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 炜

金属活字印刷术从15世纪中期开始在欧洲各地被广泛应用，极大地提高了书籍的生产效率和生产能力，并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印刷书的生产、销售、购买、阅读为组成部分的广阔的书籍市场，与近代早期（本文主要指15世纪中叶至17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萌芽与发展相呼应。伴随这一重要变革而来的则是印刷书盗印现象的大量出现。这一现象在欧洲的出现不仅有其深厚的社会历史根源，而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性，是一个理解近代早期欧洲印刷出版业特点乃至社会法治进程的重要窗口。目前，国内学界对这一现象的关注多是从版权制度形成的角度出发略带提及，而且关注地域也多局限于英国，对涵盖英国及欧洲大陆的各类印刷书盗印现象缺乏较为系统深入的考察。有鉴于此，笔者拟对这一时期出现在欧洲多地的印刷书盗印现象予以考察，总结其时代特性，并对其影响和时人的应对予以评判，以期对我们在数字媒体时代更好地应对盗版侵权问题有所启示。

一、盗印行为的源起

盗印行为是一个伴随金属活字印刷术的广泛运用而出现的问题，即在未经书籍原先的印刷商或著作者允许的情况下，擅自剽窃印制其书。在欧洲中世纪，誊抄书籍并不存在一个清晰可辨的“剽窃”问题。这首先受制于中世纪手抄本的低复制率。同时，中世纪手抄本的著作权利是非常模糊的。当时，修道院是制作手抄本的主要场所，而从事这项劳动的修道士被认为是舍弃了个人财产权的人群。因此，由修道院制作的编年史和各类宗教虔敬作品，不仅可以在作者本人所在的修道院，而且可以在任何一个借到该手抄本的地方被任意复制。13世纪时兴起的大学，使人们对书籍作品的需求猛增。手抄本的制作逐渐走出修道院的高墙，开始拥有一个新兴的市场。因为涉及物品的购买和销售，所以这一时期修道院外有关手抄本的财产权利会更加复杂一些。但尽管如此，当时由抄书人抄写的希腊文、拉丁文作品，因内容多出自古人之手，很难确定其原初的版本。而且，即便某一手抄本是某一作者的原创作品，但一旦允许被复制，作者也几乎无法探知该作品实际流通的版本数量。因此，在手抄本时代，由于书籍著作权本身难以分辨，所以“剽窃”问题并没有受到多少关注。

而当欧洲从15世纪中叶开始迈入印刷时代后，盗印问题就逐渐进入到人们的视野。这首先是由于金属活字印刷术使书籍制作效率大大提高，印刷书籍数量显著增加。据不完全统计，欧洲各地在1450年至1500年间印制的各种书籍，残存至今的就有30 000到35 000版之多，各自代表10 000到15 000种不同的著作；若把亡逸的书本与作品也计入，数目必然更为可观。再加上欧洲民众识字率稳步提升，印刷书市场遂在这一时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而作为萌芽时期的欧洲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刷业自然会吸引众多谋利者的目光，其从业方式亦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如出一辙。印刷商必须在其产品进入市场前投入巨资，用于购买印刷设备、纸张等相关物品，同时还要花钱雇佣劳动者进行规模较大的生产活动。所以，印刷行业的风险性和牟利性决定了印刷商对产品财产权有着更加急迫的诉求。

当然，在印刷书出现的最早期，印刷商根本无法节制其他同样看好某书的同行印制同样的作品。当时，古代典籍和中世纪作品的手抄本是市场的基础。由于足堪出版的文本甚多，选择非常丰富，再加上人们对书本的需求甚是迫切，即便令一部作品的不同印刷版本同时出现，也不至于对哪位印刷商不公平，反正市场能照单全收。等到书籍的销售发展成有组织的系统，情况便随之改变。那些最寻常的作品开始被大量付印，配销各地；当时的作家委托印刷所印制的著述也逐渐增加。印刷商之间竞争渐趋激烈，书本售价是否低过竞争对手变得日益重要。这也使得翻印他人刚刚制成的书籍的诱惑越来越强烈。就这样，越来越多的人妄图以非正当手段攫取其间的利益，盗印活动自此开始日益猖獗，从而在印刷商之间产生激烈的矛盾冲突。

