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希平,吴亚琦

(中国传媒大学 文法学部，北京 100024)

唐宋词的作者以男性为绝对主体，其风格、特质、审美的女性化倾向也一直为学界所认同，“诗庄词媚”“词为艳科”等论题更为学者所接受。但以此为题旨来梳理、阐释唐宋词发展规律的著述，就笔者眼界所及，似乎并未出现。孙艳红教授《唐宋词的女性化特征演变史》(中华书局2014年出版)一书则填补了这一空白。该书打破传统词史撰述大而全的视角，以着力于从唐宋词女性化特征的角度切入，不斤斤计较于思想内涵、艺术特征等文体要素的全面分析，而是专注于唐宋词带给受众外部体验和心灵认同的女性化特征这一要素的发展演变，来完成一部全新的唐宋词发展演变史。这一女性化特征提出的基础，并不是简单的生理学属性，而是更丰富的社会学、文化学乃至哲学属性，正如作者为“女性化特征”这一概念所作限定时说的：“宋词的女性化特征主要是指词中大量直接或间接地描写女性的题材；或者是以女性视角来观照社会人生；或者是用词体艳科的笔触(一种感伤的女性式的悲悯情怀)去表现士大夫情怀，以柔媚之美来书写生命的感伤和离别的惆怅，即便与男女情事无关，但却洋溢着女性化的柔美情思，呈现出一种浓重的悲凉。”

唐宋词女性化属性内涵的复杂性，与其最初的创作目的、传播环境、流播媒介也密切相关，五代后蜀赵崇祚所编《花间集》的香艳主体风格，便是代表，欧阳炯《花间集序》更是直接点出了这些作品的娱乐目的和文体倾向：“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案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受众对于歌词表演女性化特质的期待，有时候超过了歌词表演质量，宋人王灼《碧鸡漫志》载有苏轼弟子李廌所写《品令》，这首词调侃歌唱技艺高超的老翁，倾向“语娇声颤，字如贯珠”的年轻女歌手：“政和间，李方叔在阳翟，有携善讴老翁过之者，方叔戏作《品令》云：‘唱歌须是玉人，檀口皓齿冰肤。意传心事，语娇声颤，字如贯珠。老翁虽是解歌，无奈雪鬓霜须。大家且道，是伊模样，怎如念奴？’”词虽是戏作，但当时人们对于词这种文体审美女性化倾向的认同，却是显而易见。词体从一开始就与女性特征紧密结合，从用字选词到择曲选调，一般都惯于使用清丽柔美、低徊婉转的女性化表达方式，形成天然的女性美感。

以此为传统，男性词人作词，往往习惯为女性代言，男儿作闺音，以女性或者女性化的容貌体态，抒写女子的情感诉求，塑造女子的个性品德，这种男子揣摩女子口吻心态而生的作品韵致清雅、辞采细腻，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女性美，被视为词之正宗。南宋辛弃疾、姜夔等人，即是其中的典型。这种上承诗骚比兴传统的词风，为宋词内涵增加了厚度和重量，后来清代常州词派诸人，以比兴寄托解说唐宋词，如张惠言推崇花间艳词鼻祖温庭筠的艳词，说他的《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有“离骚初服之意”；周济说婉约词宗秦观艳美的词象之下，是自伤怀抱的“词心”，是“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的独有的创作门径。如此，“作者之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的解读思路，无疑又为唐宋词人作品中女性化属性的跨性别展示，开拓了新的空间。可见，解读唐宋词，女性化特征是不可忽略的内容；梳理唐宋词史，女性化特征又是一个超越作者性别、贯穿词史发展始终的并不单纯的因素。正是基于这一考量，孙艳红教授《唐宋词的女性化特征演变史》一书对唐宋词女性化特征的成因及其流变进行了迄今为止最为系统、最为深入的探讨。该书从“词为艳科”的本质特征入手，在历数唐宋诸词家创作风格与心路历程的基础上，重点对诸家词的女性化体征进行梳理，并勾稽其横向的相互影响、纵向的相互承继，其间既有对文献细致周密的考证，又有对作品具体翔实的文本解读，行文中不乏因女性作者与唐宋词风格契合而生的灵气，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气质在艺术规律条分缕析的探究中水乳交融，使得这部书本身就像一首绝美的唐宋词。

