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位移、趣味主义与文化救赎
——从王小波到徐皓峰的武侠想象
2018-11-13刘大先
小说评论 2018年4期
刘大先
长安城里的一切已经结束。一切都在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
——王小波
世界充满了奇迹,超出人的头脑。
——舒飞廉
在传统生活淡薄的今天,武侠小说是中国人重温民族根性的一种方式,非雅俗所能概括。
——徐皓峰
一
1989年初,余华发表《鲜血梅花》,以先锋小说的理念改写了彼时流行的武侠小说中常见的复仇模式与成长主题:大侠之子阮海阔幼年就开始背负着为父报仇的命运,然而这种被迫接受的血亲责任并非其意志所愿,随着时间的远去显得尤为缥缈,他却又无法摆脱被强加的命运。这个虚弱不堪又茫然若失的少年刚步入弱冠之年,就被母亲驱出家门,开始了寻找仇人的漫游与遗忘的旅程,“他像是飘在大地上的风一样,随意地往前行走。他经过的无数村庄与集镇,尽管有着百般姿态,然而它们以同样的颜色的树木,同样形状的房屋组成,同样的街道上走着同样的人。因此阮海阔一旦走入某个村庄或集镇,就如同走入了一种回忆。”这种“无知的行走”充满存在主义般的荒谬感,带着目标却又在行走中去目标化,只是被偶然性所左右,因而最终当宿命在无意识的选择中完成之时,他得到的并不是如释重负而怅然若失的虚无。在1980年代以金庸、古龙、梁羽生、卧龙生、司马翎等“港台新武侠”风行的背景中,这个作品颇有解构意味,如果放置在1985年后大陆文学界现代派成为主流的语境中,则又有一番建构的意味:精英与通俗的文类界限不再明显,不言自明的价值标准让位于含混暧昧的弥散意识,而指向于普遍性人生境况的隐喻,这种书写与想象很快就在即将开启的以市场经济和新自由主义为主导性意识形态的文学话语中成为主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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