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晓云

阿嘎是在藏区建房时的一种劳动工具。通过使用这种工具，女人夯土，男人砌墙。在盖房期间，人们会随着阿嘎击地的节奏来跳舞唱歌。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以打嘎为素材的藏族舞蹈《阿嘎舞》。

舞蹈《阿嘎人》的编导格日南加，是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青年教师，他的家乡在藏区青海省黄南州同仁县牙浪乡塞扎村，村子里谁家要是盖房子，需要人手，邻里们都会前来帮忙。格日南加说：“有一次我家邻居要盖房，给我家打电话，我爸让我去，我有点累，不想去，我爸就说我，必须的去！”他又说：“我的舅母，是一个质朴勤劳的人，每次回老家我就住在舅母家，白天舅母要做一天的农活，晚上给家人做好饭后，当她端给我一碗热腾腾的饭时，她看我的眼神，很温暖，印象深刻。”其实，舞蹈《阿嘎人》的创作选材是来源于学生的一次编导作业，作业编的内容就是描述阿嘎人的劳作生活。只是当格日南加重新用自己的理解来表达阿嘎人时，他曾经打嘎的经历，家乡人民那种互帮互助的和谐情景以及亲人们之间深深的情谊都使得舞蹈《阿嘎人》多了一份真诚与感动。《阿嘎人》就是格日南加血液里流淌的藏族人。

2017年8月，第十一届中国舞蹈“荷花奖”民族民间舞比赛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成功举办，《阿嘎人》不负众望，获得了“荷花奖”民族民间舞奖。舞蹈用朴实无华的动作言语、有说有唱的地域音乐、来源现实的生活道具以及情景营造的多彩灯光，为观众营造了在编导脑海里有关藏族民间打嘎的真实场景。通过表现阿嘎人从日出、晌午、中午、下午到傍晚一天的劳作景象，再现了一个个温情的生活画面，表达了编导对于家乡的眷恋之情，成功塑造了藏族群众勤劳、善良、勇敢的生动形象。

一、深描下的《阿嘎人》

“深描”这一概念，首先是由吉尔伯特·赖尔在他《思考与反思》和《对思想之思考》两篇文章中进行过讨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关于“思想家”在做些什么的一般问题，并用“眨眼”的动作说明了浅描和深描的差别。格尔茨支持这一观点的提出，并在20世纪中后期，在其著名论文《深描：迈向文化的阐释理论》和《文化的解释》一书中详实介绍了“深描”这一术语。即，“深描”是对文化解释的书面记录，它不仅描写了某个动作的开始与结束，更会详细描写这个动作是在什么样的语境下发生的动作，有怎样的意义。“深描”是通过具体细致的情景观察和深入细微的文字表达，把一个浅层的文化现象阐释出深层的文化含义。它不是普遍规律的另一种表现，而是文化多样性的组成部分，是一种主观与客观的辩证统一，是一种个性与共性的和谐大同。

格尔茨认为，所谓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因此，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正如马克斯·韦伯提出：“人是悬在由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笔者本人也持相同观点，认为文化是一种被建构的产物，包括艺术、舞蹈在内。因此，关于舞蹈创作，为什么总是难以突破，多部作品总是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熟悉感。它们固然精彩、形式多样、精益求精，演职人员为此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对于突破“高原”，实现“高峰”的理想，总是有些许困难。笔者以为，我们创作的大量作品，一直在遵循着一种所谓的科学编舞法、一种创作规律的套路中。多种编舞技法和结构处理方式，以及被人们公认为好用的编舞套路，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影响着编导们的思维。但其实，当我们停下来，到生活中去看一看那些生活的细节与感受人与人之间的人情味时，你会发现，生活充满着各种你心目中的再认识与再解读。应该从意义的建构来作为编导的出发点，通过情景的营造等手段，把想说的话尽量说得细致明白些，把想表达的情尽量宣泄得真挚生动点。它是由一个一个难忘的画面构成，是动态的流逝也是静态的保留。深描的创作手法，是微观的，是具体的，但并不是没有对整个社会、文明、世界性事件等等所作的大规模的解释。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我们把分析以及这些分析的理论含义扩展到更大的情景中，才使它们受到普遍的关注，从而证明了我们对它们的建构。因此，所谓“深描”的创作手法，就是通过体验生活、认识生活，感受人情，感受文化，通过情景的营造，画面的再现，在表达矛盾主体（比如人物关系）中，建构出的一种人文关怀、文化意义以及时代精神。舞蹈《阿嘎人》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

