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云龙

摘 要： 《论语·为政》篇中“君子不器”文本概念的提出，历年来因其篇章短小和特定人事、语境的缺失，积非成是而使得诸家解读不一。然而其潜在内涵实质上揭橥了以《论语》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对君子的内质规定，一方面表达了儒家思想对君子所要达到的内在品质的“取上”畛域，另一方面昭示出了孔子所提倡的“器”、“礼”文化的思想外延所关涉的既定规范。结合当时时代背景下的共时环境及文化氛围，考论“君子不器”的诸多历时衍义性解读，则不难理解“君子不器”并非“才艺之专博”或“道德之高低”的简单二重选择。要之，实则是从人格状态与道德规范的既定目标要求下，倡导“君子”孜孜以求的“不器”境界并树立有“道”之人生导向作用。

关键词： 《论语》 君子 “不器” 礼文化

传世文献的文本内涵解读因受到时代背景、社会氛围、政治环境、个人主观意见等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差异化，即使是充分如拥有数十名家释解的儒家经典之著《论语》，千百年来的衍义解读亦迥异不一。在提倡追本溯源的风潮下，时代渐有鼓导发现“地下之材料”式的“简帛研究”，以期凭借其提供的新材料和新视域而得到有力的论证依据和考据价值，但是“地上之材料”式传世文献的文本内涵阐释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孔子作为儒家学派思想的创始人，其《论语》更是集中反映了他的思想核心和精神内质。然而《论语》单一且不连续的语录体式体例及缺乏与之同时代的人事、语境等客观条件，使得我们对理解孔子的思想精神而进退维谷。笔者尝试从“君子不器”的文本内涵的表层解读出发，探讨其思想外延背后关捩的深层意蕴，并考论梳理“君子不器”所反映的“君子观”下“不器”与人格状态及道德规范交叉的双重性，以期阐释其思想文化意义对当今时代的启示与价值。

一、“君子不器”的文本内涵解读

“君子”这一词语，在先秦时期，大体可以归纳为两种具体的指向含义：一指的是当时社会身份优越和政治地位显赫的贵族或统治者，如《尚书·无逸》：“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孔颖达疏引郑玄曰：“君子，止谓在官长者。”①二指的是人格道德意义层面上的“君子”，注重与“小人”相对立，蕴含着某种道德层面上的训诫导向，即强调有德之人即“君子”和无德之人即“小人”之间的差别，如《論语·为政》：“子曰：‘君子不器。”②这两种含义上的差异，其实存在时代背景下的社会变迁反映在字词含义上的过渡与转变。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逐步发展，春秋时期伴随着出现了一些没有社会政治地位而有较高道德素养的人。另一方面，周王朝的日渐衰微和倾颓，各地诸侯蜂拥并掀起战争，转而带来社会风气和礼乐文化的逐渐衰靡，致使那些社会身份优越和政治地位显赫的贵族或统治者表现出无德无礼的行为。“君子”一词恰是证明了这种社会风尚的转变，于外之政治地位和于内之人格道德之间的不平衡而导致二者在当时并不能兼顾。其涵义发生了悄然变化，或是开始出现这两种含义的模糊混用，并最终导致“君子”一词渐由表示政治身份地位的含义转为表示个体具有可贵品质的有德之人。作为儒家代表的孔子是将“君子”含义进行了反映时代变迁转捩的枢纽人物，在他看来，真正能代表“君子”的正是那些躬行实践道德规范、具有优良品质的人，与之相对的并对其行为进行贬斥的即是那些无德无礼的“小人”。“君子”一词更是在《论语》中出现达107次之多，“君子”一词因此常常作为“小人”的对立面，出现在日常言行中而被记录下来。整体上较为系统地构成了孔子的“君子观”，即体现了他在个人行为准则、道德标准、人生价值取向方面为世人所设置的“君子”模范作用，成为宣扬其思想核心和载道精神的有力载体。

何谓“不器”？《说文解字》曰：“不，鸟飞上翔不下来也。从一，一犹天也。象形。凡不之属皆从不。”③即说明“不”是一个否定词④。《说文解字》对“器”解释为：“器，皿也。象器之口，犬所守之。”⑤从中可以知道“器”的本义为“器皿”，再后来引申为多种含义：器具、工具；生物体的器官；有形的具体事物，与“道”相对；度量、气量；才能；人才；手段、方法；作量词，等近十种含义。“器”字在《论语》中一共出现过六次，分布在五章中（其中在《论语·公冶长》出现两次）：

“子曰：‘君子不器。”（《论语·为政》）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站，管氏亦有反站。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论语·八佾》）

“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论语·公冶长》）

“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论语·子路》）

“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论语·卫灵公》）

以上《论语》五章中“器”字的大体含义基本包含在上述所举的引申义当中。历来对于“君子不器”之“器”的解释，呈现着诸多迥异的观照解析，兹录其中部分具有代表性的解读：

“包曰：‘器者各周其用，至于君子无所不施。”邢昺疏：“子曰：‘君子不器。正义曰：‘此章明君子之德也。器者物象之名，形器既成，各周其用，若舟楫为济川，车舆以行路，反之则不能。君子之德则不如器物各守一用，言见机而作，无所不施也。”⑥（何晏《论语集解》）