二、盗印活动的特点

近代早期欧洲印刷书盗印活动呈现出三个主要特点，即方式的多样性、地点的跨国性和目的的复杂性。

首先是盗印方式的多样性。从15世纪后期起，威尼斯逐渐成为欧洲印刷业的中心。特别是阿尔杜斯·曼努提乌（Aldus Manutius）致力于人文主义书籍的编辑印制。他在威尼斯汇集了一批人文主义学者，制作了大量希腊语的古典作品，其中包括里程碑式的《亚里士多德作品集》。此外，他还制作了很多希腊语词典和语法书。在生产方式上，他一改原来的对开本方式，而开始印制八开本大小的“古典作品口袋书”，这种书结实耐用，方便携带，为他赢得名声并赚进大把钞票。其他印刷商在剧烈的竞争环境中，也开始印刷内容与之相同的书籍，并声称自己的版本较为准确，而且有较新的素材，即便根本名不副实。这种方式可归结为对原书内容不做改动，并冠以自己的姓名。另有一些印刷商则会对原书内容稍做改动，并冠以自己的姓名。例如在1526年，威廉·廷代尔（William Tyndale）翻译并印制英语《新约圣经》，同一年便出现了该书的盗印本，印刷商署名为“克里斯托弗·范·埃德霍温的寡妇”（她的丈夫由于出售廷代尔版《圣经》而被关押在伦敦的监狱中），而且还请来了廷代尔以前的助手乔治·乔伊（George Joye）担任审读员，并悄悄地改动了廷代尔的译文。而更多的盗印商则是通过盗印市面上已经出现的制作完整的书籍内容，并冒用原印刷商或原作者的姓名，以更低的编辑排版水平和更粗糙的纸张完成制作，最后以较低的价格销往市场，这属于所谓“真正的盗印”（real piracy）类型。

以上种种都是针对印刷商权利而言的侵犯行为，而另有一些剽窃行为则开始涉及著作者。譬如在1614年的西班牙，市面上出现了一部名为《堂吉诃德》（第二卷）的书。该书并非由塞万提斯所著，而是由某个叫“亚维拉尼达”（Avellaneda）的人所写。这是一种略微不寻常的剽窃方式，因为该案例中剽窃的不是他人的名字，也不是剽窃文本，而是剽窃角色。亦即，该书“借用”了塞万提斯创作的堂吉诃德、桑丘等人物形象，但故事内容则是新编的。这实际上已经侵犯了原著的原创性，但是在当时鲜少保护著作者权利的背景下，一时很难将其视为明确的侵权行为。

其次是地点的跨国性。当时的印刷活动并无国际协议做基础，而欧洲呈现的政治分裂格局导致不论印刷独占权的授予者是国家还是地方封邑，其效力皆有地域性，出了国境便不算数。这在客观上为盗印活动提供了十足的便利性。上文提及的曼努提乌的人文主义作品，因其上乘的质量而在欧洲多地享有盛誉。盗印商很快便将盗印对象锁定于此。据统计，在1501年至1526年间，身处里昂的印刷商出版了至少59种“阿尔丁版”（Aldines，即曼努提乌的印刷产品）图书。需要指出的是，在里昂从事盗印生意的印刷商中，不乏来自意大利各地甚至威尼斯本地的印刷商，如一位名叫加比亚诺（Balthazar da Gabiano）的盗印商曾是一家威尼斯公司在里昂的代表，而且一度成为这些盗印商的首领，此人即来自皮埃蒙特王国的阿斯蒂。当然，不独里昂一地，有证据表明，曼努提乌的产品亦在阿尔萨斯等多地被盗印。

继威尼斯之后，阿姆斯特丹在16世纪晚期至17世纪成为欧洲印刷业的中心。就法文书籍印刷而言，它是仅次于巴黎的第二大中心。荷兰的盗印商可随意盗印在法国制成的书籍，甚至还能轻松地把盗印书回销巴黎。更重要的是，法国当局百般打压的禁书，他们仍能自由印行，并以走私方式运到法国。1678年，一名英国观光客发现荷兰的印刷所正在生产英文《圣经》，遂评论道：“你可以在阿姆斯特丹买到各种语言的书籍，而且价格比你在该书首次印制的地方还来得便宜。”德国读者透过荷兰企业的中介而取得法文书，信奉新教的印刷商也生产拉丁文的天主教祈祷书，而且为了能在天主教世界贩卖，特意在封面印上来自科隆（Cologne）的字样，印刷商倒是不太担心侵犯了竞争对手的权利。

再次是目的的复杂性。一般来说，盗印商从事此类活动的最大目的便是以非正当手段与竞争对手争夺市场，谋取经济利益。但是，在当时的印刷业中，也存在印刷商出于一些更加复杂多样的目的，比如反对不公平的专利授权制度或书籍审查制度而从事盗印活动的现象。

