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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民间信仰文化与刘禹锡的文人书写

2018-11-13

中国韵文学刊 2018年1期
关键词:鬼神刘禹锡

李 琳

(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0 )

目前学术界对民间信仰的介定,一直没有定论,北京大学民俗史和社会史学者赵世瑜先生将民间信仰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其实日常生活中的民间信仰早在唐代就频繁出现在刘禹锡的诗文中,作为一位具有无神论思想的唯物主义文学家,长时间被贬使他得以近距离地观察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巴山蜀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观民风于吟啸之际”,刘禹锡参与并记录下当地百姓的各种民间信仰活动,对民间信仰文化作了细致的描写与理性的分析,表现了知识分子所独有的忧患意识和积极入世精神。

一 借咏民间诸神,浇心中块垒:刘禹锡诗文中的民间神灵

唐代的开放风气使这个时代的人们对于宗教信仰有自由的选择权,道教、佛教以及民间的各种信仰得到充分发展。而安史之乱之后,人们从生活的巅峰跌到谷底,人们普遍缺乏安全感,大多数人纷纷投入宗教的怀抱,去寻找心灵的填充剂和精神寄托,所以文化和信仰并没有随着社会的动荡而中断,而是继续发展,且有深入之势。唐代朗州、连州地处僻远,巫风浓厚,再加上楚地素有“信巫鬼,重淫祀”的传统,所以隋唐时朗州民间祭祀鬼神之事很是普遍。《隋书·地理志》就有记载:“大抵荆州率敬鬼神,尤重祠祀之事”,唐代和刘禹锡一同被贬湖南的柳宗元对此深有体会:“惟是南楚,风浮俗鬼”。和柳宗元相比,刘禹锡虽生性旷达,但遭遇政治迫害时,也难免失意与矛盾。但刘禹锡比郁郁寡欢的柳宗元更能及时调整心态,他积极参与到当地人的各种活动中,写诗作文,或游览徘徊于各种庙宇神像前,借咏叹神灵生前的不幸遭遇,浇自己心中郁郁不平之块垒。

刘禹锡初贬之地朗州地处偏远,好淫祀,如朗州本土的伏波神信仰,就很兴盛,刘禹锡曾写下这首著名的 《经伏波神祠》:“蒙蒙篁竹下,有路上壶头。 汉垒麏鼯斗,蛮溪雾雨愁。怀人敬遗像,阅世指东流。自负霸王略,安知恩泽侯。乡园辞石柱,筋力尽炎洲。 一以功名累,翻思马少游。”诗人在雾雨愁绪中走过茂盛的竹林祭拜伏波神,追思伏波神的丰功伟绩,想到其不幸遭遇,表达了对伏波神马援的崇仰之情。据史料记载,朗州人所祭祀的伏波神为东汉名将马援。马援之所以被朗州人作为神灵来祭祀,与历史人物马援的悲剧性遭遇相关。据范晔《后汉书·马援传》记载,东汉初,文治武功的马援被光武帝拜为伏波将军,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后又在国家危难之际,以62岁高龄,再自请领兵镇压武陵地区的五溪蛮起义。皇帝悯其年老,不许,后马援屡次又向皇帝请求,终于得以成行。但马援来武陵之后却遭小人诬陷,含冤病死,且多年不得沉冤昭雪。“悲剧英雄的结局成为后代流贬官员和士人讴歌的主题”,朗州地区为昔日马援含冤死去的故地,民众对其立庙祭祀,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刘禹锡从小天赋过人,心怀鸿鹄之志,青年时就被革新派委以重任,积极参政革新,最后却含冤贬谪成为永久的罪人。同为忠烈,不得善终,刘禹锡与马援的命运何其相似。诗末句为“一以功名累,翻思马少游”,诗中“马少游”为马援的从弟,曾哀马援“慷慨多大志”,劝其不要过于追逐功名,马援蒙冤后曾想起从弟所说的话,但一切已无可挽回。联系刘禹锡的遭遇,这首诗何尝又不是刘禹锡在伤自己的“一以功名累”呢?

