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言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无论是《诗》，还是《骚》，俱以抒情为要，只是存在抒情方式与程度区别。汉大赋无关情感，汉人以讽谏批评，这是基于礼教视野的“功用批评”。而六朝论赋多以情感为要，则是基于技巧讲求的“体制批评”，这是文体自觉的产物。文体自觉之前，诗赋作为经史之学的附庸，强调政治功用，而文体自觉则表明文体体式的明确。六朝赋论拘执于班固“赋者，古诗之流”的固说，一仍辞赋为《诗》流变的理论范囿，甚至诗赋同待，以诗的创作技法要求赋的创制，忽略了《离骚》长于抒情的传统。从陆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到刘勰“体物写志”，理论上都在强调小赋情感的抒发，而齐梁转关，唐世律赋始兴，宋元成体固化，导致体式的拘限而抒情载体不存，转以政论文表，议论时事，情感大义消失而赋微。

一 从批评观念看赋体的自觉

考察辞赋的“体”“用”性，可从历史赋学批评文献中管窥其中的问题与变迁。赋体创作虽始于先秦，而古代赋论则发端于汉代，司马迁谓相如赋“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扬子云谓“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的“丽则”与“丽淫”，班固谓“赋者，古诗之流”，并谓荀子、屈原作赋虽讽，有恻隐古诗之义，但宋玉、相如等“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王逸对《离骚》的评价亦取相近角度，皆基于儒家经学立场，并谓赋之功用，亦即赋对政治的作用。显然，汉人观念中赋并不是作为一种独立的“体”式，与经史并立，而是作为经学、史学的附庸，强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