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丽君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甘肃兰州 730000）

1 引言

国际社会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关注慰安妇，就目前的研究的状况来看，学者对于其解释大致如下。苏智良指出“慰安妇制度是日军违反人道主义、违反人类两性伦理、违法战争的制度化了的政府犯罪行为”。王云骏《解放还是侵略》一书论及“‘慰安妇’制度是当年日本政府和军方强迫各国妇女充当日军性奴隶，以国家整体性犯罪代替官兵个人犯罪的制度化的犯罪行为”。日本《广辞苑》中指出“慰安妇是随军到战地部队慰问过官兵的女人”。尹贞玉认为“慰安妇是日本天皇直属部队和财阀及以卖淫为生者相互勾结，用欺骗手段或强行动员的办法，逼使充当日本军人发泄性欲的工具的妇女”。朱德兰《台湾慰安妇》一书中写道“‘慰安妇’制度是违反两性伦理、违法战争的制度化了的政府犯罪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慰安妇制度受到学者的重视，同时也得到人道主义的声援。本文就慰安妇制度的相关问题进行论述，旨在使人们更清晰地了解慰安妇制度，铭记历史。

2 “慰安妇”制度研究相关问题探析

关于“慰安妇”制度的研究，学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2.1 人数统计

二战期间，日军究竟征用多少妇女，使其沦为日军性奴隶，对此学者们持有不同的看法。“千田夏光（每日新闻报社记者）估计，慰安妇总数约10万人，其中朝鲜族人数最多。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吉见义明推估，总数约在10万至20万人之间，其中也以朝鲜族居多”。此外，韩国学者对慰安妇制度的研究也比较早，“据韩国学者的估计，战时朝鲜妇女被迫充当‘慰安妇’的总人数可能接近20万左右”。苏智良作为国内研究“慰安妇”的重要学者，在经过大量的资料搜集和对比的过程中指出“中国是日本法西斯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实施地，是日军设立慰安所最多的占领地，中国慰安妇人数最多，遭遇最惨”，其最终推测“在慰安妇制度实施的七年间，总计慰安妇人数不会少于36万至41万人”。

2.2 该制度与公娼制度的辩证

日本是世界上少见的极为好色的国家。日本的性文化源远流长，早在日本战国时代，妓女就开始大规模的出现。日本于镰仓幕府期间就出台过禁止娼妓的法令，但是法令一出台，就遭到了武士阶层的强烈反对。之后，随着娼妓的增多，逐渐出现了娼妓业，政府也演变为娼妓业发展的推手。政府与游廓业主之间开始存在钱财之间的往来。此外，日本政府还在一段时间内保护公娼，为此而禁止私娼的存在，因而出现了吉原和岛原这样大型游廓。

日本的右翼势力之所以不承认慰安妇制度是真实存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通过将慰安妇制度同日本长久存在的公娼制度等同，混淆视听。从大量研究可看出，战争期间日本起初是从本土召集艺伎从事服务事业。但随着战争的扩大，尤其是淞沪会战之后，其三个月灭亡中国的企图已成为空谈，为了鼓舞低落的士气，加强对士兵的管理，越来越多的妓女需要运输到中国。虽说日本国内有大量的妓女存在，但是经检查发现，许多妓女都有性病在身或是曾经得过性病，而一般甘愿为天皇效力而自愿上前线慰安士兵的妇女又是极少数。但是在中国战场的失利，日本政府意识到只有大量的女人才能够安抚士兵，提升士气。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慰安妇的征集开始大规模地出现在日本所控制的地区。

此外，慰安妇在征召的过程中大多是通过欺诈、哄骗以及强制的手段使大量的良家妇女身陷火海。在征召慰安妇的过程中，大量通过工厂招工、医院招护士等手段诱骗妇女进入慰安所。当时，日军除了自己公开抢掠妇女外，还通过汉奸等抓捕良家妇女，尤其是农村地区。慰安妇的征集过程始终带有强迫和诱骗性。但日本的公娼制度中妓女是自愿的，即使其中有不自愿的，然而她们同营业主之间有着协议维持。这与慰安妇的征召截然不同。由此可见，日本右翼势力将慰安妇制度等同于国内的公娼制度是说不通的。

