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俊杰 ，李 鹏

（中共中央党校 经济学部，北京 100091）

改革开放40年，伴随特殊的经济和社会体制改革，中国经历了快速的人口和经济发展过程。在人口发展方面，经历人口抚养比由降转升、人力资源从数量型到质量型、人口大规模转移等变化；在经济发展方面，经历粗放型向集约型、速度型向质量型、要素型向创新型等发展方式的转变。人口发展是影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因素，既可能促进又可能阻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因此，深入研究人口发展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作用机制，以及两者的协同发展历程，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学术界对人口和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本文不打算对其全面综述，仅聚焦于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的相关代表性文献。

（一）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方式的关系

对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方式关系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口发展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二是，人口发展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的。

蔡昉（2012）、陈宇学（2012）、郭晗等（2014）均指出，随着我国人口红利关闭，必须从传统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为以全要素生产率为驱动的可持续增长模式，需要通过加大教育投资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与时俱进调整人口生育政策和户籍、社保等人口政策[1](p314-319)[2](p61-64)[3](p5-12)。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4）估算出大学本科以上劳动者的行业分布比重，指出我国高素质人才大多配置在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的政府管制行业，并在生产性、非生产性行业之间存在人力资本错配现象，这显然不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4](p4-17)。

常修泽（2010）从三个方面指出，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以人的发展为目标。从理论上分析，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继承和坚持；从现实角度分析，这是摆脱传统为增长而增长的发展逻辑；从未来趋势分析，这是中国新阶段人的需求发生变化的必然要求[5](p5-18)。王政武（2017）指出，传统发展模式的经济增长动力来源于要素和资本投入，但是这种发展模式形成的路径依赖和制度体系不利于人的发展。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该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方式的思想体系，以满足人的多元化需求和促进人的发展而推进各项改革和创新[6](p112-119)。

（二）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耦合

使用耦合方法研究人口与经济发展问题的文献较少。逯进和周惠民（2013）通过构建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耦合模型，测算我国1982—2011年省域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耦合度，结果表明：全国整体耦合度虽不断提升，但耦合发展的程度依然较低；从四大区域看，东部和东北地区的耦合度高于中、西地区，呈现由东至西递减的态势[7](p3-19，36)。逯进和郭志仪（2014）利用系统耦合理论分析我国2000—2009年省域的人口迁移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关系，并对两个系统的耦合趋势做了拟合分析。结果表明，虽然各省两个系统的耦合度持续提升，但耦合水平依然较低。从四大经济区域看，耦合水平由东向西依次递减，并且各区域均存在耦合衰退的趋势[8](p40-56)。目前，鲜有把耦合分析用于人口发展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分析。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呈以下特点：在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方式的研究方面，多是定性分析，少有定量分析；虽有研究涉及人口发展的个别方面（如人力资本、人口迁移）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分析，但是对人口发展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耦合以及耦合机制的研究尚属空白。本文将尝试建立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耦合模型，对两个系统的耦合发展作定量分析。

二、人口发展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耦合的界定

（一）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

人口发展内涵伴随经济社会的进步和人类认识问题的深入而不断丰富。早期人们对人口发展的认识处于人口自身发展层面，主要包括人口数量、质量、结构、分布等，随着人口均衡发展战略的提出，人口与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发展关系也被纳入其中。那么，人口发展就包括两个“动态均衡”，一是指人口自身各要素之间的动态均衡，二是人口与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之间的动态均衡，两个“动态均衡”在相互协调中促进人口发展由低级转向高级。

经济发展方式是经济发展的方法和模式体系。梳理经济发展方式的历程，主要可分四种：一是以量为主的发展方式，即仅注重经济数量增长，以劳动密集型粗放式的发展为特征；二是以量为主，同时关注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质量的提升；三是以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质量提高为主，即注重经济质量、生态环境和社会民生的改善，以技术密集型集约式的发展为特征；四是以质量为中心，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环境协同发展，即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发展为特征[9](p122)。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将发展方式转移到更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轨道上。但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是自发地由一种发展方式向另一发展方式的跨越，而是在发展理念的指导下，沿着转变方向不断推进的过程。在经济新常态下，新发展理念确定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方向，就是不断提高经济发展中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水平。

