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思涵

1957年5月5日，《文艺月报》全文刊登了钱谷融先生的《论“文学是人学”》长篇论文。文中写道：“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十分明确地表达过这样的意思，他认为：艺术之所以别于历史，是在于历史讲的是人类的生活，而艺术讲的是人的生活。高尔基把文学叫作‘人学’，这个‘人’当然也并不是整个人类之人，或者某一整个阶级之‘人’，而是具体的、个别的人。记住文学是‘人学’，那么，我们在文艺方面所犯的许多错误，所招致的许多不健康的现象或者就都可以避免了。”

文学是“人”学，所要表现的是“具体的、个别的人”——钱先生的振聋发聩之说，陈晓明教授给予了高度评价：“试图用人性论与人道主义来重建社会主义文学理论，促使其体系走向开放，向着世界文学、向着中国传统文学、向着更有活力的体系建设开放。把文学纳入‘人学’的范畴，这实际上就是‘去苏联化’‘去斗争化’，也就是试图把文学重新纳入五四现代启蒙文学的历史脉络中。”这种文艺思想在改革开放之初得到了集中释放：“新时期中国文学正是以张扬人道主义开启新的征程，新时期中国文学以它辉煌的成就，证明了钱谷融先生当年的理论学说的先见之明，证明了他的非凡的勇气和洞察力。”

不过，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主流的仍然是“现实主义”，并且还时不时地呈现出复杂“症候”。譬如，“人”可以简化为“人生”，“人生”再转化为“时政”。张平当年创作《抉择》时就毫不隐晦地宣称：“一个故事有开头，有结尾，就可以动笔，（自己）写作前往往没有很细的提纲……材料准备好后，就急着把它宣泄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