舞蹈《阿嘎人》之所以能够感染观众、感动观众，在舞蹈界和大众百姓中获得好评，留下深刻印象，笔者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深描式的创作手法。编导通过打嘎过程中生活片段的再现，深度描写了一天的打嘎过程。回顾舞蹈《阿嘎人》，我们会发现整个作品并没有一直在表现各种打嘎动作。据笔者统计，舞蹈《阿嘎人》表现打嘎动作的地方有三处，分别放置在整个作品前、中、后的位置上，自成舞段，十分精彩。但作品中有十处是表现打嘎过程中真实发生的小情景，比如作品一开始，当天还蒙蒙亮时，前来盖房的阿嘎人来到房子前，一个打嘎能手拿着自己的嘎炫耀高超手艺的表现；在作品的中段，通过一条头巾表达的男女爱情羞涩懵懂的情感体现；还有在《阿嘎人》即将结束时，一个打嘎人劳作得太过于尽兴，以至于和同伴嬉闹时不小心被嘎压住自己脚而其他人在那里哈哈大笑的情景。编导不辞辛苦地描写了一个又一个曾经在他生活中出现过的画面，可以说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尽量详尽地、全面地、生动地深描了打嘎这个事件，营造出充满生活气息的场景，其目的就是为了传达编导对于阿嘎人的认识和赞美，他在描述所观察到的打嘎这件事实中，编导不仅塑造了一群生动的阿嘎人的形象，更是在为观众再现出藏族人民和谐欢乐的生活情景以及诠释着藏族同胞们情深意长的民族情结，解释着藏族人民虔诚、勤劳和团结的民族性格和宝贵的藏族文化。

二、文化阐释下的《阿嘎人》

（一）社会关系

所谓社会关系，泛指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和。可以将其划分为正式社会关系与非正式社会关系两大类。所谓正式社会关系，是指社会关系中受一定程序与原则制约、已经被制度化了的部分；而非正式社会关系则指社会关系中没有固定模式、不受原则制约且未被制度化的部分，例如亲戚关系、夫妻关系、朋友关系等。

舞蹈《阿嘎人》表现出不同人之间的多种非正式社会关系，通过不同性别、个体与集体的关系以及阶级关系的多角度人物塑造手法，表达了主题也深刻了主题。从性别上看，在舞蹈的开头，男演员圆圈中的舞蹈和上场口女演员的呼应，以及演员通过全场调度聚到中间后，一男一女跳出人群，你我互动产生的交流，表达了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随后一个头巾引发的两个女演员之间的双人舞，又是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从个体与集体看，男演员独自来到舞台中间炫耀舞技时与其他演员共舞，是一种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在作品中段，一个男演员和一个女演员表现爱情的情景，是个人与个人的关系；在舞蹈推到高潮时，是双人与双人的关系（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做是一个家庭与一个家庭的关系），在每一个人通过大三角队形的调度宣泄情感的集体舞段中，是整个集体的关系。到了舞蹈作品的后半部分，当一个阿嘎人（可以看做是领队）在横线中出来，鼓励大家坚持打嘎时，又是一种领导者与民众的关系。格日南加说：“其实在这里我想着是出来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者，激励大伙继续劳作。”

这种多种关系的处理方式，首先使作品更加灵动和丰富，从观赏者心理上看，有助于一直调动观众的好奇心和期待感。其次，这种社会关系的多维度表达，为作品力图表现的和谐之美、团结之力的主题起到了升华作用，并更加形象生动地塑造了阿嘎人的多种人物性格。最后，通过幽默轻松的人物关系的表述风格，体现了社会关系中社会整合的内部效用和社会聚合力。

（二）民族性格

从动作上看，我们直观上会觉得这些动作生活气息浓重、朴素真诚，并非复杂难做，技巧成片。从开始上场的潇洒行走，到具体角色来源于生活的动作美化与符号化处理，还有拿着嘎帅气稳重的踏地前行，以及让人为之震撼的打嘎舞段，它们都是生活的再现，都是情感的迸发。这些来源于内心悸动的舞蹈动作表达了阿嘎人的情怀，这种情怀又表现出藏族人民朴实勇敢、积极阳光的精神面貌。

