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福民

关于弋舟及其小说创作的一些想法，包括此次推出的几篇专论文章，如果在他获得鲁迅文学奖之前面世，也许是更为恰当的。事实上正是由于我的原因，这组文章才被拖延下来，变成了今天这种“事后诸葛亮”的样子。然而这同时也带给我一种理应如此的感觉，对于弋舟和他的小说来讲，似乎这就是命运——弋舟小说幽深曲折的心理世界与人物性格的挫败纠结，相对于当下的历史认知而言，更像是暗示，那是一种无法提前宣告的柳暗花明。

当下中国的小说写作可以说是这个世界最为繁盛的文化事业之一。无论从业人数，还是被制作、刊行的数量以及受众的广泛，都应该是世界之最了吧——这已经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认真说起来，这几年的世界文学并不怎么景气，201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发给了“非虚构”写作者，2016年颁发给摇滚歌手鲍勃·迪伦然后又被无情拒绝领奖，2017年石黑一雄似乎只是让村上春树的崇拜者再次感到了来自“日本”的失望，今年更是令人惊愕地宣布停发。尽管今年停发的表面理由是“性丑闻”所致，但这个奖项从评奖标准意识形态化愈演愈烈，到多方妥协勉力为之，事实上优品佳作难寻，其精神影响力几近于无，所谓“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在全世界范围的传统语言文学衰退大潮中，中国小说是一朵逆市上扬、倔强盛开的奇葩。

弋舟是这个繁盛文化事业中的一员，但很显然，他并不依赖潮流。盛衰之理对他不怎么起作用。比如，在现实主义以及非虚构写作渐成大势的今天，弋舟一直在坚持一种不那么“讨好”的写作方式。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他与先锋文学精神余韵的某种关系。这种精神关联，让他笔下的人物更多朝着“多余人”的方向踽踽独行，而不是沿着涂自强的概念悲伤与一群概念裸奔。换言之，涂自强们是一览无余的，而刘晓东们，同在失败之余，却仍然携带着很多相当熟悉也相当复杂的精神史元素。这多少让弋舟看起来有些不合时宜。

但弋舟并不是先锋文学的翻版。他的文学品质之所以引人瞩目又令人慨叹，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的写作始终闪烁着历史纠葛打在现实人生上面的深刻烙印，而不是像曾经的先锋文学那样，完全悬置社会关系，一味凌虚高蹈。这方面让我们多少有些了解，他的文学为何是从吕新而非其他更为“经典”的先锋作家那里起步。就这个“起步”来看，弋舟的文学创作具有非常鲜明的双重性症候：一方面，他痴迷于从黑格尔那里接过来的精神生活习惯不能自拔；另一方面，却又对人的现实苦厄沉沦念念不忘，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

双重性无处不在。弋舟是“冰冷”的，又是温暖的，他是飞翔的，又是被牢牢钉在地面上的。连同他的小说，既是空灵的抒情诗，又是一连串滞重的纠结故事。他与他的时代，有太多不自洽的裂隙，又奇怪地水乳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