作者行文，感性的光辉中蕴含着冷静的理性，将每一位词人的女性化特征进行高度提炼和浓缩，次第排比形成论述主线；作者在每一种女性化特征的分析中注意细化，找出相互间的普遍性和差异性，从词体自身的演进、词坛环境的变化、词人遭际与性格的影响等角度予以阐发，使得唐宋词女性化特征的论述层次丰富、色调鲜明而不单调。该书可谓近年来词史编撰、也是词学研究的填补空白的作品，这在唐宋词女性特征演化史研究领域尤其明显。概而言之，该书在三个方面的表现可圈可点，显示出其独到之处。

一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宏观架构与细节经营的结合

数代学者的研治之下，唐宋词女性化属性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小的话题了。新时期以来这一话题甚至融入了西方文论的色彩，比如叶嘉莹先生《论词学中之困惑与花间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中就用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中“雌雄同体”概念标示《花间》等小词具有“双性人格的一种特美”，认为“虽然《花间》词之作者并未曾有意追求此种特美，但却由于因缘之巧合，乃使得《花间》词的那些男性作者，竟然在征歌看舞的游戏之作中，无意间展示了他们在其他言志与载道的诗文中，所不曾也不敢展示的一种深隐于男性之心灵中的女性化的情思”。后来学者对此“双性”特质又有开拓，如王晓骊《“双性同体”——唐宋词女性化文学品格的另一种阐释》以为这种“双性同体”基础上的唐宋词女性化，是一种文人真实的心理体验，词人在游戏欢娱的小词中展现“阿尼玛”式的情绪宣泄。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女性化的抒情和叙述方式在文人词摆脱歌妓舞姬声口传唱的传播方式后，依然能够成为男性词的主流。此外，张静、李杉、乔以钢等也都从不同方面对唐宋词的女性化做过精彩的论述。

已有的成果使唐宋词的“双性”、女性风格成为定论，但是对于其中女性色彩如何体现，尤其是具体到某一词人、特别是豪放词人，其作品女性特征的表现规律，一直以来缺乏宏观而细致的研究成果，至于深入涉及到唐宋词女性化特征本质内涵的著作，就笔者所见，似乎也没有出现。木斋先生言及《唐宋词的女性化特征演变史》一书时，说：“我们习惯听闻‘女性词史’、‘女性诗史’等这样以作者性别作为标识进行研究的选题，而尚未习惯从文学作品的内在特质来研究，尤其是将这种特质放到时间长河的历史坐标中来研究的课题。其实，从作者的性别视角这一类外在形式入手的研究易，而以诗词内在特质的演变史来加以研究难。”的确点明了该书的意义所在。

该书从女性化视角切入，立足于对整个唐五代至宋词学发展史研究现状的梳理，虽不可谓不从大处着眼，但作者又没有受限于整个文学史的宏观叙事惯性，而是脚踏实地，以极大的耐心找出各种特征彼此之间的区别联系，以点带面，再以时间为线索将各个切面串联起来，形成一个立体的三维空间，在共时性和历时性方面达到平衡，既保持了高屋建瓴的宏观掌控能力，又不影响对具体问题的深入挖掘，同时还能在细节处给人以惊喜。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这一技术作者运用得非常纯熟。