2.3 该制度实施的原因

慰安妇制度的发展不仅仅是战争的产物，更与日本传统的性心理有着直接的关系。日本实行慰安妇制度的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日本社会中关于战争与女人的特殊迷信。“男性性生活的放纵和社会对这一现象的认可与接受，是日本人性观念的重要特征”。在日本人看来战争中减少伤亡的一种手段就是在战前接触女人，战前不接触女人的士兵会被视为怪物般的存在。此外，日本人还有一种普遍的心理就是通过与女人的接触完成自身生的确认。日本人普遍的认识就是在同女人性的交往中体验自己活着的感觉。

第二，日本在中国战场的失利。这种观点在陈顺馨《强暴、战争与民族主义》一文中概括为日军的占有和征服心理。当时日军始终坚信三个月内能灭亡中国，但随着战争的不断进行，中国人的抗争远超出他们的想象。日本在中国战场的节节失势使得士兵士气低落。同时在日军看来，“女性的身体在民族战争中其实是战场的一部分，侵犯民族主权或自主性与强暴女体之间、占有土地与‘占领’妇女子宫之间，似乎可以画上一个等号”。因而“日军上层企图通过推行慰安制度，把慰安妇作为士兵发泄的对象，起到一种‘镇静剂’的作用”。

第三，为防止性病的肆掠而导致军队战斗力的下降，以及维持被占地区的秩序。日本历史上因性病的肆掠而导致军队战斗力的下降，同时由于日本士兵对性的狂热追求，导致每占领一个地方，日本士兵就会光天化日下成群结队地在大街上奸淫无辜妇女，这种行为导致占领区治安的混乱，激起人民更大的反抗情绪。因而为了维持被统治地区的秩序，减少被统治地区的抵抗和国际社会的谴责，日本军方认识到必须实行有效的控制，因而出现了有组织、有规模的慰安妇。

3 战后日本对慰安妇制度的态度及原因

3.1 战后日本对该制度的态度

“慰安妇制度是日军违反人道主义、违反人类两性伦理、违反战争常规的制度化了的政府犯罪行为”。但是，战后的日本对该制度始终持着一种不承认的态度。历史并不会因为被忽略而失去真相。随着慰安妇制度逐渐地被当事人提及，以及部分档案资料的逐渐解密，该制度开始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

慰安妇制度刚提出之时，日本政府不承认该制度是在政府和军方的主导下进行的。他们抱着侥幸心理，认为战争已经过去将近半个世纪，在世的慰安妇当事人寥寥无几，即使有当事人的存在，他们也可以用时间间隔长久，当事人年龄大，记忆不可靠等借口搪塞过去。“可是1993年2月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吉见义明在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发现了一本《陆军省业务日记摘要》，使日本政府的辩解彻底破产了”。随后越来越多的慰安妇出面指证日本，以及部分档案资料的解密，日军在战争中的兽性行为昭然若揭。然而，日本官方仍然否认和模糊历史，日本的两家出版社在1999年11月，公然将中学生历史教科书中的“从军妓女”改为“妓女”。很明显，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在战争中日本政府和军方没有强征妇女，她们是为了盈利而自愿成为慰安妇。时至今日，日本政府仍然对慰安妇制度采取回避的态度，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当事人的逝世，日本政府似乎更有恃无恐。

3.2 原因

慰安妇制度可谓是日本在战争中遗留下来的最反人权、反人道的制度。随着东京审判的结束，许多重要的战犯得到了自己应有的惩罚。但是，事实并没有还受害国一个公道。冷战的开始使许多战后问题被搁置或忽视。由于美国在东京审判中的主导地位，日本在这次审判中并没有遭受多大的损失。此外，在审判中也没有提及慰安妇制度的存在，几十万的妇女在战争中成为日本军队的牺牲品，大多数妇女被折磨致死或残忍杀害，活下来的妇女成了大家口中进过日本窑子的女人，背负着道德和舆论的谴责，带着一身病痛，忍辱活了下来。而日本民间对于慰安妇制度的存在几乎是处于不知情的状态，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况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日本政府对民众思想意识形态上有意指导的作用。战争中，日本政府始终以圣战的口号组织日本民众支持不正义的战争。日本政府严格控制士兵同家人、朋友之间的通信来往。士兵在日记中写道“军规禁止我们在信中透露战斗的实际情况，只允许汇报勇猛威武、大获全胜，敌人连连败退，支那百姓视我们为救星热烈欢迎，我军爱民、民众拥护、理解我们等等好的一面。据此国民们沉浸在欢庆胜利的喜悦和灯笼的海洋里，迷醉于交杯换盏之中。然而，大胜利的背后，有多少艰辛困苦和流血牺牲，是绝对不允许讲述的。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让说出战争的真实情况”。可见，战时日本政府对民众思想的严密掌控。

