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翔

水墨艺术的现代化进程由来已久，对传统再次集体式回归，对西方现代艺术敬仰般迷恋，以及极尽精微、意化幻象、拓印拼贴、符号寄取般呈现，是这一时期水墨艺术的表征。技法陈旧和观念溢滥，使得艺术作品机械地向写实和表现两极发展，且愈演愈烈，虽通识性渐显，可读性却不断地消解。但是，当我们面对徐勇民先生“花·非花”系列作品时，一股新的视觉体验之风扑面而来。现成图像向再造图像巧妙地生成；传统绘画的“游观”向画家创设的“凝观”转移，极简图式向深邃意境转换。那流淌着传统内涵血脉，而又不同于既有文化释义的观察与遐想，由画家情怀、思悟、能指所集合，在目光聚焦，凝神专注的固化指向中，引导心灵驰骋、情思拓展，不断地向观者传递艺术量能的新视象。这足以让我们在其作品前驻足，去感受从艺术本体散发出的独特艺术风格，并引领我们的思维向度，思考那境生象外的精深与博大。

一、“花·非花”——象之幻

艺术作品中，无论具象与抽象，基本要素都由“象”所构成。既便是白纸或未涂油彩的画布，“象”的因素也暗含其中。抛开弥漫而又不知所云的抽象之“象”，由物象所引伸出的图像或归纳的符号，不会凭空而孤立的存在，要么在画家繁杂记忆中积淀深刻印象，要么在已逝时间内，向延伸的当代画史隧道里，有着上下文关系。

徐勇民先生对“花·非花”的意象塑造，超越了传统程式法则，得益于长江流域楚美术奔放、奇诡、跃动、飘逸风格的滋养，在神秘、绚丽、热烈的氛围中，吐露着作品自身所蕴含的象征性和隐喻性。“花·非花”的主题攫取，发自对牡丹花的眷顾，物象离变，发掘本我内核，异化常人对传统图像已知定律。“象”的游曳，不再追求视觉接受的完整性和荒诞新奇路线的主导，硕大花头，除却开合取势，折枝营构，“没有采用对某一花种具象描绘，突破了‘红花应有绿叶衬’的自然属性，揭示了元典时代‘大象无形’之精神追求”。画家从视觉重构中觅求突破方向，在视觉图像转换与主题取舍再造中，尽显独放之姿，展露个体之“象”。但徐勇民先生并未满足于此，此“象”之变，仅仅是其艺术独创性的一个层面，应向变异的本质和深度探寻。深掘笔墨意象造型的“技”与“法”，对物象新视角的“凝观”中，果断自省地定位坐标基点，促成由“象”的转移所构成的艺术蜕变。在似与不似、朦胧与显像、抽象与意会的表现之间，探寻水墨造型自述语汇的连接方式。

递进后的“象”之变由形迹重塑伊始，无论是没骨点厾、水色相接，花瓣叠错、若隐若现；抑或线条飘逸、阔笔平铺，意趣洒脱、浓淡自溢，皆在氤氲弥漫，平和之态笼罩下，完成了“象”之层面的视觉转换，直至将“象”推到更加幻化境地。再看花之形态，近乎抽象之式，阔笔肆意，随机生发，不惧形之成法，“象”之约束，笔墨自主的“象”之幻，触达松弛忘怀的无人之境。冲破禁忌之“象”的不定式方式，阐释“花·非花”的母题，拓展“象”的空间表现，形成一幅幅冲撞观者心底认知，又不失中国画文脉的新象之作。

二、“花·非花”——境之辩

绘画的艺术呈现，不能忽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画中之“象”是静止的。由于“象”生发于传统文脉，又与人的情感相对接，既有传统承续，又不可避免的带有时代印记。从这点可以看出，“象”又是动态的，经过对“象”主观加工，在人们头脑固化涵义中生“境”，也是画家笔下艺术再研的体现。徐勇民先生“花·非花”系列作品，由花自身所特有，并不断扩散意涵内旨所构成的情境，只是这情境与画家再造艺术之境的份量比对中，存在着轻重之辩。