创新而又不脱离传统，这是作者在写作处理上所时时注意的。如宏观结构的设置上，作者就非常传统，以一流词人为纲、兼及二三流词人领起全书，以女性化特征的书写贯穿全书，避免单纯线性描述形成的单调与分散，尽量给读者还原一个真实鲜活的词史全貌，既突出唐宋词女性化特征，又尽可能地避免纷繁复杂、缺乏重点的弊病。具体行文中，又尽量突出各家词人独特的女性化特征，于同中揭示其异处，并在书中的章节题目直接标举，形成女性化特征叙述下的自有内在逻辑，如“雅笔柔情：晏欧词的女性化特征”“健笔柔情：苏轼词的女性化特征”“以俗为雅：黄庭坚词的女性化特征”“真纯自然：李清照词的女性化特征”。以一流词人标志性的女性化特征为支点，重点突出，同时以点带面向外辐射其它词人流派，最终形成完整的女性化特征的切面描述。正文的叙述中，作者显示出细腻的一面，她先以简短的文字对将要论述时段的词人词作进行概括性的总结，这是通史类著作的惯用方法，但是作者接下来则是对同一时段不同风格词人进一步加以区分，标示其同在女性化色彩板块中的差异，这种细致就比较难得了。如论述南唐词，作者对李煜和冯延巳的写作风格、文学史地位、后世影响等做了简要的概括，随后才进一步展开，将李煜和冯延巳词作的女性化特征分别概括为“凄怨真纯”和“柔婉清雅”。至此，作者并没有满足于词人女性化特征的简单呈现，而是进一步透过社会背景、流派承袭、个性遭际、词家影响、叙述方式等多方面的因素，还原词人当时微妙的心理处境，从他们的语句中捡拾丝管初调、佩环微颤的女儿情态，展示唐宋词女性化特征承袭演变的内在复杂之处。

作者在细节的打磨和处理上也很下了功夫，与精心构建宏观体制互补，形成了有机的整体。在着力论述唐宋词女性化本体之外，作者还注意细致描述这种女性化特征形成的历史背景，尤其是不放过若干历史细节。唐宋经济发展，市井生活繁盛，秦楼楚馆林立，在这样的环境下，文人们寄情声色，创作艳词以自我排遣，文人与妓女相互依托，妓女需要好词来抬高身价，文人需要妓女来传唱推广，这样一来，更为词体增加了婀娜妩媚的女性情致。白居易《与元九书》中说：“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醉翁谈录》中也说：“耆卿(柳永)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惜其为人出入所寓不常。”

这种细节上的点染，形象说明了艳词兴盛的原因，文字本身又具有可读性。但作者显然不满足于此。同属艳词，但不同词人受身世、性格、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所表现出来的风格情致却不尽相同，作者进一步细致开掘，揭示女性化的细微之处：柳永词以市井方言俚语入词，大胆直露地描写香艳的闺阁情事，虽有迎合受众之嫌，却真挚自然、以情动人；秦观词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词，虽是旖旎之作，却并无露骨描写，呈现出一种女性化的哀婉含蓄；贺铸词妖冶幽艳，虽为艳词，却深得楚骚香草美人比兴之法，自有一种曲折幽隐的意境。

作者从细微之处点明这些差别，并以优美精炼的语言予以概括，使读者得以快速领悟其中精要，是作者深厚词学涵养的表现。此外，作者对不同时段词体的女性化特征的差异也予以充分注意，以由唐入宋为例，作者指出：盛唐词富艳雕琢，似华灯锦绣，富丽堂皇；五代词香软华贵，透着晚妆浓艳的脂粉气；而宋初词却端庄得多，似是大家闺秀，举手投足透着贵族气。重视每一词人、每一时段的特征，又注重人与人之间、时段与时段的差异与变化，这种细致而精辟的营建与分析，非对文本异常熟悉，是绝不易办到的，可见作者对唐宋词文本研读，的确是用了韦编三绝的功夫。

