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云彪

我的老家在滇东北一个可以遥望金沙江水的半山腰上，山险、地狭，多石、缺水。主要的粮食作物是苞谷和洋芋。大米是稀罕物，要过年那三天才能尽情饱餐。幼年最宏伟的理想，就是能天天吃上鸡蛋挂面。至于天天能吃上大白米饭，那理想就太高远了一些，不太敢想。

用了前半生的大部分时光，来拼命挣扎，终于奋斗到了昭通城，有了稳定的工作和足够养家糊口的薪水，能够天天吃米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吃过苞谷饭，不是忘本，是内心深处仍有一种恐惧，怕把日子过颠倒回去，再与那缺吃少穿、饥肠辘辘的岁月沾边。很奇怪，对昔日主食苞谷饭仪式性的抗拒中，当年同为主食的洋芋，却不在此列。

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时时思索，却总也想不明白，是普普通通却过于美味的洋芋，富有足以令人依赖不弃的恒久魅力？还是耐得住贫寒、经得起富贵，百吃不厌、屡尝屡鲜的洋芋，暗寓了一种高贵品质，令人如此恋恋不舍？抑或是，逝去的生命时光，有太多太多的得失悲喜，太多太多的绝望无助、渴望憧憬，与洋芋混杂搅缠，彼此不分，融溶进了肺腑与灵魂？

或许，都没有；又或许，全都有。

上世纪中叶，中国人还在过着集体农庄生活的时候，吃，是第一要务。熟人相遇，不管饭前饭后的时光，打招呼时，问的话必定是那句“吃过了吗”？家里来了客人，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询问的第一句话，也总是那句“吃过了吗”？即便问出这句话的主人，心里再虚再发毛，再吝啬再小气，这话也终究还是要问出口的，毕竟，不是那个人，不上那家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