（二）人口发展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耦合的内涵

耦合是物理学术语，是子系统之间通过多种相互作用而达到协调发展的状态。因此，耦合涵盖协调与综合发展，即耦合是系统自身不断发展同时又协调、促进。“协调”考察时序动态演变过程中系统之间的差异程度，如果两系统的差异小，表明系统之间的配合优化程度高。“综合发展”考察系统组合的优势状态，如果综合发展水平高，表明系统整体处于较高的综合优势状态。

通过对人口发展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内涵的阐释，发现人口发展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紧密联系。正如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的阶段》中指出：在经济起飞阶段，大量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到制造业，经济规模快速扩张；在走向成熟阶段，人力资本积累推动的技术创新发明逐渐成为经济增长动力，但是，一旦创新不足就会增长乏力；在大众消费阶段，服务业成为主导产业，城市人口和技能型人口占比进一步提高，更多资源用于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更大程度满足大众的休闲、旅游、教育等需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总体处于起飞阶段，目前正由起飞阶段逐步过渡到成熟阶段，也是我国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方式不断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由此可见，人口发展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内在一致性，两者是相互关联的系统，存在客观复杂的耦合关系。

（三）人口发展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耦合机制

研究人口发展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耦合关系，必须解释两者的耦合机制，即两者是通过什么机制联系彼此。这里分别从人口发展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五个方向的关系来分析两者的耦合机制。

1.人口发展与创新发展。熊彼特认为，创新即“革命性、创造性的破坏”可以使经济发展跃迁到新的轨道[10](p32-35)。创新是以人的发展为基础，创新不仅需要创新型人才，而且需要可以采用和推动创新的人群，新产品需要具有相应知识水平的消费者的使用和推广，因此，作为创新成果的新产品的供给和需求都需要人口素质的支持。人口聚集和城镇化能催生创新发展。王行东（2017）利用中国省际2000—2014年面板数据，对城市化、人口密度与创新产出的关系研究发现:城市化水平与创新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在人口密度增长到一定程度后能促进创新产出[11](p73-81)。左学金和王红霞（2009）对纽约、伦敦、东京等的创新经验研究表明：稳定增长的人口规模、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和能够提供多种服务的产业结构以及开放的市场和人口环境，是大都市实现创新和保持创新优势的关键因素[12](p44-52)。

2.人口发展与协调发展。协调发展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强发展整体性的关键。人口迁移对区域经济有多重影响。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人口迁移缩小区域间的劳动力边际生产率，从而缩小区域经济与收入差距，而新经济地理学派则认为，劳动力流动促使“中心—外围”格局的形成，导致地区差距扩大的恶性循环。但是，从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来看，如果没有劳动力迁移，可能不会导致明显的区域经济差异，但有可能导致共同贫困，而基于国家战略部署（如东部地区优先发展、先富带后富）形成的区域经济联系、产业结构等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进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是为缩小城乡差距，坚持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是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根本途径。新型城镇化本质是人的城镇化，要求城乡产业协调和农村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解决农村就业和收入问题，并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通过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3.人口发展与绿色发展。绿色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人口发展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如下。一是，人口素质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如果人们对绿色生产、生活的意识淡薄，绿色发展理念的贯彻执行就会大打折扣，如果文化素质提升缓慢，则促进绿色发展的科技创新、推广和使用就会遇到障碍[13](p154-160)。二是，人口数量和收入水平提高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吴文恒和牛淑文（2009）指出，由于收入水平提高，2005年单位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相当于20世纪50年代的6—7倍；1980年以前人口数量增长是影响资源环境的主导因素，1980年以来则是消费水平提高[14](p66-73)。三是，城镇化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具有阶段性。传统城镇化模式使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接近阈值，而新型城镇化则要逐渐实现城市发展的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与生态文明，提高城镇化质量，这与绿色发展理念内在一致。