二 独辟蹊径、敏锐善察：精致的女性书写

在艺术和审美上见长的女性，对词这种“娱乐遣兴”的文体有着天然的把握，细腻的观察、敏锐的触觉以及富有情感的内心世界使得女性的形象思维能力和情感表达能力都优于男性，所以当作者以女性化的视角去审视歌舞演唱的唐宋词时，词这种特殊的文体便被激发出了不同以往的力量。就此意义而言，《唐宋词的女性化特征演变史》的作者以女性的身份、研读唐宋词这一先天具有女性特质的文体的女性化特征，在方法的运用和作品的体悟上，本身就有天然的优势，而作者在此方面的深厚学养，又使该书成为女性作品书写的样本。

独辟蹊径、敏锐善察的女性视角，是本书研讨唐宋词女性化特征的又一特色。作者以自己数十年积淀的文学素养为依托，从女性文化感知的角度去探知词人的创作世界和心灵世界，同属女性的身份带给她更为细腻的体察。她将探求的触角伸进唐宋词交错的脉络里，极力寻觅这些文学作品里最原始、最隐秘的东西，因而她对作品的理解较诸一般研讨者，更切近腠理。如评述晏殊词“闲雅哀婉”的女性化体征，作者认为晏殊词虽常与永叔词并提，同为表现士大夫生活情态之语，但两者女性化特征其实并不相同，相比欧词的大胆直白，晏词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理性的节制”，其词中虽有“对人生无奈的哀愁，对时光年华流逝的慨叹和惋惜”，但却能够“将这种对人生世事的感伤化作深沉的理性与明晰的哲思，不仅遏制了情感的激荡，而且还加深了思想的内涵”。晏欧词女性化特征之所以有这种不同，不仅与晏殊摈弃“俗艳”、追求“雅正”的创作倾向有关，还与其少年得志、身居高位，处事不得不谨小慎微、恪守规矩礼法的无奈有关，也反映出士大夫群体在社会责任、政治礼法的重压下对相思爱恋、人生感悟所表现出来的“理性、节制、恬淡”。如此，女性化的探讨，因为深植于词人的生平阅历和所处的社会环境，显得更加厚重，而不是简单地贴上社会学、艺术学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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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词家词派的分析上，因为书写的性别特征优势，该书也往往不为既定的观念、方法所束缚，而是能深入到作品的骨肉血脉，细细探寻到其间或隐秘或直白，或恬静或苦痛的自然真相。如分析苏轼词女性化特征，历代词论家多注重苏轼豪放词给词体所带来的开拓意义，偏重于对苏词境界、格局的挖掘，不太注意苏轼作品的全貌梳理。吴世昌先生上世纪曾指出，苏轼被称为豪放词人，但其词作中，“大江东去”一类的作品，其实并不多，这在苏轼数百首作品中，实在不占多数。据作者统计，苏轼创作豪放词的数量仅占其词作总数的10%，说是代表其实有些牵强。可见，只注重苏轼豪放词，对于整个词学发展史而言，虽有提纲挈领之效，却不免有些遗憾，对于苏轼的作品整体把握而言，也不太科学。孙艳红教授由此切入，不说豪放而说婉约，对苏轼词中涉及女性或闺情的题材进行统计和分析，揭示出苏轼在两宋词史流变中对“缘情绮靡”的传统词风的继承与新变。苏轼涉及女性题材的词作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类型丰富，女性往往成为他情感抒发的媒介，笔下的女性通常被置于某种处境或被赋予某种寄托，实际暗含着苏轼起起伏伏、秘而不宣的内心世界。可苏轼自身超脱放旷、睿智达观的个性又使他不会停留在一般文人词歌舞流连、偎红倚翠的儿女情态，因而受两种气质交互影响，苏轼的女性词在温庭筠、柳永俗艳的基础上注入文人高雅的品格，因而词作往往呈现出“以健笔写柔情”的女性化特征。如此，女性化特征于苏轼而言，并非其短，相反倒具有一种超越世俗演唱的士人文化品格。

