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雨

城市史学者李长莉教授最近指出，近二十年的中国城市史研究虽然取得重大进展，但在一些方面仍然存在缺点，比如对下层工人和劳动者群体的关注居多，对中上层市民的关注较少。在这方面，民国听觉史研究的学者所受诟病稍少，因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收音机、留声机等商品价格依然比较高，多为中上层市民消费，因此听觉史的讨论也相应地关注于中上层市民群体。其中，葛涛指出，以唱片为载体的声音通过留声机和无线电传播开来，既是跨国资本角逐、民族企业崛起参与竞争的后果，又是对都市富裕阶层消费需求的反映。汪英对广播的研究表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广播里的声音，同时呼应现代化的生活理念和民族救亡的政治诉求。姜红对这一时期收音机的研究延续了葛涛与汪英的思路，进一步讨论声音的商品特质，以及组装和使用收音机对市民生活的深刻影响。上述研究成功地展示出声音在现代都市生活中的复杂面向，及其与政治和资本的交织。不过，其缺点在于有关唱片、收音机和无线电听众的讨论的匮乏，以及对上述声音载体的技术性（technicality）的忽视。本文将从这两个方面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补充，通过聚焦都市居民“听”收音机的体验来挖掘工业化时代声音对个人及其生活环境的影响，个人对该影响的认识，以及该认识的技术基础与更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

乔纳森·斯特恩（Jonathan Sterne）在其名著《过往可听》一书中提出，唱片、广播、收音机等声音再生产的技术实际上是一系列社会、文化与科学理念与认知变迁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