从16世纪40年代开始，英国政府便授予一些印刷商印制某种书籍（如《圣经》）的专利权。此后，虽然授权形式有所变化，但结果都是将印刷商分为享有专利权的所谓合法印刷商和没有专利权的非法印刷商。而且，在合法印刷商内部，又有一些印刷商分得了回报丰厚的图书专利权，而有些印刷商的专利权则没有多少市场利润。那些非法印刷商以及没有获得优势专利权的合法印刷商便会起而反对这种他们认为有失公平的制度。1582年，一位名为约翰·沃尔夫（John Wolf）的英国印刷商，就因对专利权的分配不满，转而联合罗杰·沃德（Roger Ward）、弗朗西斯·亚当斯（Francis Adams）等人，开始盗印当时阅读范围最广泛的书籍，并使用专利所有者的名字和商标在全国销售。譬如沃德就侵犯了印刷商约翰·戴最赚钱的专利权，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翻印了其《识字与小教义问答书》（

ABC with the Little Catechism

），印数上万。而当沃尔夫和亚当斯在1584年分配到戴家族的两项专利权后，便放弃了此种敌对做法，转而成为授权制度的支持者。在法国，特权授予制度长期都在偏袒巴黎的从业者，地方各省的印刷商则经常处于无作品可印的境地。因此，盗印对他们来说既是一种谋生主道，也是一种对这一制度的抗议方式。

在1641年至1642年的英国，处于革命初期的议会无暇顾及印刷业，造成英国印刷业在此期间处于短暂的自由时期，同时也是混乱与失控的时期。由于颁授特许权、登记等保护措施不再有效，小印刷所纷纷成立，小册子、新闻纸漫街飞舞，盗印和伪造猖獗，没有特权的印刷商趁机印刷被垄断的印刷品，长期受到压制的作者和印刷商不时发起对国王、议会和革命者的攻击。由此可见，反抗书报审查制度也是观察盗印行为的一个重要面向。

三、盗印催生版权观念的出现

单纯出于经济利益的盗印行为首先冲击的，是那些为树立自身品牌而付出巨大努力的印刷商的利益。盗印行为或多或少抑制了制作新书的意愿，因为优秀的印刷商总担心自己印制的高品质书籍会被人粗劣地翻印，并以半价抛售，反而害自己的高价“正版”产品滞销。譬如阿尔杜斯·曼努提乌就遭逢了这一问题，有伊拉斯谟在1507年10月28日写给他的一封信为证，信中说：“阿尔杜斯·曼努提乌这个名字将会在文学后辈之中口耳相传……因为你怀着极大的热情投身于优秀作品的复原与出版工作。但是，据我所知，你并没有获得相应的利润。”更糟糕的是，遭人盗印的苦主也可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伪造起盗印者自己的印记来。这种“用伪书打伪书”的战争，最后会沦为损人不利己的消耗战，业界人士尤为忌惮。

此外，盗印书籍也严重影响了阅读者接收知识的准确性。由于盗印书的编辑水平普遍较低，习惯于对原书内容随意篡改增删，因此大大降低了当时的知识传播水平，使错误的知识信息广为流传。例如，16世纪早期英国印刷商印制的学校教材《语法长编》和《语法短编》在内容上就各不相同。有学者对保存下来的八种《长编》版本和四种《短编》版本做了细致的研究，指出当时印刷商至少是根据三类不同的文本付印的：一种是随意编辑的，另两种则分别是插入和删除过材料的。结果，一个学校的同班学生在不同时间购买的《长编》在内容上各不相同。这迫使教师在开始讲授一部新作品时，先要在全班大声通读整部作品，在此过程中，他需要提醒学生“注意随时修正他们自己的文本，添加或删去老师的文本中所没有的内容”。当时学生用书内容混乱程度可见一斑。

面对盗印威胁，从15世纪后半叶开始，很多印刷商在准备印制某一书籍时，往往要向政府部门求助，申请特权或专利权，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免受侵犯。在此方面，意大利各地走在了前列。至16世纪初，法国、英国及德意志地区亦相继采取了授予专利权的制度。同时，印刷业者也开始在书籍上印制自身标记和版权声明，开始组成联盟，分享开销和获利，并以此方式集结资源，让大型及耗资巨大的作品，例如地图集和百科全书可以获得充分的资金，借此让盗印者望而却步。

虽然早在1504年，就有法国医生纪尧姆·库普（Guillaume Cop）成功使政府颁布法令，承认其署名与某一文字产品相连接的价值，但总体来说，近代早期欧洲各国颁布的相关专利权或特权法令主要保护的是印刷商的利益，而极少关注作者的权利。直至1710年英国出台的《安妮法案》（

