、抒情感伤的主人公形象。不仅体现了郁达夫自卑心理的形成、展露、超越三个方面，更将个体年少时的自卑体验上升到国家落后的民族自卑感，从而获得了以“他”的沉沦唤起时代青年拯救民族不“沉沦”爱国激情的积极意义。

[1][奥]阿德勒.超越自卑[M].刘泗,译.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

[2]蒋增福.众说郁达夫[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

[3]彰军.郁达夫作品精选[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4]沈庆利.文化震惊与“文化恋母”——从异国文化视角重读郁达夫的《沉沦》[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02):59～63,70.

[5]郁达夫.郁达夫全集(第五卷)[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