4.人口发展与开放发展。坚持开放发展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突破口之一。人口红利期充足劳动力推动我国出口导向型发展的迅速扩张，但是以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导向型产业结构不利于我国全球价值链的提升。对外贸易对我国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具有明显地域性，对于经济较为发达的沿海地区，贸易促进了其人力资本积累；但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内陆地区，贸易并未促进其人力资本积累[15](p44-48)。开放发展从整体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两方面影响我国居民收入。就总体而言，贸易开放提升了我国整体收入水平，但贸易开放对高技能劳动力的影响大于对低技能劳动力的影响，对外资企业职工收入的影响大于对其他企业类型职工收入的影响，对资本报酬者的影响大于对劳动报酬者的影响[16](p309-326)。“一带一路”有利于促进城镇化趋向全面均衡发展。新型城镇化规划中提出要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就近城镇化，而“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将进一步加快中西部地区城镇化，推动中国人口发展和城镇化更加协调发展。

5.人口发展与共享发展。共享发展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口发展是在一定的发展理念中，实现人口自身的不断发展、人口与经济社会关系的不断进步、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的不断融洽。因此，人口发展与共享发展具有一致性。共享发展要分好蛋糕，首先要做大蛋糕。先进的生产力是实现共享发展的物质基础，而人的发展是提高生产力水平的根本动力。发展成果惠及人民，又将促进人口发展。“共享发展”理念是继“邓小平理论之‘共同富裕’”“三个代表之‘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科学发展观之‘以人为本’”之后，再次把人的发展提到更高层面。十八届五中全会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规划了共享发展。在宏观方面，包括增加公共服务供给问题，又包括教育、医疗健康、社会保障、收入差距、反贫困等多个方面；在微观层面，明确提到“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完善最低工资增长机制”“提高劳动生产率”等内容。宏微观两个层面将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过程中有更多获得感，保障全体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表1：中国人口发展指标体系与权重

三、人口发展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指标构建与耦合测度模型

（一）指标构建

1.人口发展指标构建。根据人口发展的内涵界定，将评价体系分为三级：第一级包括人口自身发展指标体系、人口与经济社会指标体系、人口与资源环境指标体系；第二级包括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人口素质、人口分布、人口与经济、人口与社会、人口与资源、人口与环境八个要素；第三级选取了37个指标，具体指标体系如表1。指标权重是评价模型的核心问题之一，这里采用熵值法赋权（由于篇幅有限，本文不再论述具体处理方法），各个指标权重如表1。

表1中指标分为三类：一是正向指标，即具有指标值“越大越优”的性质；二是逆向指标，即具有指标值“越小越优”的性质；三是适度指标，即具有指标值“适度为优”的性质。在评价指标体系中，不同的指标具有不同的量纲，为消除量纲的差异所带来的不可公度性，必须对指标进行标准化。因此，指标的标准化包括指标类型的一致化和指标数值的无量纲化两个过程。

设指标数据矩阵为：

其中，xij为第i年中国人口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中第j个指标的统计数值。

第一步，逆向和适中指标的一致化①常用的一致化处理方法有倒数一致化和减法一致化两种方法，这里采用在线性评价模型中鲁棒性较好的减法一致化。：逆向指标，令x'ijM-xij（1≤i≤n），其中M是指标xij（1≤i≤n）的一个允许的上界，令M=max（xij）；适中指标，令x'ijK-｜α-xij｜（1≤i≤n），其中α是xij（1≤i≤n）的适度值。K是｜α-xij｜的一个允许的上界，令K=max（｜α-xij｜）。

对于正向指标，再令x'ij=xij，则指标数据阵变换为：

第二步，指标的无量纲化：使用极差化法对指标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②无量纲化法包括线性和非线性两大类，其中常用的线性无量纲化法有极差化法、Z-Score法、极大化法、极小化法、均值化法、归一化法、秩次化法等。，令