刘禹锡被贬朗州期间还写下脍炙人口的《潇湘神二首》,其一云:“湘水流,湘水流,九疑云物至今愁。君问二妃何处所,零陵香草雨中收。”潇湘神即楚地的湘水神,传说湘君娥皇和湘夫人女英死于江、湘之间,化为潇湘神,又名湘妃或湘君。诗人写流水淘沙,风起浪涌,摹写潇湘神的愁思和幽怨,以倾吐自己的精神苦闷。《潇湘神二首》其二云:“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楚客欲闻瑶瑟怨,潇湘深夜月明时。”刘禹锡在遭遇了种种人生挫折以后,深感怀才不遇,报国无门,但表示还是要以屈原为榜样,为国尽忠。刘禹锡贬居朗州时湘妃崇拜颇为兴盛,黄陵二妃还被朝庭封为“懿节侯”,兼为洞庭湖及湘水等各水域水神,涵盖了西洞庭湖衅的朗州地区。唐韩愈在其《黄陵庙碑》中就有“今之渡湖江者,莫敢不进礼黄陵庙下”的记载,民间还有诸多湘妃显灵故事,反映了普通民众对水神的畏惧心理。但刘禹锡对湘妃的祭祀并不是缘于对神灵的畏惧,而是因为湘妃寻夫不遇的悲剧命运与自己在政治上的失意有某种耦合之处。自屈原伊始,文人就有香草美人的传统,刘禹锡贬居朗州,离二妃故地相距不是太远,当他漫步潇湘洲头,多次听闻二妃泪尽殉夫的爱情故事后,由二妃对舜帝的忠贞不渝,想到自己对朝廷的耿耿忠心;由二妃的红颜薄命,想到自己的忠而见弃,刘禹锡不由得感慨颇深,一掬同情之泪。

朗州作为屈原流放之地,祭祀屈原的各种活动被刘禹锡所关注,其《竞渡曲》详细描述了五月初五祭祀屈原赛龙舟的场景。诗的开头交代了祭祀的时间地点及仪式:“沅江五月平堤流,邑人相将浮彩舟。灵均何年歌已矣,哀谣振楫从此起。”每年五月在沅江边为祭祀屈原举行的盛大的赛龙舟活动,由地方长官州刺史主持,各队龙舟决一胜负,胜者欢欣,败者沮丧:“刺史临流褰翠帏,揭竿命爵分雄雌。先鸣余勇争鼓舞,未至衔枚颜色沮。”诗中还写到赛后女子在水中嬉戏,与岸边彩旗相映生辉,为节日增添了无限的生趣。诗末两句“曲终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东注”,曲终人散,暮色牵动了诗人的愁绪,忠而见弃,身处屈原昔日流放之地的刘禹锡,不禁心有戚戚焉。其实朗州竞渡祭祀屈原除刘禹锡诗文中提及之外,史书亦多有记载。《隋书·地理志》记载:“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罗,土人追到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尔鼓棹争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朗州作为屈原曾经流放的地方,处处都有屈原的遗迹留存,如诗中出现的招屈亭,至今常德东门外沅江边,招屈亭亦存焉。《竞渡曲》后还有作者刘禹锡的自注:“竞渡始于武陵。及今举楫而相和之,其音咸呼云:‘何在?’斯招屈之意,事见《图经》。”刘禹锡在《竞渡曲》中引经据典,并结合自己的耳闻目睹交代了武陵竞渡悠久的历史渊源。至今每年端午节朗州还在沅江还举行盛大的划龙舟比赛,以祭祀屈原。

当然,刘禹锡咏叹民间神灵,并不只为抒自己仕途失意之苦闷,在另一些咏民间神灵的诗歌中,诗人还借古讽今,咏史意味要要浓厚得多。如他在被贬夔州之后,曾前往供奉蜀主刘备的蜀先主庙中祭拜,写下《蜀先主庙》一诗,其中一句“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歌颂了刘备的英雄气概历千秋而不泯,而后一句“得相能开国,生儿不象贤”也总结了刘备的兴衰经验和教训。《韩信庙》则饱含着崇敬与同情之笔,抒写了韩信“将略兵机命世雄”的雄才伟略及“苍黄钟室叹良弓”的悲惨结局,最后一句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朝廷屠杀功臣的无穷后患。《巫山神女庙》则借写巫山神女讽刺帝王的荒淫无度。总之,贬官之后的刘禹锡虽然每到一处供奉神灵的庙宇,都虔诚地进行祭拜,并留下诗文,但主要还是抒发自己感慨,借古讽今。由这些诗歌可以看出,刘禹锡深受儒家思想影响,“诗言志”是其写作最基本的出发点。作为封建士大夫的刘禹锡,还是强调文学的辅时济世和教化作用,这一点在下面“观民风于吟啸之际”这一章节中进行详细阐述。