“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⑦（朱熹《四书章句集注》）

“器，皿也。包咸曰：‘器者，各周其用，至于君子，无所不施。庄子谓：‘诸子各明一义，如耳目鼻口不能相通，是也。若孔子，则本末精粗，六通四辟，其运无乎不在，荡荡则无不能名，混混合元而不可测也。故学者之始，患不成一才以为器，成德之终，贵博学多能而不器。送行者自涯而返，则自此远矣。”⑧（康有为《论语注》）

“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今之所谓专家者近之。不器非无用之谓，乃谓不专限于一材一艺之长，犹今所谓通才也。后人亦云：士先器识而后才艺。才艺各有专用，器识之器作器量解。器量大则可以多受，识见高则可以远视，不限于一材一艺，而自有其用。近代科学日兴，分工愈细，专家之用益显，而通才之需亦益鱼。通瞻全局，领导群伦，尤以不器君子为贵故此章之言，仍是一种通义，不以时代古今而变也。”⑨（钱穆《论语新解》）

“君子不像器皿一般，（只有一定的用途）”并在注释中讲：“古代知识范围狭窄，孔子认为应该无所不通。后人还曾说，一事之不知，儒者之耻。虽然有人批评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但孔子仍说‘君子不器。”⑩（杨伯峻《论语译注》）

综上所列，上述各家解读“君子不器”时都给出了不同阐释，但都是对“君子不器”之“器”予以了置换关注，即围绕“器”理解其整体的文本内涵。具体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将“君子不器”的“器”解读为器物工具之“器”，即包含有形的及特定用途的含义；其二是考虑到为政为学、修身律己的要求，正因为“器”字引申为具体之功用、专业之技能的含义，转而强调作为“君子”不应像器具一般只有单一的功能，而应具有才艺的品质。

笔者认为“不器”之“器”，不仅指单一的工具功能之义，而且是一种从人格状态层面要求君子应达到儒家的既定道德规范。其实清人李光地《论语札记》早已经提及：“器者，以一能成名之谓。如子路之治赋，冉有之为宰，公西华之治宾客，以至子贡之瑚琏皆是也。君子之学，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颜子视听言动之间，曾子容貌辞气颜色之际，而皋、夔、契、伊、傅、周、召之功勋德业在焉，此之谓不器。若以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为不器，是犹未离乎器者矣。”换句话说，这其实是一个抽象化的概念。当然这种概念的抽象化或许致使产生诸多差异化的阐释，但其思想内涵是可以从中掌握的。从人格状态与道德规范的既定目标要求下，倡导君子所要追求并遵循的“不器”境界与“仁”、“礼”思想文化，即可得出“不器”是君子的内在特质，是君子应该具备的道德人格最大化。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君子不器”的文本内涵应为：君子（追求道德人格的完善），不应该仅把自身当做具体之功用或专业之技能的器皿。

二、“君子不器”思想外延之“道”、“仁”的探究

简要解读了“君子不器”的文本內涵，即“不器”乃是君子之道德人格所要达到的最高标准，但“君子不器”的思想外延仍需要考论探究。《易传》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与“器”正是相对峙，假使“君子不器”是说君子在为政为学、修身律己的追求过程中，必须超越“器”的形而下状态而达于形而上之“道”。即君子之目标在于“道”，所谓“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论语》中多次提到：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

“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论语·公冶长》）

孔子对“君子不器”的提出，实则更是一种突破，这种突破完成了君子所要达到内在品质要求的最高超越，树立有“道”之人生导向作用。并且“道”与“德”在孔子这里实现了转化，即孔子认为“天下有道”、“邦有道”是“仁治”得以实施的充分条件。因此，孔子所要“载道”之“道”则显得尤为重要。

春秋战国时代，各家思想百家争鸣，正是中国古代社会变革、板荡的时代。人们在此环境下面临着两种社会境遇：其一，春秋时期国家制度的凋敝破败，伴随着王室贵族衰微、社会阶层僭越而导致的“礼崩乐坏”局面；其二，由于社会动乱带来的社会分化促使阶层转移，所导致的结果是使大多数人沦为社会底层，伴随着的即是这些人的人生自由乃至生命得不到有效保障。

反观孔子对“君子”的思考就是置于这样宏观的社会时代背景下。前者社会“礼乐”制度凋敝带来的“礼崩乐坏”局面，使得原本相对和谐的社会日益窳败，必须发展其他更有价值的思想凭藉进行弥补，加之孔子寻找到了“君子”这一载体，并且通过他们发展了这种具有模范作用的思想凭籍，即所谓“道”。“君子不器”正是孔子将其志于“道”的具体衍化，一定程度上“君子”即是“道”的承载者，即孔子所说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人，游于艺”（《论语·述而》）。另外，由于“道”的抽象无具体形式，致使需要倡导某种另外具有向导意义的标杆，“不器”正是“君子”乃至所有士人应严苛遵循的“弘道”之规范。后者阶层转移的巨大落差致使人们对于社会分化的不适应，原本相对有序的封建关系渐趋松散，但为了不让这样的松散关系影响到每一个人的交际中，孔子不得不倡导“仁”，相应的“仁”也被寄托在“君子”之上。希望通过对此的倡导，使普罗大众都追求并遵循个体人格和道德上的崇高所带来的表率风尚。