则标准化后的指标数据阵为：

最后，根据以上指标权重和标准化的指标数据，可得中国第i年的人口发展质量指数为：

其中，yi为第i年标准化后的指标数据集，即Y的第i行向量；w为综合权重向量。

2.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指标设计。上文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方面论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因此，本文直接引用朱鹏华和李鹏（2016）设计的指标体系和权重，以及标准化和无量纲化处理[9](p127)。

（二）耦合测度模型

人口发展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间存在客观耦合关系，如何度量两者之间的耦合程度是本文的研究重点。根据已有研究成果，多个系统或要素间的耦合测度模型包括耦合度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17](p105-112)。

其中，n为测度系统或要素的数量；ui（i=1,2,…,n）为各子系统或要素对总体系统作用的贡献，对于子系统而言，ui由其系统内的分子系统或要素决定。显然，耦合度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实数，且cn∈[0,1]。cn的数值不仅仅依赖于ui，还受到ui的选取和测评的方法的制约。根据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系数计算公式，将人口发展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两个系统间的耦合测度表示为：

1.耦合度模型。根据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系数计算公式，这里将多个系统或要素相互影响而形成的耦合度表示为：

其中，u1为人口发展质量指数，且u1∈[0,1]；U1为人口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f为人口发展质量评价法则；u2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指数，且u2∈[0,1]；U2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评价指标体系，g为转变经济发展评价发展。当c2=1时，两者的耦合度最大，这表明两个系统之间达到了良性共振耦合；当c2=0时，两者的耦合度最小，这表明两个系统之间处于独立无关联状态；一般地，0＜c2＜1，即两者存在一定的耦合关系，但很难达到同序发展的程度。

2.耦合协调度模型。耦合度仅从一个侧面反映两个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但还不够全面协调。特别是对于人口发展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很大的区域关联性，在各自评价指标构建的过程中也难免出现冲突或不协调。因此，还需要测度人口发展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间交互耦合的协调程度。

表2：耦合度协调类型划分

其中，t2为两者综合评价指数，t2∈[0,1]；α,β为待定的权重系数，分别表示两者贡献份额；d为两者耦合协调度，且d∈[0,1]。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如 逯 进 和 周 惠 民（2015）[18](p3-19，36)、王 少 剑 等（2015）[19](p2244-2254)，本文将耦合协调度分类如下，见表2。

四、中国人口发展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耦合时空分析

（一）人口发展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综合评价指数

根据上文对人口发展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内涵界定和测度模型的构建，分别测算两者的评价指数如表3、表4①人口发展指标的数据主要来源：2008—2016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库）、各部委网站（历年的统计公报或统计年报）、《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国家教育督导报告》《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年鉴》《中国健康事业的发展与人权进步》《城乡建设统计年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科技统计报告》、世界银行等。人口总和生育率引用了辜子寅（2015）[20](p6—12)2007—2012年的数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指标数据来源同朱鹏华和李鹏（2016）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水平的描述和评析。对于缺少的数据，本文采取了两种处理方法：一是时间区间两段缺少的数据用线性回归法填补；二是时间区间内缺少的数据用线性插值法填补。。

1.中国人口发展总体向好。全国人口发展指数由0.309提升到0.476，呈持续提升的趋势。各地区（省域）人口发展指数虽然起点参差不齐，但均不断快速提升，省域间的差距基本保持稳定，没有明显的收敛或扩散趋势。考察区间内人口发展指数普遍快速提升主要得益于经济发展成果的支撑和经济发展理念的转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数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为人口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基本公共服务覆盖面和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扩大提升。此外，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发展关系日益得到重视，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科学发展观”，再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些适时地、有针对性地提出的发展理念扭转了人口与资源环境日益恶化的发展关系，把人口发展统一于经济发展，这也表明我国经济发展和人口发展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协调互动。

