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曦　周睿婧

摘 要： 对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而言，压力水平与适应的成功关系密切。调研发现我省高校留学生总体压力水平不高，但部分人群仍感受到明显的压力，其中被忽视、思乡和文化休克是造成压力感的三个主要因素。从心理适应角度上講，压力水平低有利于适应者舒适度的提高。但从跨文化人格生成的角度讲，过低的压力水平不利于长远的适应。

关键词： 江苏高校 留学生 跨文化适应压力

随着我国留学生教育的发展，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来华留学生人数增长迅速。根据教育部的最新统计，至2017年共有204个国家和地区的48.92万名留学人员在我国学习，我国已是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国，这其中江苏高校招收留学生的人数居全国第三。留学教育规模的扩大，使得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问题成为教育管理难以回避的课题。

一、理论背景

压力问题一直是跨文化适应研究的重点研究关注对象。因为适应者作为“陌生人”，处于差异性的文化环境之中，始终受到东道国环境的压力，被要求向着东道国的内部人转变[1]。

早期对压力问题的研究来自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奥伯格（Oberg）的文化休克理论，即认为新环境的压力会带给适应者惊讶和震撼的压迫体验，产生沮丧、情绪不稳定、焦虑等不利状况。压力总体上被认为是适应的负面因素。

其后，加拿大学者约翰·巴里（John Berry）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四折理论拓展了学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巴里认为，面对跨文化压力，适应者会产生维系原有文化习惯和向东道国靠拢这两种态度。以此为两极，巴里将适应策略分成同化、分离、边缘化、整合四种类型。这其中巴里最看中的是整合类型，因为持这种策略的适应者试图将新旧两种文化背景加以调和，其适应成功率最高[2]（188）。在这个框架中，巴里认为压力水平较低时，适应结果常常是正面的，而压力较高时，会产生文化休克，不利于整合策略的运作。因而在巴里看来，压力应该在适应中被控制在一定的水平。

21世纪，美国学者金姆（Kim Young Yun）的整合交流理论则体现了最新的研究进展。金姆发展了巴里理论中的整合策略，将其体系化为适应本体论。认为跨文化适应的本质是一种螺旋上升式的整合过程，适应者原有环境中的元素，同新环境中的元素结合起来重新塑造了其人格自我，从而完成了跨文化适应[3]。在这一理论中，新环境压力的作用使得适应者原有人格身份出现碎裂，并且促使其不断学习和调整以适应新的环境。东道国文化环境的各种要素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经整合融入适应者新的跨文化人格之中。在金姆的理论中，压力与整合是跨文化适应的两股相辅相成的动力，压力从某种意义上促进了适应的开展。

简言之，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压力在跨文化适应理论中的定位经历了多重变化。从早期的负面因素变为需要被控制的因素，直至演化为具有促进作用的因素。理论的丰富性为我们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框架。当然，我们对实际问题的把握需要与当前我国留学生教育的具体情况相结合。

二、研究设计

本次调研，我们采用了问卷与访谈相结合的方式。问卷我们使用了D. S. Sandhu & B. R. Asrabadi的国际学生跨文化压力量表（Acculturative Stress Scal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该量表旨在“为综合性地理解留学生的心理压力问题提供测量手段”[4]（436）。自问世以来，其被广泛运用于各类定量研究，成为相关领域的权威量表。量表最初有36题项，后被精简为30项，包括思乡、文化休克、歧视、负罪感、被仇视感、恐惧、混合等7个分类。比如，歧视部分的一个问题为：“我在社会环境中受到歧视。”题支部分从完全不赞成到完全赞成，以五点评分法计分。选择1代表量值较低，压力较小，选择5则量值较高，压力较大。就整份问卷而言，总分30分代表无压力，90分为中等压力，150分则压力极大。

根据数据分析的初步结果，我们就重点压力影响因素对30名学生进行了访谈。

三、压力水平和影响因素分析

本次调研的样本来自江苏省内的四所高校，学生来自五大洲30个国家，共计185人，其中男生78名，女生108名。年龄分布从17岁到43岁，涵盖从本科一年级到博士研究生三年级的各个年级，其中通过HSK4级及以上者101人。

将调查问卷回收，样本量值输入Excel软件，利用spass 25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如下：

样本总量值信度分析结果见表1，Cronbachs Alpha值为0.928，说明本次问卷调研的结果信度较高，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表1 样本总量值可靠性统计

