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行

摘 要：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40周年之际，回顾与梳理近十年来学界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研究的基本情况，在相当意义上有利于我们从更深层次去把握这次全会的内容精髓以及当代价值，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之路提供历史和科学依据。近十年来，学界主要聚焦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中共其它重要会议的比較等方面展开探究。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40周年纪念

近十年来，学者们从不同维度展开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深入探索，研究成果丰富，研究重点突出，研究热度持续。鉴于此，本文试对近十年来学界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并就该研究的焦点问题展开分析和评介，纰漏之处，恳请方家补正。

纵观2008年以来学界出版和发表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相关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主要通过搜集、整理和分析1978年这次全会召开前后一段时期内中共中央的重要会议公报、决议、领导人讲话稿、参会者的回忆录和口述资料以及中国当时主流纸媒的报道内容等史料，在原有研究内容的基础上，深入探索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等主题内容。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意义研究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首次全面评价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明确提出：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1]。此后，“伟大转折”这一历史意义被学界以及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广泛使用和认可。近十年，学者们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意义基本达成共识，并在原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多维度展开对十一届三中全会转折意义的深度探索。学界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阐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意义：

一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首先，思想路线由“两个凡是”转变为实事求是。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伟大的变革需要科学的思想作引导。“四人帮”被粉碎后，广大干部群众迫切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指导思想、方针和政策。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对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个人功绩给予了科学判断和评价。其次，政治路线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共产党人在充分认识到发展生产力对解决当时社会主要矛盾关键性的基础上，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彻底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判断，并明确作出国家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科学决策，实现了我们党在政治路线上的拨乱反正。最后，组织路线由“文革”时期的错误方式转变为民主集中制。全会纠正了“文革”时期解决党内矛盾的错误方式，重新审查了一批我们党历史上的重大冤假错案，纠正了过去对一部分党内重要领导人功过评价的错误判断，决定健全党规党法，恢复民主集中制，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机制。[2]

另一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事业。历史早已证明，任何一个国家在封闭的状态下是无法实现现代化的，封闭必然会导致发展停滞与落后。中国只有融入世界历史发展的浪潮，才能在开放的世界中走向强大。因此，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中国的社会状态开始由封闭半封闭转向开放。全会集聚了新时期与时俱进的历史因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启动和演进提供了动力基础、组织与政治保障，形成了推动改革开放事业快速发展的“历史合力”和思想基础，确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标准、现代化建设的政治路线和发展思路，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历史合理性、政治合法性以及现实操作性。[3]

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党内其它重要会议比较研究

近十年，学者们分别围绕十一届三中全会与遵义会议、七千人大会以及十八届三中全会之间关系展开比较研究。研究显示，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上述会议在召开的时代条件、主要内容、历史意义等方面分别存在密切的关联性和内在的逻辑性。

十一届三中全会与遵义会议比较研究。学界主要从以下五个维度展开对两次会议的比较分析：第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和遵义会议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遭受“左”倾错误严重危害的关键时刻召开的。面对十年“文革”给中国建设事业带来的严重摧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使党的建设事业得以平稳推进，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共中央的指导地位，充分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作战路线，在危亡关头成功挽救了党的革命事业。第二，十一届三中全会和遵义会议都形成了新一代领导集体。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邓小平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李先念和陈云同志位列其中。遵义会议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成立新三人指挥小组。第三，十一届三中全会和遵义会议都促使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党内重新占据主导地位。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地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实事求是地平反“文革”时期的冤假错案，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实事求是地采取措施调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遵义会议实事求是地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具体原因，实事求是地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实事求是地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4]第四，十一届三中全会和遵义会议都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伟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邓小平理论开始形成，这次会议完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伟大转折。遵义会议标志着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进程中的伟大转折点。[5]第五，十一届三中全会和遵义会议在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方面具有共性。这两次会议皆在危急时刻成功挽救了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其成功因素都包括舆论和群众因素、民主和集中因素、思想和理论因素、策略和方法因素、领袖和领导集体因素。[6]将十一届三中全会与遵义会议这两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历史会议作比较研究，有助于推动中国共产党党建事业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共同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七千人大会比较研究。七千人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规模最大、争议最多的一次重要会议，它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一定层面拥有相似和相关之处，有学者围绕以下三点展开两次会议的比较剖析：第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七千人大会都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和国家面临严重困难时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中国刚经历了十年“文革”的催残，新中国成立后积累的建设成果遭遇严重损失，国民经济临近崩溃，政治局面混乱。同样，1959-1961年我国遭受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遭受严重挫折，这些现实困难导致人民群众对党的领导工作产生怀疑，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党召开了七千人大会。第二，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七千人大会都体现了党的自觉精神。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我们党明确指出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党在路线、方针、政策上的错误，并完成了思想、政治以及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敢于提出错误并纠正错误是我们党最优秀的作风和品质。七千人大会上，党中央深刻反省了过去几年国家经济形势出现严重困难的原由，并主动承认党在决策上的失误，会上各位领导同志带头作自我批评，充分发扬民主精神，使同志们敢于讲真话，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党内同志上、下级之间关系。第三，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七千人大会为党的建设工作所提供的经验启示具有共性。对比两次会议，我们认识到：首先，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不以“阶级斗争斗争为纲”；其次，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不搞个人崇拜；最后，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勇于承认错误并坚决改正错误。虽然这两次会议后中国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局面和形势，但对比研究这两次会议对于厘清党在不同时期应对困境的思路以及策略有重要价值。[7]

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十八届三中全会比较研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皆具有里程碑意义，学界对这两次会议的比较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两方面展开：一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十八届三中全会之间具有必然的历史契合性。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中国社会固步自封、因循守旧，整个国家对改革开放提出了迫切需求。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背景是，中国已经充分享受到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成果，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这一成果，中国必须走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道路。虽然这两次中央全会的召开时间相距久远，但是它们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必然的契合性。另一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中心议题都关乎改革开放。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中心议题是开启改革开放，吹响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主要议题则是深化改革开放，擂响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战鼓。[8]总体上，这两次会议都顺利完成了中国改革开放道路的历史性转折，对比研究两次会议的共性以及关联性对于学界梳理和探究中国改革开放道路、深刻理解和牢记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意义具有相当价值。

[参考文献]

[1]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1页。

[2] 石桂芳：《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伟大转折》，《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S2期；陈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伟大的历史转折》，《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1年第7期。

[3] 李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事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贡献再考察》，《学术论坛》2008年第12期；杨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当代中国的历史转折——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哲学研究》2008年第9期。

[4] 蒋利佳：《遵义会议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比较研究》，重庆工商大学，2015年硕士毕业论文。

[5] 尹瑞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伟大转折──论遵义会议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5期。

[6] 曲青山：《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取得成功的几个重要因素》，《中國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第期。

[7] 陈莹：《七千人大会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比较研究》，《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13年第4期。

[8] 刘晓春，兰澍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比较》，《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7期。

（作者单位：重庆巴南区委党校，重庆 401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