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鹏 天津外国语大学

一、唐朝（618——907）时期的中阿关系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真正的进行友好往来，要从唐代说起——即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开始，中阿两国交往频繁。参考中阿关系史资料，结合唐代文化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他们各自特点，通过论述唐朝时期的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以及交往的方式、过程、效果等情况，揭示出两种文化之间的关系。

伊斯兰教起源于公元七世纪初，是“封印先知”穆罕默德在阿拉伯半岛所创立的宗教。在教徒的支持与帮助下，穆罕默德通过十多年的努力奋斗，逐渐地将伊斯兰教发展成一个绝大多数的阿拉伯人所信仰的宗教，并在麦地那城建立了政教合一的阿拉伯——伊斯兰政权，史料上中国将其称为“大食”，从此翻开了中阿长达十四个世纪友好关系的新篇章。而在此之前，阿拉伯半岛是所谓的蒙昧时期（贾希利叶时期），当时阿拉伯人的文化水平以及文明程度并不高，阿拉伯人之所以听说过中国这个国家有可能是因为经商或者其他原因。正如先知所言：“学问哪怕远在中国，也必须去求索”。由此可见，在先知降世之前，中国已同阿拉伯国家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中国文化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发生了紧密的联系。如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这两条道路的交相辉映，把中国和西方、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构成中西交通的大动脉。而唐朝对这种友谊关系的发展有着实质性的作用以及影响。

这一时期的中阿文化交往，首当其冲的应当是阿拉伯使团的传教。阿拉伯国家第一次正式遣使到中国进行访问是在公元651年。参考《唐书·西域传》所纪录的内容，“永徽二年，始遣使朝贡”。当时，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本·阿凡作为阿拉伯国家最高的统治者与决策者。从这一年开始，直到公元798年，阿拉伯派遣到中国的官方使团，有37次之多。而在这段时间内，最值得一提的是就是白衣大食王苏莱曼派遣到长安的使节在抵达后，向唐玄宗进贡了阿拉伯特有的宝物，比如金线织袍、宝玉、酒瓶等。究其目的，除了外交任务外，最主要的就是传教。这种传教活动，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中国的传播铺平道路。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除了朝贡外交任务外，阿拉伯商人与中国人的商业贸易也被视为一个重要的传教途径。因为唐朝的开放政策以及阿拉伯人所享受的福利待遇，除舶脚、收市、进献外，任其通流，自由贸易，不得加重税率。唐朝皇帝切身询问来自阿拉伯地区商人的税收问题以及唐朝政府严厉惩治贪官污吏，确保外来商人正当合法的商贸权利。由于这一系列的开明政策以及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越来越多来自阿拉伯地区的商人先后来访中国，并在中国从事经商贸易活动，与此同时也促进了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中国地区的传播发展。

二、宋朝（907——1279）时期的中阿关系

从宋朝开始，政府大力支持并发展海外贸易，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放，广州、泉州、扬州、明州等港口城市被视为国际港口城市，并慢慢的成为了阿拉伯商人以及商队第二故乡。起初，广州是宋朝最重要的港口城市，其兴旺程度和重要性远远的超过其他几个港口城市；然而随着时间的发展，特别的南宋以后，泉州以其接近政治中心、政府的大力开发、港口优良等优越条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而在海外贸易中的重要性以及繁华程度，逐渐的超越了广州，成为发展最快的港口城市，这就让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商人相继来到泉州定居，并在这里结婚、生子、生活，慢慢地就被称为“土地藩客”或者“五世藩客”。来华外商，以大食穆斯林商人最富，最有地位，对外贸的影响也是最大。他们有着自己的聚居区蕃坊和公共墓地，完全按照自己的习俗自由地生活。但是由于伊斯兰教教义教法需要，阿拉伯人每周必须进行一次集会，因此他们在当地修建了相当多的清真寺，比如广州的怀圣寺、泉州的清净寺、杭州的凤凰寺、扬州的仙鹤寺等等。宋代各地清真寺的建筑，完全能够证实这一时期已经有大量的阿拉伯穆斯林在中国生活，而这些历史古迹则是中阿友好关系的最好证明。

以上的陈述，意在反映在上千年的漫长岁月中，中阿两国之间的交往，相互间进行频繁密切的文化交流。中国和阿拉伯都有过辉煌历史，都曾为发展民族的科学文化而做过不懈努力。当前，我们共同面临着新的挑战，就应发扬友好交往、密切交流的传统，在各自发展的同时，互相学习、督促，共同走向繁荣、富强、辉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