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绍云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河北石家庄 050024）

1 近乎“零度”的写作方式

从崔曼莉的一系列中短篇小说来看，她似乎有意无意地将“零度写作”内置于其创作当中，从而形成了鲜明的个人特色。“零度写作”是法国符号学理论家罗兰·巴特最早提出的。罗兰·巴特认为“零度写作”可以说“是一种毫不动心的写作，或者说一种纯洁的写作。” 它提倡作家的“不在场”，进而与社会和个人功利相脱离，这样才能实现语言的自由和独立，激发语言的表现活力。但实际上绝对意义的“零度写作”是不存在的，本文意不在探究崔曼莉的小说是否真的达到了“零度”的要求，而是从这个角度切入，感受其小说中的独立而自由的语言和表现风格。

1.1 冷静、克制的笔触

残疾人的世界是一个极为独特的生命世界，而《房间》对于残疾人面临的生存困境这样残酷的主题，却以一种难寻作者情绪踪迹，冷静而克制的笔触，用近乎心灵独白的叙述方式娓娓道来。这种风格除了对“零度”的追求，或许与作者本人的气质是投契的，也或许得益于作者多年书法绘画的内心造谐，促使她并不对笔下的哪一种人付诸作者的情感。虽然以长篇小说出名，但崔曼莉却最钟爱中短篇小说，并且不断实践着自身的艺术追求。

《房间》的主题不算新颖，稍不留神，就容易变得平庸乏味。而崔曼莉的独特之处在于，她尽量让主人公置身于其所必然面对的困境深处，而不屈从于作者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景，她始终服从于生活本身的逻辑，主人公的一切行为都处在逻辑的推动之下，从而收获比现实更真实的艺术效果，但作品的虚构性质却又对真实的生活形成了一种有意的否定，这就构成了崔曼莉小说的一种张力特质。崔曼莉将《房间》所有的冲突都集中在陌生化的残疾人的内心世界，在轻描淡写中就揭开了人的生存困境的真相，这样看似冷漠旁观的方式、不温不火的语调，促使作者笔下的人物实际超出其控制而思维和行动，于是《房间》中的“我”就此获得了穿越虚构的独立，作为一个完整的灵魂在为自己发声。

1.2 简约直白的语言

从表面上看，作者根本不重修辞，她的小说创作从一开始立足于日常生活，语言偏口语化，比较浅白，没有什么烘托和修饰的华丽辞藻，朴实无华地展现了生活的常态。这种质朴的行文方式贯穿在整篇小说当中。而人物之间的对话也相当精简，没有赘余。

虽然作者惜墨如金，但往往将笔墨置于各种冲突最集中和最需要的地方，如作者对“我”敏感心理的捕捉：“这口被人称道的牙齿，在我漫漫人生中成为我唯一可以使用的‘双手’。当然，从某种程度上，它也证明了‘上帝是公平的’这句老话。”“‘你也不追求爱情了？’她愣了一下，那反应的迟缓分明是说她和我不一样，她有这个追求的资格，因为生活对她不残酷，她四肢健康、皮肤细腻、五官端正、青春年少！但是她没有如实地回答我，她说：“我也可以不追求的。”……作者的直白只是流于表面，实际上是反复斟酌，删繁就简运用文字的结果。作者在意的是如何将修辞隐藏在行文的语气当中，对口语进行有效提炼，这使她小说的处境和语境显得出乎意料的直接而又丰富多样。平静而简约，自由而严谨，作者语言的这种细腻和准确，生动地赋予了文字以丰盈饱满的生命力，并涵载着生活的厚重和丰满。

1.3 自然、开放的格局

《房间》主要通过主人公的心路历程展开叙说，没有什么完整的故事和情节，不存在刻意地起承转合，也没有明显预设的高潮或结局，一切都按主人公的内心感受自然而然地串联起来。生活对于小说中的“我”来说，是平淡无奇、简单琐碎的，即便“我”成了名人，身边的热闹也是来得快去得也快，而“我”只能依旧卑微、无力地活着。作者透过生活的表象，写出了生活给心灵带来的疼痛、迷惘、失望和悲观。

