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汝蕙 张福贵

中国文学的外文译介对我国本土文学以及中国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然而，在外国文学译介过程中，不同社会文化语境、不同民族的意识形态对译介的影响及其形态特征却未得以充分的研究与认识。文化在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那么文化到底是什么?从古至今，对文化的定义已有上百种之多。笔者较认同德国社会学家和翻译学家格林(Heinz Gohring)对文化的定义：“文化就是我们所知、所行、所感，可以拿来判断社会里个人的举措行事，是否合乎这个社会的常情的；又或者是我们为了本身的利益，希望拿来指导自己的行为，使之合乎常情，而不至于因为违反社会常情而承担后果。”文化即是一种融汇了各种能被国家传承的精神文明状态，其现象较为复杂，而语言恰恰是其种种复杂现象中的一环，语言与文化之间始终保持着相辅相成的关系。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Edward Sapir)曾指出：“文化可以理解为社会所做的和所想的，而语言则是思想的具体表达方式。”而在英语和汉语的词汇表达上，分别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当两种语言产生不对等的含义时，通过运用翻译策略进行译介，这些含义丰富的词便是文化负载词。

进入中国当代文学早期阶段，中国小说在美国单本译介较少，仅有老舍的《四世同堂》《鼓书艺人》《猫城记》；陈若曦的《尹县长》等。而在中国“新时期文学”时期，大量中国作家作品进入美国人的视线，其中莫言“御用”翻译家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先生译介了大量中国小说到美国，共50余部，如：萧红《呼兰河传》《生死场》《商市街》……苏童《我的帝王生涯》《碧奴》《河岸》《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