从队形上看，作者也是在深思熟虑后做出了艺术处理。我曾问格日南加：“在舞蹈的高潮部分，你为什么要设计一段双人舞的舞段？”他说：“因为在藏族的很多节日和劳作中，也是年轻人寻找爱情的重要途径。我就想表现一下这种情景和男女双人舞之间更丰富的动作语汇。”这种洒满全场的双人舞群舞运用，让我们感受到了藏族人民之间那种人与人、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祥和之美，感受到藏族民众包容、诚挚的民族性情。舞蹈接下来是三角形集体的前进场面，他们双手交替的舞动道具，身体前倾的大步跨越，充满激情的神情表露，无不让我们内心激动，情绪高涨。这段群舞表达了藏族民众勤劳勇敢、奋勇前进的精神风貌，激励着藏族人民自己的同时，也深深感染着台下的观众。当队形由三角形变成舞台中区的一横排时，随着音乐节奏的加快，从他们铿锵有力的踏地动作中，我们感受到了藏族民众性格中的坚韧与坚定，感受到了他们深深的民族自豪感。随后，在一位阿嘎人的鼓励下，大家都是双手相跨肩膀，从中区的一横排通过双脚交替踏地前行到舞台前区，一股热浪涌向观众，他们忘我的舞蹈，他们怀抱的彼此，我们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属于藏族人民同心协力，美美与共的力量。编导通过队形的散到聚，舞台的全区到中区到前区，层层推进地给观众呈现出藏族民众那勤劳真诚、坚韧不拔和团结奋进的民族性格。

（三）审美取向

作品的审美表达是由编导的审美意识所建构的，编导按照美的规律并为美的目的而创造具有艺术美的舞蹈作品。它代表着编导的价值观和编导的审美取向。编导格日南加的主要作品，无论是让我们记住的《布依者》还是惊艳“荷花杯”的《阿嘎人》，他选择的题材都是人物，而且都是“小”人物。对于这些“小”人物的关怀与赞颂，表达了编导充满浓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当今是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生活在这种紧张节奏中的人们有时会感到身心压抑，渴望简单与平静。编导正是看到也感受到了这样的事实，于是他以幽默活泼的手法，创作了《阿嘎人》这个“小人物”的形象，真实地深描了生活在高山清水间的藏族民众的美好生活，同时也促使人们觉醒，从某种俗不可耐的庸俗生活中解放出来。舞蹈《阿嘎人》的编导所倡导的人与人之间和谐的社会关系、理解和关爱，正是当今社会所需要的精神食粮。所以，《阿嘎人》在赞美了劳动人民的同时，更歌唱了真、善、美的人生真谛。

作品《阿嘎人》的服饰、道具，还有之前我们分析过的动作，都体现出一种真实与质朴的审美选择。编导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主张。通过舞蹈纯粹的艺术表现，来使艺术创作更加贴近大众。相信这种扎根民间，来源民间，表现民间的俗文化之美和审美取向，将是越来越多的艺术家们自觉的选择和共同的追求。

在整个舞蹈队形的变化中，编导用了四次顺时针的圆形调度，而且常用曲线进行队形的变化。我们知道，公元7世纪吐蕃王松赞干布下令在卧堂湖修建大昭寺，15世纪后，随着大昭寺宗教地位的加强，藏传佛教认为，以大昭寺为中心顺时针绕行为“转经”，表示对供奉在大昭寺内的释迦牟尼佛像的朝拜。编导格日南加从这一宗教经验出发，更加倾向于“顺时针”“圆圈”等运动轨迹与图形，并在藏传佛教向心性的宇宙观下，表现出舞蹈《阿嘎人》的宗教信仰与文化选择。

三、结 语

编导格日南加通过舞蹈《阿嘎人》建构出了他对于藏族民众和藏族文化当代意义的理解。《阿嘎人》的出现，让我们的眼睛和耳朵多了一份快乐与轻松，《阿嘎人》的出现让我们喜欢上了“小”人物的质朴与简单，《阿嘎人》的出现将会在舞蹈界泛起一次涟漪，《阿嘎人》的出现，让我们期待编导格日南加新的尝试与突破。希望越来越多的舞蹈作品是从生活中来，为人民而舞，不断追求真善美，同时弘扬和传播新时代发展的正能量。

注释：

[1]吴雪梅.格尔兹的仪式观及其对文学研究的意义[D].华东师范大学,2008.

[2]王泽芬.新历史主义批评的人类学向度[D].湖南科技大学,2010.

[3]李岳.一幅众生百态的“小人物”生活——论契诃夫笔下的“小人物”[J].科技信息,2011(06):149.

[4]钟静.拉萨市文化旅游发展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