小说虽然呈现的是主人公的心路历程，但它不同于意识流小说，而始终遵循的是现实生活的逻辑。小说还原了生活的常态，无论“我”脱困的欲望多么强烈，其一切行为无不处于逻辑的推动之下。有时叙述得虽不太连贯，但生活本来就不是具有完整情节的，也没有固定的模式，如此人为加工的痕迹就不明显了。

就像崔曼莉的大部分小说一样，《房间》的结局也是开放性的，对人物命运、人生难题的答案都没有交代和解决，似无始亦无终，从而获得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开阔。事实上就连小说中的主人公，也无法预知自己的命运，找不到问题的答案。这样小说留下的空白，最后就交给了读者，让他们去想象、思索，从而获得对小说本身、对人的理解。事实上，读者面对这种近乎零度的写作，不用追问也问不出一个形而上意义。“因为它呈现的是一种关系到生存性的本源冲突。这种冲突独立于作者的原意，独立于文本所处的原处环境，直接将冲突还原到存在之维度来进行观察。”

2 困境书写的意义

在《房间》中，“我”因灾难而终身残废，身处人生最痛苦的绝境当中，而作者以“不在场”的方式让主人公身上所蕴含的力量充分爆发，从而深入了困境的体验。在史铁生看来，深入困境就是要能够深入人物的内心，而零度写作是一种有效途径，因为“文学不仅用着思考，更用着观察，不仅看重可行的实际，还看重似乎不可能的愿望。”“‘不可能实现的愿望’是存在于人们困境中的期望，它相对于客观现实来说可能不实际，但它是人内心真实需求、也是人类善良本性的真实流露，反映的是困境体验的原初形态与生命的活力。”残废注定了“我”的身体无法脱困，在这一前提下，心灵的脱困欲望、现实的残酷，交织辉映着最真实本原的人性，它使人不知不觉走向心灵的异化、扭曲，这比身体的残缺更让人触目惊心。

《房间》直面残疾人面临的生存困境和精神世界，面对人生的难题，尤其是不可遏制的欲望，大多数的人就像《房间》中的“我”一样热烈地追求，而内心种种的欲望实践却常常遭遇现实的残酷打击，转而陷入茫然无措，孤独无望的境地，但这才是最本真的生命存在，是所有遭际残酷命运的人都要经历的生命的一部分。史铁生认为，人生中有三种根本的困境“第一，人生来注定只能是自己，人生来注定是活在无数他人中间并且无法与他人彻底沟通。这意味着孤独。第二，人生来就有欲望，人实现欲望的能力永远赶不上他欲望的能力，这是一个永恒的痛苦。这意味着痛苦。第三人生来不想死，可是人生来就是在走向死，这就意味着恐惧。”而这其中，从困境中突围并演绎生命的意义才是最值得肯定的。《房间》中所表现的人物的脱困实践，在痛苦中的挣扎，努力地将个人的生命体验生发为生命的普遍意义，这或许是小说最具表现力的地方。

小说结尾写到“我现在知道，黑夜终究是要来临的，它们比白天更长久”让人联想到史铁生曾说的：“白昼的清晰是有限的，黑夜却漫长，尤其那心流所遭遇的黑夜更是辽阔无边。”内在心流的迷茫与挣扎是所有人都必会遭遇的“黑夜”，而小说的意图就是关注并呈现这样沉重却是生存性本源的存在，它就是存在本身，无需追问，也问不到形而上的意义，能做到这一步，已体现了作者不凡的艺术潜力。同样是表现人的生存困境，崔曼莉的小说虽然没有史铁生作品那种深厚的底蕴，还达不到洞彻人生、实现精神超越的境界，但作者对生命、人性、精神问题的关切，对现实人生问题的思考，已赋予了其作品不凡的艺术表现力和独到的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