2.从四大区域看，东部、东北、中部、西部人口发展指数依次递减，西部提升最快，东北提升最慢且势头减弱，可见，四大区域人口发展指数虽均有提升，但由于各区域自身发展特点，人口发展存在差距。东部地区政策供给灵活、经济发展起步早、产业集聚度高、人才吸引力大、社会保障体系相对完善，因此，东部地区人口发展一直相对较高。东北地区是中国重工业摇篮，基础雄厚、产业工人素质和人均资本存量、城镇化水平在全国均处于较高水平，得益于2003起实施的“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所以其人口发展相对较高，但近年，由于东北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缓慢、市场化机制不完善、人才流失严重，导致东北地区人口发展提升减缓。西部开发战略中，2000—2007年国家对西部地区的各类财政转移支付累计近15 000亿元，国债、预算内建设资金和部门建设资金累计达7300亿元[21](p94-105)，《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提出要在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持续提升，此外，西部地区一直是全国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这些前期举措都有力支撑西部地区近年人口发展指数的快速提升。

表3：中国省域人口发展评价指数

表4：中国省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水平评价指数①参见朱鹏华和李鹏（2016）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水平的描述和评析，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述

图1：2007—2015年四大区域人口发展三项分指标的变化趋势

3.从人口发展的三项分指标看（如图1）：在发展水平上，人口自身发展指数最高，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指数起步偏低；从发展趋势上，人口自身发展指数相对稳定，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指数提升最快，人口与资源环境指数虽然持续提升，但相对较慢；在区域差距上，人口自身发展和人口与资源环境指数基本稳定，人口与经济社会指数中东部与其他三大区域差距持续扩大，中西部地区趋同。普遍认为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具有较高的正相关性，这主要源于衡量人口发展的指标与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有较大的相关性，但是，分项对比时发现，三项指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性并不一致。葛莹玉和毛春梅（2014）对比了剔除经济发展影响后的人口素质（相当于本文中人口自身发展指标）的变化，发现剔除经济发展影响后省域间的人口素质差距缩小。这就削弱了人口自身发展水平随着经济发展快速提升和因为区域经济差异导致人口自身发展水平差距扩大以及过大的可能[22](p35-41)。这就说明，人口自身发展有其自身内在规律，例如，在人口质量较低时，可以通过扩大义务教育覆盖面和高等教育招生水平等“提量”的方式提高人口质量，但是，当义务教育覆盖面和高校招生水平达到一定阶段后，以“提量”提高人口质量就会遇到瓶颈，这时“增质”就尤为重要，然而“增质”不会立竿见影，需要人口和社会的长期积淀。

（二）人口发展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耦合协调度分析

根据前文的人口发展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耦合模型与耦合协调度模型，以及对中国省域人口发展质量评价指数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水平评价指数，计算出人口发展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耦合协调度，见表5。这里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相对比人口发展质量的范围更广，本文在评价指标的设定上，就充分体现了这一客观要求，其中人口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共有37个指标，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评价指标体系有57个指标。因此，我们取α=0.4,β=0.6来表征人口发展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贡献份额。

1.基于耦合协调度和类型划分的分析。全国整体和各地区耦合协调度均持续提高，但提高缓慢，总体处于失调状态。截至2015年，只有北京、广东、上海、江苏达到或者接近勉强协调，绝大多数地区距勉强协调仍有一定差距。东部、东北、中部、西部耦合协调依次递减，中、西部较为接近，区域之间耦合协调度存在稳定的差距，没有扩大和收敛的趋势。

从耦合度协调类型来看，除北京2015年达到勉强协调，其他地区均处于失调状态。全国整体的耦合协调类型在2012年由“轻度失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受阻”转变为“濒临失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缓慢”。东部整体（除河北、海南）相对其他三个区域较早实现类型的转变，东北、中部相对稍晚，西部未实现转变。西部地区起点低，2011年之前部分地区处于“轻度失调—轻度共损”的状态，截至2015年，除重庆、四川、内蒙古、陕西，都处于“轻度失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受阻”的状态。