Statute of Anne）

，才对作者及其代理人拥有某部印刷作品的所有权予以正式承认，现代意义上的版权概念就此诞生，该法案亦被称为《版权法案》。18世纪，英国相继出现了多起法律诉讼案件，其判决结果也都强化了作者对自己作品拥有版权的基本原则。紧接着法国在1778年实施了自己的版权保护法，奥地利在1832年，德国在1835年如法炮制。面对这些法令或判例只对本国作者提供保护的窘境，从19世纪开始逐渐有了国家间的双边协议，为其作者提供相互的保护。而两大国际版权公约—1886年《伯尔尼公约》和1952年《世界版权公约》最终为所有相关国家的作者设定了最低保护标准。

综上所述，近代早期欧洲印刷书盗印现象是伴随着金属活字印刷术的广泛应用以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萌生等因素而出现的。近代早期欧洲印刷书的盗印现象呈现出方式的多样性、地点的跨国性和目的的复杂性等特点，对这一时期欧洲印刷业的发展乃至知识传播水平造成重要影响。欧洲各国对盗印行为的法律性制约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到18世纪初期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版权观念。在数字媒介迅猛发展的今天，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们面对的盗版现象更加复杂多样，相关行政和立法机构只有更加全面深刻地把握盗版行为的诸多复杂特性，从顶层设计到具体实施方面，制定出富有针对性的系统应对措施，方能更有效地维护版权所有者的切身利益。

注释

：

① 如张乃和.论近代英国版权制度的形成[J].世界历史,2004(4)23-29;宋慧献.安妮女王版权法令的诞生：从特权到版权[J].中国出版,2010(19):71-75;陈金锋.书商公会与近代早期英国印刷出版业的发展与监督[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182-188;等等。

② Marjorie Plant,

The English Book Trade: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aking and Sale of Books

[M].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1939:98.

③⑤ 同上书，99。

④ 费夫贺,马尔坦.印刷书的诞生[M].李鸿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248.

⑥㉓ 费夫贺,马尔坦.印刷书的诞生[M].李鸿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237.

⑦ S.H.Steinberg.

Five Hundred Years of Printing[

M]. 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 Oak Knoll Press,1996:34; Colin Clair.

A History of European Printing

[M].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76:143-146;弗雷德里克·巴比耶.书籍的历史[M].刘阳,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38-139.

⑧ Asa Briggs, Peter Burke.大众传播史：从古腾堡到网际网路的时代[M].李明颖,等,译.台北: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68.

⑨ David Daniell. “William Tyndale, The English Bible,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Orlaith O’Sullivan ed.,

The Bible as Book:The Reformation

, 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 Oak Knoll Press,2000:47.⑩ John Feather.

Publishing,Piracy and Politics: A Historical Study of Copyright in Britain

[M]. London: Mansell Publishing Limited,1994:21.

⑪ Asa Briggs, Peter Burke.大众传播史：从古腾堡到网际网路的时代[M].李明颖,等,译.台北: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66-67.

⑫㉑㉕ 费夫贺,马尔坦.印刷书的诞生[M].李鸿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239.

⑬ S.H.Steinberg.

Five Hundred Years of Printing

[M]. 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 Oak Knoll Press,1996:34.⑭ Colin Clair.

A History of European Printing

[M].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76:146.⑮ S.H.Steinberg.

Five Hundred Years of Printing

[M]. 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 Oak Knoll Press,1996:34-35.

⑯ 费夫贺,马尔坦.印刷书的诞生[M].李鸿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240.

⑰㉙ Asa Briggs, Peter Burke.大众传播史：从古腾堡到网际网路的时代[M].李明颖,等,译.台北: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71.

⑱ J.F.Mozley.

Coverdale and His Bibles

[M]. London: Lutterworth Press,1953:270-271.⑲ Marjorie Plant,

The English Book Trade: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aking and Sale of Books

[M].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1939:105.

⑳ 同上书，108。

㉒ 陈金锋.书商公会与近代早期英国印刷出版业的发展与监督[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186.

㉔ 伊拉斯谟致阿尔杜斯·曼努提乌.文艺复兴书信集[M].李瑜,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2.

㉖ Nicholas Orme“.Schools and school-books”, in Lotte Hellinga and J.B.Trapp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Britain, VⅢ

1400-1557[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466-467.

㉗ 费夫贺,马尔坦.印刷书的诞生[M].李鸿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237-238;戴维·芬克尔斯坦,阿利斯泰尔·麦克利里.书史导论[M].何朝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24-133;弗雷德里克·巴比耶,书籍的历史[M].刘阳,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38.

㉘ S.H.Steinberg.

Five Hundred Years of Printing

[M]. 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 Oak Knoll Press,1996:63; Colin Clair.

A History of European Printing

[M].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76:145-147.

㉚ 戴维·芬克尔斯坦,阿利斯泰尔·麦克利里.书史导论[M].何朝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24.

㉛ 同上书，132-133。

㉜ 保罗·理查森.英国出版业[M].袁方,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6: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