二 观民风于吟啸之际[1](P465):刘禹锡诗文中的岁时祭仪

中国人历来十分重视传统岁时节日,每当重要节日来临,人们都要祭拜神灵和祖先,以表达崇敬、怀念与祈福之意,祭祀礼仪复杂繁多。通过诗乐以观民风民俗,这本是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的一种政治传统,刘禹锡即使在贬谪之时,对这些岁时祭仪也颇为重视。他“观民风于吟啸之际”,将这种实践直接用到了自己的诗歌创作中。

如他在《连州腊日观莫傜猎西山》写到了连州民众腊日的祭祀礼仪:“海天杀气薄,蛮军步伍嚣。林红叶尽变,原黑草初烧。围合繁钲息,禽兴大旆摇。张罗依道口,嗾犬上山腰。猜鹰虑奋迅,惊鹿时跼跳。瘴云四面起,腊雪半空消。箭头余鹄血,鞍傍见雉翘。日暮还城邑,金笳发丽谯。”腊日节起源源远流长,是一种关于年终祭祀的节日,《左传》中就有关于腊日节的记载,农历十二月因有腊节所以叫腊月。毛诗正义:“十二月腊日也。……猎禽兽以岁终祭先祖,因立此日也。”《荆楚岁时记》:“十二月八日为腊日。谚言,腊鼓鸣,春草生。村人并击细腰鼓……以逐疫。”腊日节在农闲时节,人们可以尽情放松游玩以缓解一年的辛劳,《孔子家语》卷七《观乡射篇》就有“子贡观于蜡……一国之人皆若狂”之句,这里“蜡”即“腊”。刘禹锡笔下的连州莫傜人腊日祭祀场面也十分隆重,军队出动,围猎队伍声势浩大、杀声震天,大家用烧山的办法逼出野兽与飞禽。腊祭时军旗飘舞、军乐齐奏,部队守住各个路口,一声吆喝,成群的猛犬飞奔上山搜寻猎物。刘禹锡这首写连州腊日猎禽兽以岁终祭先祖的诗歌,记叙详尽,鲜活生动,使人如身临其境,是后代学者研究古代腊日猎祭习俗的不可多得的资料。朗州自古以来巫风浓厚,据嘉庆《常德府志》载述:“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必使巫觋……村人并击细腰鼓,……以逐疫。”至刘禹锡被贬朗州时乡人还“俗尚东皇祀”,同时迎“赛神”活动也方兴未艾,如刘禹锡在《阳山庙观赛神》写道:“汉家督尉旧征蛮,血食于今配此山。曲盖幽深苍桧下,洞箫愁绝翠屏间。荆巫默默传神语,野老娑娑启醉颜。日落风生庙门外,几人连踏竹枝还。”据此诗的诗前小引“梁松南征至此,遂为其神”记载,我们可以得知,该诗前两句显然是指东汉初期来武陵收拾平蛮残局的梁松,他身后被朗州民众配祀在阳山庙神旁,享受人们用牲牢祭祀,故称“血食”。后六句是写迎赛神的场景,有巫师们念念有词传达神的指示,有乡村野老们的纵酒欢歌和婆娑起舞,还有年轻男女手拉着手唱着竹枝歌,总之,刘禹锡笔下的赛神活动既有古祭祀文化的元素,更有唐时新的祭祀文化风采。他的另一首《梁国祠》似乎也写的是祭祀梁松:“梁国三郎威德尊,女巫箫鼓走乡村。万家长见空山上,雨气苍茫生庙门。”女巫、箫鼓,可见当时朗州确实巫风浓厚。至今祭祀梁松的阳山庙还在今常德太阳山上,自梁松征南有功,常德民众为纪念他在山上建庙,既称“梁王庙”,亦称“阳山庙”,太阳山亦因此被称为梁山,山名自东汉以来一直被常德居民所熟知。