首先，画家对“花·非花”艺术表现进行了再创造，除去了庸俗化色彩的红绿相配，化简脱俗，延续了各色之花的象征意义，通过联想延伸境象，促成传统文化语意再度深掘与当代艺术语境相扣合后的扩大化。其次，佛教有“一花一世界”之说，硕形花头，突出花的物象表现，着重超常态刻划，将神秘、奇异、象征意义无限地扩大。素纸朱花，刻意留白，“花”与之再造的模糊图像，辅以纯净的空间情境，深化了“一花一世界”的意态言说，增添了花与世界交互影响的精神指向。再次，按照传统中国画欣赏习惯，在白纸上点缀一个孤独的物像，极容易将作品传导到禅意命题之中，但这种提法在“花·非花”系列作品中并不适用。硕大之花，传导出信息量足够大，所展现的姿态，蓬勃盎然的生命绽放，早已覆盖了平淡低调的禅画意味。以这样的直觉，可以说徐勇民先生为我们创建的情境，不是逸笔草草的文人情怀，相反，是画家包含着深情，以沉稳细腻的笔触，纯净而变化的色墨，赋予了各色之花传统文化意义上的新画境。

同时，我们也看到，“花·非花”系列作品中，每幅作品都有着富有诗意的题款，既是画家情感随之流露，也是作品中已知的唯一释义。这看似主动地诠释，左右不了观者对作品从世俗到精神层级的主动考量，也就是说，作品提款，仅作为作品画境的调和补充，或是画家有意转移观者视线，使其境外生境呢？

三、“花·非花”——境象之维

水墨精神经千年演化传导，一根线条，一块墨色，以及丰富的肌理效果，都被赋予了固化的意旨取向。以当代水墨在中国的现状来看，存在着艺术本体空间拓展和反映社会现实两方面的矛盾，这也是水墨艺术当前的困境。但从徐勇民先生“花·非花”系列作品来看，他将传统水墨对于“技”的拓展探究为支点，丰富主题在人们认知中的集体反映，形成既钦佩其技法精湛，又感知意蕴博大的双重视觉愉悦，更是在艺术再造之境中，题意通达人心，蕴涵直指当下，呈现着外表内敛、内心雄强、境象互存共生的艺术魅力。

观“花·非花”系列作品，花头经色彩的多重表现，删减了表象的惯常涵义，人们心目中原本世俗化（花开富贵）的意念顿时瓦解，笔触利落兼或墨象交融，柔性情致显露着坚定与果敢，丰润色彩融汇着互渗与和谐。由此，本是单色极简作品，却涌动着强大的精神力量，在这种力量的传导下，以观者自身经历，很容易与作品产生共鸣，形成对“象”自发解读基础上，更加宽厚的境象维度。动感的思绪和凝固的物态相交错，热情的奋进与悲壮的忧伤相冲撞，被赋予了光荣与生命的各色之花，仿佛引领着我们，向着个体的生命赞歌和国家民族的信仰追求及更加宏大的命题中去追问。

从个体来说，这力量凝结着个人的光荣与梦想，以人的生命轨迹，仿佛观者都能从作品中找寻自己的人生记忆。那各色之花，好似命运之交响，体味着生命之中的酸甜苦辣，让观者对作品的独自解读中，寻求释怀的慰藉。同时，由个人为主导的个体之境，随着个体（观者）的扩散，使“境”处于变量叠加的多元化境地，很容易将个体之境，上升到国家民族的层面去考量。在笔者看来，红花象征着蓬勃生机，黑花象征着历尽坎坷，兰花象征着气节之风，粉花象征着包容含蓄的民族特质。画家笔下那咄咄逼人、饱含生机的花朵，不正是我们这个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民族，一步步走向繁荣与富强的真实写照吗？

欣赏一件艺术作品，试图对画家创作意图的追问是徒劳的，艺术作品若仅有唯一答案，那只是说教形式，而非艺术的最高级表达。由于“花·非花”系列作品所深含多种未知的可能性，而不断地诱惑着我们，对其反复地解读。正如徐勇民先生在《传扬视觉艺术的时代精神》一文中所说：“主动对传统文化与艺术样式的意涵予以当代性阐述，勿徒以他人之眼视己，亦不当自惭形秽。以宽容的胸襟吸纳人类古今文明，拓展当代视觉艺术的认知领域，发扬民族文化价值中追求博大向上的精神”。从这里可以看出，徐勇民先生成功地从传统中国画的藩篱中突围，并在“象”与“技”，“情”与“境”的开拓与营造方面，为古老的传统水墨向当代水墨艺术转变的实践中，体现出积极的示范意义。作为现代人的思考，他以质朴的直觉表达，多重的情感交织，所展现出更加宽广的艺术境界，必将对当下中国画的变革和水墨创新产生积极影响。由此看来，“花·非花”的答案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徐勇民先生对待民族文化的深度思考及“花·非花”系列作品所显现的真正艺术价值，将在今后的岁月里长久闪耀。

注释

[1]张启彬.视域：谈多重身份徐勇民[J].美术，2017（4）.

[2]徐勇民.再建文档——徐勇民札记（册一）[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7：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