日本除了在战争期间隐瞒事实外，战后仍然试图控制民众知道事情真相的权利。日本的教科书中政府不承认南京大屠杀，企图抹杀历史事实，“南京事件一发生，日本政府和军部领导层即获得情报并作出了反应。但相关信息被严格控制，不让日本国民知晓”。同时，日本用进入等中性词语代替侵略等词，“舆论报道被严格审查和管制”，真相一直不被日本民众知晓。

第二，冷战的开始促使国际社会人人自危，战后众多问题被搁置。随着二战的结束，美苏争霸愈演愈烈，日本政府成为美国对抗社会主义的战略伙伴。战后的这场无形战争无疑使每个国家本就没有放松的弦又紧紧地绷着，国际社会已没太多精力关注对日审判是否得当。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东京审判紧锣密鼓地在美国的主导下开始和结束。也正是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日本才能够在战争的重大消耗之后迅速地发展。战后日本社会没有对战争做出深刻的反思，这才导致战后的日本政府始终没有形成强烈的责任意识。

第三，当时日本面临的被赔偿对象力量的弱小更使得其肆无忌惮。战后日本的战争责任主要是针对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当时东亚和东南亚的弱小根本构不成对日本的压力，日本政府无所畏惧。并且有美国的庇护，更使得日本政府有恃无恐。

4 “慰安妇”制度研究的困难和现状

慰安妇制度现在已经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纵观近年的研究状况，“慰安妇”制度研究的难点主要有：

首先，缺少大量一手资料是该制度研究面临的瓶颈。由于日本对慰安妇管理的隐秘，所以很少留有可用的资料。李洪锡认为慰安妇制度的隐秘性主要体现为“日本军方与政府各部门之间往返的有关‘慰安妇’的文件处置上”，“日军为防止‘慰安所’内部的情况向外泄露而采取的极其严格的管理制度……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结束之际，日军对‘慰安妇’采取的杀人灭口政策，更加充分说明其极端的隐秘性”。此外，日本政府为了掩人耳目以军需品的名义运输本国和朝鲜的妇女。

其次，多数慰安妇社会地位低下，她们没有途径和精力对自己的遭遇进行指控。况且自己所要控诉的对象不是实在的个体，而是一个国家，这就进一步阻碍了她们控诉的步伐。

再次，传统社会道德和舆论的压力也使在世的“慰安妇”不愿讲述这段地狱般的经历。“在东亚传统的性别观念影响下，受害妇女往往认为自己被迫做过‘慰安妇’的经历是自己一生的耻辱，而其周围的人也大都认同这种耻辱，并把他们的遭遇看作是居住共同体的耻辱”。同时，为了自己的后代，她们也不愿让人知道自己的经历。

慰安妇制度对受害妇女是噩梦般的存在，这样的伤害只会随时间的流逝更加深刻。日本学者大沼保昭说过“发动战争与进行殖民统治并不只是政府自己的行为。虽说是政府、军部负有大责任，但是包括宣传媒介、知识分在内的许多国民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不应将国家等同于政府和官，而将自己置身事外。

日本对年轻一代教育的缺失，使他们很少知道日本的侵略行径，连起码的历史事实都不知晓，更不用说让年轻的一代承担自己祖先所犯的错误，这种教育的缺失是战后日本最大的失误。如果日本的右翼势力始终以谎言对待历史，那么日本终将不会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最终在谎言中伤害各国人民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