刘禹锡的另一首诗《蛮子歌》写到了朗州少数民族祭祀盘瓠的仪式:“蛮语钩輈音,蛮衣斑斓布。 熏狸掘沙鼠,时节祠盘瓠。 忽逢乘马客,恍若惊麇顾。腰斧上高山,意行无旧路。”诗中写朗州苗瑶先民说着外人难以听懂的语言,穿着色彩斑澜的民族服装,熏制各种兽肉以祭祠祖先盘瓠。他们所处环境闭塞险恶,在榛莽丛林中取路,当他们看到乘着高头大马的外地人,很是感到惊奇。刘禹锡笔下的盘瓠后人由于长时间居住在与外族隔绝的艰险环境中,与外界少有接触,所以才保持了本民族的一些独有的习俗,在服饰打扮、饮食与语言及各种习俗上也与其他民族有很大区别,关于盘瓠及其后人的传说,典籍中也多有记载,如《后汉书·南蛮传》上曾记载昔高辛氏以女配盘瓠,生六男六女,自相婚配,其后滋蔓,号曰蛮夷,每年十月十六祭祖神盘瓠(猎犬)。干宝《搜神记》也曾记载,武陵长沙夷蛮,盘瓠之后也,杂处五溪之内。揉杂鱼肉、叩槽而号,以祭盘瓠。盘瓠传说虽然有些荒诞,但一直在族群中广为流传,同时祭祀盘瓠的仪式也极为隆重。至今湘西花垣县、泸溪县,怀化麻阳县境内尚有盘瓠洞、辛女庙的遗址。

此外,刘禹锡还有一首《秋日送客至潜水驿》写到当地祭祀土地神的习俗:“枫林社日鼓,茅屋午时鸡。”“社日”,是古时祭祀土神的日子,四邻互相招邀,带上酒肉、社糕,搭棚于树下,先祭土神,然后会餐。“社日”可分春祭和秋祭两次,刘禹锡这首秋日送客所遇应该是大熟之年的秋祭。秋祭感谢土地神赐予丰收,诗中所写土地庙就在色彩鲜艳的枫林里面。当祭神的钟鼓响起,全村的人都在聚会欢饮,击鼓自娱,场面欢腾活跃!而与这欢腾喧闹的动景相对应的是,因村子里的老老小小全都参加祭祀土地神的活动去了,村子里静得除了鸡啼午的鸣声外,简直再也没有任何声音。刘禹锡这首诗通过农家茅屋、鸡等独有的意象,以静写动,写出了乡村社日秋祭的热闹场景,多为后人所称道。王安石诗“百钱可得酒斗许,虽非社日长闻鼓”,就化用了刘禹锡这两句诗,写出了丰收时节人们纵情狂欢的场景。

三 知天而不泥于神怪*意思是对自然规律非常了解所以就不迷信神灵鬼怪,出自刘禹锡:答铙州元使君书,选自陶敏等《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岳麓书社2001年版,第940页。:刘禹锡诗文中的鬼神观

刘禹锡虽然对各种民间信仰文化非常感兴趣,但这种感兴趣不同于普通百姓的神灵信仰,因为刘禹锡并不信奉鬼神,他重视文学的教化作用,正如其在《武陵北亭记》等诗作中所说的:“俯于逵,惟行旅讴吟是采;瞰于野,惟稼穑艰难是知”,“以俟采诗者”。他在诗文中明确反对中国传统的寄命于鬼神、听命于天,如他在《答铙州元使君书》就明确提出了“知天而不泥于神怪”,这里的“天”是指自然规律,刘禹锡认为,古时的人之所以相信鬼神的原因,就是对自然的不认识、不了解,只要真正了解了各种自然规律,人们就不会一味迷信鬼神了。除此之外,刘禹锡还在《天论》《答道州薛郎中论方书书》及其他与友人书信中等中旗帜鲜明地阐明了自己的鬼神观,他的这种唯物主义思想在当时巫风盛行、醉心佛道的中唐社会中是很难得的。