同样，面对丰富的唐宋词女性化研究成果，该书并未被局限，而是在借鉴的基础上别有建树，力求找到突破点，探求女性化这种内在特质发展嬗变的过程，进而理清能够影响其递进、深化或变异、转移的深层次原因。这就打破了以往词史专注于词人流派发展承袭的藩篱，而是把重心放在女性化特征这一看似偏占一隅、实则无所不在的特质上，爬梳剔抉文献资料，寻绎唐宋词女性化特征在发展演变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异转移和历史沿革，再将这些错位和嬗变经由一流词人之手连贯起来，形成一条脉络清晰的别具面目的唐宋词发展之路。

行文过程中，作者有意无意秉持女性化的思维方式和言说手法，文笔优美，兼顾感性的柔美与理性的思辨。在意象的把握上也注意选取日常生活中最具女性特征的事物，如妆饰、衣袜、女红、首饰，等等，这些都成为作者用来分析探讨的道具，也是论述对象，在作者细腻的笔法描摹之下，形成了唐宋词女性书写的典型话语体系。这也是该书非常值得称道之处。

三 考据与量化：扎实的文献基础

吸收近年来最新的文献考据成果作为论述基础，对于大量作品进行数量统计，在科学数据统计分析基础上做出论断，是该书的又一特点。数据分析统计算得上另一种意义上的文献材料。如此，论述唐宋不同时期的代表性词人，笔力所及虽是部分代表，但通过上述扎实的文献基础，还原的的确是唐宋词的女性化特征发展最接近历史真实的演变过程。扎实的文献考辨与严密的量化统计相结合，保证了该书在内容上的专业性和严谨性，更使读者在一个宏阔的视野下更直观地感受到唐宋词女性化特征所占的比重和分量。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历来就需要坚实的文献基础，这是常识。要在已有许多词史的背景下，撰写一部后出转精的词史，对文献数量和精确度的要求当然也就更严格。本书作者能够在深入阅读掌握海量材料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分类整理，并时时提出自己独到、精辟的见解，可见作者用功之勤。如分析研究周邦彦词的女性化特征，作者梳理了唐圭璋先生的《全宋词》，吸收了后来孙虹的《清真集校注》《周邦彦词选》以及《周邦彦四过扬州词以及扬州歌妓即岳楚云考证》等相关研究成果，最终准确统计出周邦彦存词共185首，并据题材内容将其分为男女情爱词、闺怨相思词、羁旅相思词、怀古咏物词四大类。在此基础上进行数据的量化，得出周词四分之三以上为女性题材作品。建立在大量传统和最新文献资料综合基础上的结论，显得更加可靠稳健。

立足前人研究成果而不满足，深入作品，发现并解决若干与女性特质相关的问题，时出新见，也体现出作者端正严谨、勇于进取的治学态度。如讨论姜夔恋情词《一萼红》，作者就引用夏承焘、赵晓岚的研究成果指出此词为托兴梅柳而感伤怀人之作。但作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指出这里词人写梅写柳，言辞悲婉却哀而不伤，显示出此时姜夔词已逐渐摆脱花间词香艳的特点，而趋于清空骚雅。如此，从发展角度看，姜夔词有一个从花间香艳到清空骚雅的形成过程，而《一萼红》可谓这中间的转关。

近年来文学研究流行的量化分析，作者也运用得得心应手。而量化分析对于意象繁杂的唐宋词，也的确是比较合适的分析手段。但是作者对于这一方法，运用熟练而不滥用，对于相关数据信手拈来，用得自然而恰到好处。

