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嘉宁

去年八月我去爱荷华参加了国际写作计划，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大学城里待了三个月，和来自三十六个国家和地区的作家占据了一座校内招待所的两个楼层，公用一个公共会客厅，一台洗衣机和一台烘干机，是一个非常紧密的相处过程。每个星期都有主题讨论会，朗读会，公共课，翻译课，中间还夹杂着两次短途旅行，数次郊游。这个国际写作计划最初是由聂华苓女士和保罗·安格尔先生于1967年创办的，对于当时的美国来说，这个写作计划承担了一部分冷战期间的宣传作用，邀请的作家大部分来自于东欧以及亚非拉地区。

出发之前，我在王安忆与张新颖老师的《谈话录》中看到王安忆回忆1983年与母亲茹志娟一起参加爱荷华写作计划的段落。那年同去的华语作家还有北京的吴祖光，台湾的陈映真，以及香港的潘耀明。当时的世界还是割裂的，是流放者的时代——聂华苓在她的回忆录《三生影像》中写：“20世纪是流放人的世纪。广义的流放：隔离社会，或是家园，或是故土，或是政治主流，都是流放。还有被迫的流放，自我流放。”1983年王安忆在爱荷华遇见的波兰作家一家是来寻求政治避难的，而西德和东德的作家曾经住在同一个小镇上，犹太作家和德国作家互相不讲话。那年苏联把南韩的一架客机打了下来，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作家都陪着一起感觉很羞愧。同年和中国有关的大事件是决定了97香港回归，导致香港股灾，所以潘耀明每天都在看股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