刘禹锡不迷信鬼神,首先表现在他对天命论的批判。刘禹锡、柳宗元在革新失败后分别被贬朗州、永州,政敌韩愈写文章讥讽他们被贬是因为违反“天道”,罪有应得,刘禹锡闻知后愤然写下《天论》进行反击。《天论》竭力批判了天能决定社会兴亡、能主宰人命运的错误观念,并阐释了产生这种错误认识的原因。刘禹锡认为,“法大驰”“人道昧”,在社会法律制度混乱时,人们对不合理的事不明原因,所以他们只能相信上天,期望上天给予赐佑。刘禹锡还认为,生活在法治社会的人,人们更能明白是非,所以对生死祸福不会归因于鬼神上天,“生乎治者,人道明”;而生活在法制混乱社会的人,由于是非祸福无根无由,人们无法免除各种祸患,开始迷信鬼神,把一切祸福都归于天,“生乎乱者,人道昧”。所以天命论产生的认识根源是“理昧”,人们因为对很多现象不能解释,才会迷信鬼神,如以操舟为例,如当船在无惊无险的小河中行驶时,人能够掌握船的运行规律,所以很少相信有鬼神;只有当船在充满未知的大海及大河中航行时,鬼神信仰就会产生。所以刘禹锡认为,社会法制和道德的约束,能帮助人们了解事物本身运作的规律,使他们达到“理明”。

刘禹锡不迷信鬼神,还表现在他努力钻研医学,排斥巫医。他在《答道州薛郎中论方书书》中曾叙述自己幼小时就经常与巫医打交道:“愚少多病,……保姆抱之以如医巫家。针烙灌饵,咺然啼号。巫妪辄阳阳满志,引手直求,竟未知何等方何等药饵。”巫医用的是“针烙”“灌饵”之术,巫婆则更离谱,竟然不用任何药物,“引手直求”。正是因为从小就见识了巫医们装神弄鬼给患者带来的痛苦,所以刘禹锡很早就认清了巫医骗人的本质,于是他从少年时就开始潜心医药,苦读医书,向精通医术的人学习,并把自己已试过的五十余方较为有效的药方收集起来,编辑成《传信方》一书。此书后来虽失传,书中的药方却被后世医家多次援引。刘禹锡认为,要想身体健康,生病了就要治病服药,听从医生的忠告,而不是迷信鬼神。他尤其反对那些年轻时不注意保养,等到疾病缠身就去祈求神灵、迷信鬼神的人们:“甚者或乘少壮之气,笑人言医,以为非急,昌言曰:饴口饱腹,药其如我何!所乘之气有时而既,于祷神恁佛,逐甘心焉。”刘禹锡认为,生了病寄希望于神仙救助的想法是绝对行不通的,一个人的衰老也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所以他对道教的返老还童、长生不老持怀疑态度:“唯有达生理,应无治老方。君酒何时熟?相携入醉乡。”这首诗指出世上也没有让人长生不老的药方,刘禹锡奉劝老友白居易只有摒除各种外欲,事事释然才能达到身心的自由。

刘禹锡不迷信鬼神还表现在他始终强调以人为本,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刘禹锡从小生活在一个“清白家传遗,诗书志所敦”的士大夫家庭之中,“民族的价值认同感集中体现在以儒家为中心的‘仁、义、礼、智、信’上”,而儒家否定天命和鬼神、强调以人为本的思想也对其影响颇深,所以刘禹锡崇尚通过自身努力,而绝非通过鬼神迷信或者是天堂来世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刘禹锡“天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观点认为,天与人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天有其自身之道,人有其自身之道,而人“为智最大”,人可以利用自然,使之为人的利益服务。刘禹锡在其诗文中始终坚信儒家为国为民的政治理想,他认为人可用法制和道德教化管理社会,从而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概而言之,民间信仰是中国文化和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刘禹锡诗文中大量关于民间信仰文化的书写,不仅是官员们考察当地民风的重要依据,而且也是研究中唐社会、文化及文人心态的重要资料。“中国学术史的发展表明,专门学术的研究有助于文学研究的深入,而文学研究的深入也有助于专门学术的推进和验证。”全面考察刘禹锡对民间信仰文化进行书写的诗文,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探讨中唐以来的社会和政治现状,以及在这种社会和政治现状影响下的文人的文学观和哲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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