如该书一开篇通过检索《全宋词》，排列出一组数据，就使读者对宋代女性题材的词作有一个宏观的把握和形象的认识，据作者指出：以唐圭璋先生《全宋词》为依据，21203 首宋词中艳情词就有 2608 首，占全部比重的 12.7%；风月情词有1740 首，占 8.21%，这还不包括词中带有女性特征的这一类宋词。由此可见，女性题材在宋词中确实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对敦煌词女性化特征的分析，就更加具体，不仅统计词作题材，更具体到女性意象的计算。作者先指出《全唐五代词》199首敦煌词中有101首为女性题材，《敦煌曲子词》中有40%涉及闺情花柳，位居各类题材榜首，说明词自敦煌词始就具有女性化的特征。据题材分类统计分析敦煌词的女性化特征之后，又更进一步，对女性生活空间内的物事和女性化的艳丽色彩进行统计，如指出描写亭台楼阁等院落的有37处，作品中出现红色有29处等。如此，敦煌词女性化倾向的程度，以这样一种数据文献的形式，形象地呈现出来。

当然，数据的使用并不仅限上述题材和意象分析。通观全书，唐宋词中琳琅满目的各种描写对象，作者借助统计，都使其变成了灵动的、会说话的数据，时时在诉说唐宋词女性化特征的方方面面，如论述唐宋词女性化的表达视角和抒写方式，作者分别对“郎”和“娘”这一带有性别色彩的称呼进行统计，发现《全宋词》中“郎”的称呼多达 143 次，“娘”的称呼仅为 36 次，可见宋词人多以女性口吻来抒情叙事，“借女子作闺情”，称呼的使用倾向可为此增加形象的例证，并作一很有趣味的注脚。

又如论述晏殊词，作者根据季节对晏殊136首词进行归类，发现描写秋天的词竟有62首，占总数的45%；单就26首祝寿词而言，明显以秋天为背景的就占20首，可见晏殊对秋之偏爱。作者对此进行更深入探究，最终发现造成这种偏爱的原因，实际上跟他内心愁苦却无法表达的境况有关。作者由此而发现了晏殊女性化表达的独有风格：“哀”“雅”。

又如论黄庭坚词，作者以马兴荣、祝振玉两位先生校注的《山谷词》为依据，统计黄庭坚180余首词作中，女性题材达102首，占其总量的60%之多，在此基础上展开山谷词“以俗为雅”女性化特征的论述，作者不取常用的意象、情感色彩等分析方法，而是根据山谷词文本的具体情况，以其女性化特征凸显的四种题材作为分析对象：闺怨词14首，歌妓词42首，恋情词21首，间接书写女性之作20首。总结出闺怨词“铲尽浮词、雅俗共赏”，歌妓词“从俗与化俗为雅”，恋情词“民歌风味与以俗为雅”，间接书写女性之作“点染女性性情”，这一系列女性化特征，最后分析其成因与词史意义。类似这种基于共有女性化特征基础之上的词人间的个体差异，是女性化特征研究的难点，如果没有对文献的大量占有和分析，是不容易发现的。

该书中对文献的整理使用，费时费力，也最容易看出作者的功力与品格。文献辨析与数据统计而得出结论，使论述更加的有说服力，其中文献与数据的整理，又使得该书具有文献资料属性，也便于其它学者在此基础上研究的进一步的研究深入。

概而言之，《唐宋词的女性化特征演变史》是近年来词学研究中很有特色的一部力作，严谨翔实的材料支撑，研究方法使用上的不拘一格，都使得该书在结论和研究方式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而该书撰写中，作者不厌其烦地删减和校对，向相关专家学者频频征求意见，更显示出作者精益求精的学术追求，也是该书成功的又一因素。该书的若干结论，研究观念、方法上的若干尝试，已经在词学研究乃至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产生了较大影响，这种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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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谭献.复堂词话//唐圭璋.词话丛编：第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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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晓骊.“双性同体”——唐宋词女性化文学品格的另一种阐释[J].学术论坛，2007(3).

[9]木斋.唐宋词的女性化特征演变史·序[M]//孙艳红.唐宋词的女性化特征演变史.北京：中华书局，2014.

[10]白居易.白居易集：卷四十五[M].顾学颉，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79.

[11]罗烨.醉翁谈录：丙集卷二[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