对样本总量值进行计算，结果见表2。其中最低值30，最高值113，总均值为66.91，说明留学生的总体跨文化适应压力在中等值以下，感受到的压力不是很高。但是参见总量值分布图（见下图），可以发现，总量值在90-100之间的样本数在各分布段中列第二，这说明有部分学生感受到了较大的压力。

表2 样本总量值均数

图 样本总量值分布图

压力各因素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3。压力量表中7个构成因素与学生的压力之间的相关系数均为正值，且统计学意义显著。可见以上七个量度可以较准确地表现来华留学生的压力情况。

表3 压力总量值与构成变量之相关性分析

表4 各因素量值均数

由表4数据可见各因素量值均数，其中思乡、文化休克和被忽视的得分居前三，是留学生感觉压力较大的具体因素。我们的访谈重点涉及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是被忽视。被忽视因素与学生总体压力感的相关性最高，在具体的压力感均值中排在第三高位。这说明周围环境的忽视是造成留学生压力感的最重要原因。在访谈中我们了解到，学生感觉被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参与社会活动，特别是校园活动的机会和途径较少，他们感觉自己是一个在校园中被隔离和孤立起来的群体。越是来自不发达国家的留学生，持这种观点的就越多。发达国家来华的留学生，由于自己的经济优势，以及本国社会发展程度较高所积累的社交经验，相对比较容易参与在华社会和校园活动。但占来华留学生更大比例的不发达国家学生在这方面有所欠缺，而且他们抱怨得到的社会支持比较少。久而久之，造成这类学生较普遍地采用分离策略应对跨文化适应的要求，或者返回本国族群交际圈寻求支持。不可否认，我国文化对种族非常包容，但是肤色等潜在因素，不能说完全没有影响。

其二是思乡。思乡在各因素量值中排第一，而且最大值为5，是造成留学生压力感的比较直接的原因。访谈中，我们发现，思乡情绪比較浓厚的是来华半年左右的学生，来华时间较短和时间较长的学生思乡情绪均相对没有前者迫切。这印证了奥伯格的U型曲线理论，即跨文化适应者的心理状况有一个由高到低再回升的过程。而思乡的具体原因，被较多学生提及的是饮食和对气候的不适应。当前“一带一路”地区学生数量增多最快，他们多来自热带国家，对我省相对寒冷的冬季有所不适应是可以理解的。饮食的不适则不能完全以社会环境差异解释，这和我们的社会支持系统的水平还是有一定关联的。相比发达国家高校所提供的丰富饮食选择，我们的高校确有提升空间。

第三是文化休克。文化休克是给留学生造成压力感的重要原因。访谈中学生反映，与中国人在宗教信仰、文化习惯、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往往造成他们不知所措的感觉。值得指出的是，汉语能力不足的学生面临的文化休克更为严峻，持续的时间更长。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与中国人沟通不畅，内心更容易出现孤独、沮丧、失落等情绪。因此，汉语学习对于缓解学生的文化休克现象有特别的重要性。

四、结语

对比现有关于跨文化压力的理论研究成果，我们的调研结果可以提供这样的认识：我省高校留学生的适应压力水平总体较低。如以将压力视为负面或需要控制的因素的理论来判断，则其适应情况较为乐观。需指出的是，奥伯格和巴里的研究是将跨文化适应的成功定义为心理上的适的。从这个角度上讲，压力水平低意味着我省留学生的心理舒适状况比较好。但是金姆的观点是将跨文化适应的成功定义为跨文化人格之生成的，是一种更为复杂的结果[5]。从她的理论看，适应初期的压力过低，未必有利于学生长远上生成混合有东道国文化元素的跨文化人格。从这个角度研判本次调研结果，需要在后续工作中将学生的压力水平与跨文化人格生成水平做进一步对比研究。

参考文献：

[1]Fons， J. R. & Van De Vijver. Fundamental questions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A]. In J. R. Fons & Van De Vijver， ed. Fundamental Questions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C]. New York： Can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9-34.

[2]Berry， J. W.， et al. Acculturation Attitudes in Plural Societies[J]. Applied Psychology， 1989（2）：185-296.

[3]Kim， Y. Y.. Becoming Intercultural： An Integrativ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nd Cross-cultural Adaption[M].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Inc， 2011：5.

[4]D. S. Sandhu & B. R. Asrabadi. Development of an Acculturative Stress Scal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Preliminary Findings[J]. Psychological report， 1994（75）： 435-448.

[5]Kim， Y. Y.. Intercultural personhood： Globalization and a way of being[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008（32）：359-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