结合本文耦合模型设计，本文认为主要有两大原因造成耦合协调度普遍较低：一是人口发展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综合调和指数偏低，这源于人口发展指数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指数均偏低，截至2015年，仍有70%的地区人口发展指数集中在0.3—0.5，84%的省市自治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指数小于0.1，最大也仅为0.121；二是人口发展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两个子系统耦合度较低，在耦合度模型中，两个子系统的指数差距越大则两者的耦合度就越低，通过表4和表5的对应相减（在此不再以表的形式呈现），两个子系统的指数差距一直呈扩大的趋势，到2015年，两者差距最小为0.293，最大达到0.586。当两个子系统都处于较低发展水平时，虽然人口发展指数大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指数，但几乎不能促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表现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受阻；随着两个子系统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达到一定水平后（如2012年后的全国整体水平），人口发展指数大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指数，但由于两系统耦合机制不畅通，就表现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缓慢。

表5：中国省域人口发展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耦合协调度

2.基于人口发展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耦合机制的分析。两个系统耦合协调度不断提高，主要源于人口发展水平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水平的不断提高。结合上文对人口分项指标、朱鹏华和李鹏（2016）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分项指标的分析来看，人口与经济社会、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发展与协调、共享、绿色发展的关系密切。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推动协调、共享发展存在两种机制，即在提高发展水平的同时扩大发展差距，这就表现为协调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加速提升，而共享发展相对较低、提升减缓。绿色发展会促进提升人口与资源环境发展水平，但绿色发展需要产业结构调整、资源利用效率提高、绿色技术水平提高的支持，而这些都需要长期的过程，此外，随着产业结构调整的深入，进一步调整的难度越来越大，这就表现为绿色发展提升缓慢并呈减速之势，直接导致人口与资源环境发展提升缓慢。

人口自身发展与创新、开放发展的关系是导致耦合协调度较低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受阻的主要原因。我国人口自身发展水平在人口三项分指标最高，但是创新发展、开放发展水平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五项分指标中排倒数两位。此处存在两种情况：一是我国人口质量以“量”为主，导致创新发展的准备人口增多，这反映两个特点，其一，真正具备创新能力、进行创新实践的人口依然短缺。其二，大量的创新准备人口是创新的基础，是加速创新的源泉。二是，我国人口质量有“量”也有“质”，但是人口素质的提升促进创新的体制机制不畅通（如人力资源错配），随着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不断加速。无论哪种情况，我国人口自身发展的特点都决定了我国虽然创新发展水平不高，但是呈现加速创新的趋势。开放发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创新不足，但不能真正解决创新问题，尤其在金融危机以后，开放水平提升缓慢并呈减速趋势，这对自主创新提出更高要求，也对人口自身发展提出更高要求。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使用2007—2015年省域指标数据测评出各省域人口发展水平指数，构建耦合测度模型，作耦合机制和耦合协调度分析。研究发现，自2007年以来中国人口发展水平呈现持续提高的趋势，各省域人口发展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耦合协调度均呈现持续提高的趋势，但是两者仍然处于失调状态。2012年以前，人口发展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均处于较低水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受阻；2012年以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缓慢，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相对落后于人口发展，两者的耦合机制不畅通，需要进一步发挥人口发展促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作用。

本文认为提升人口发展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耦合协调度应注意如下几点：

第一，人口发展指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指数以及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均呈现明显的区域特征，由东向西递减。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衡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其差距也主要是由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所导致。因此，在促进整体发展的同时，要特别注意提高协调发展和共享发展的水平，缩小区域经济差距，从而缩小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区域差距。

第二，注重人口自身发展水平的提高，尤其是质量型的人口发展的提高，这是创新发展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目前我国数量型人口发展已经达到一定阶段，为我国创新发展打下了基础，但是未来真正促进创新的是质量型人口发展。此外，为了扩大开放发展、应对国际贸易争端、增强国际核心竞争力、支持绿色发展，必须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第三，畅通人口发展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耦合机制。2012年以后，我国经济表现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缓慢，虽然人口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均有提升，并且人口发展指数高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指数，但人口发展并没有有效促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可以预期，未来我国人口发展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都将持续提升，只有畅通耦合机制，才能相互促进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