解读孔子的“君子不器”思想外延之所在，必然要探究其“仁”的思想内涵。“仁者，人也”（《礼记·中庸》）。孔子的思想即是关于“人”的指归，即作为“人”的模范代表——“君子”，认为“君子”不仅要看到客观存在的物质利益，更要探寻主观内涵的精神层面的价值；超越物质利益，同时不能把简单的行为、生理特征当做定义“君子”的标准，强调要发挥“仁者爱人”的精神。孔子还特别申论了“为仁由己”、“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仁”的本质特征即是“君子”的最高规范，主张以身作则、注重道德的修养，然后推己及人并修己以成“仁”。

三、“君子不器”所关涉的“器”、“礼”文化

毋庸置疑，孔子思想和精神的基石是“仁”，通过对“仁”的提倡达到恢复“礼”的高度，并希望士人能够完善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形成儒家宗教伦理与政治的一体化指归。孔子以“礼”为出发点，典型所反映的是《论语·八佾》篇26则内容，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规范性通过以强调“礼”为务，僭越礼制规定的任何行为都将被强烈谴责。以“仁”倡“礼”，给原本已固化的古“礼”形成的社会规范灌注了新的活力，极大地丰富了“礼”的内涵。孔子“君子不器”这一文本概念的提出，同样是对“器”、“礼”文化的倡导，解读“不器”的意义，即“君子不器”之于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道德规定性及内在超越性。

关于“器”与“礼”的关系，根据日本学者白川静所论“器”：“从四个表示祝告之器的口之间置一犬牲之形，意指送葬所用之明器。由此可知彝器之为物，原本用于神事，奉献神灵，祈求神意，而具有媒介神人之机能。所以这些彝器之形态，当然也就脱离实用之目的，而意图去显现灵的世界。”《周礼·春官》亦载有“礼神为器”。可知“器”在古代是与祭祀有关的礼器。为了验证“器”与礼器在春秋战国时代早已存在某种关联的合理性，笔者通过中国基本古籍库网络检索系统对《左传》进行检索统计，笔者发现“器”字在《左传》中共出现了73次之多。并且作为礼器的原型“器”在《诗经》、《尚书》都曾验证出现，都与礼仪、祭祀文化相关联。

然而随着礼乐制度的衰败，“器”意象作为曾经的常见礼文化意象，其内涵随之发生改变。即如我们后来看到“器”的引申义，与各种失“礼”的行为联系在一起。“器”丧失其尊贵庄严性而发生了词义上的转变：一方面是礼器之“器”逐渐丧失其“礼文化”功能而变为常规的器皿。另一方面礼器之“器”从外观、形制等方面而变得日益实用化，二者是交叉结合的。因此，后来的历时性衍义解读，常常从日常器皿的角度理解“君子不器”之“器”，也就不足为奇。

作为一个礼文化的维护者，孔子不得不眼看着礼的衰落。反观即可理解《论语·公冶长》篇所引，孔子将子贡比作“瑚琏”的意图，《四书章句集注》中解释“瑚琏”：“宗庙盛黎粟之器而饰以玉，器之贵重而华美者也。”孔子认为子贡超越了一般器皿的实用境界，达到了“礼器”层面的高度，珍贵之处在于它是用于祭祀的“礼”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反观子贡最终也没有辜负期望，《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和《吴越春秋》都翔实记载了子贡挽鲁国狂澜于既倒的英雄事迹。

然而孔子一向崇拜“礼”，在《论语·为政》篇里为什么会说君子不应该是一件礼器呢？孔子是想陈述礼器终归是“器”，鼓励以“君子”为代表的儒家知识分子，还要继续追求人格道德的完善以达到“不器”。孔子实则将“器”从一个具象的礼器延伸到抽象的人格和道德层面上的“不器”境界，并且很巧妙地将“器”、“礼”文化与儒家人生哲学相融通。

四、“君子不器”思想文化价值对当代的启示意义

从“君子不器”的文本内涵解读和思想外延探究中可知，前人先贤对“君子不器”的解读，大部分都是在包咸的“‘器之为器皿”的解释基础上进行衍义性延展。认为“不器”就是说“君子”要成为有实际之功用——“器”或博才博艺之人，这显然是有衍义性的误解成分，积非成是，或许这并不是孔子真正所要表达的意图所在。此外，从《论语》中可知，“君子”一词在孔子心目中从来都是理想人格的模范代表，即“不器”乃是一种人格状态和道德标准的既定目标要求下的抽象化，“取上”畛域是推己及人和“以礼修己”所形成的“器”、“礼”文化所倡导的表率风尚。正因如此，“君子不器”对当代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与价值，具有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文化价值的教育及教化意义。

一方面，社会虽然学科分类日趋精细化，可能某种程度上当今社会的发展和明确的分工，的确在相应的领域需要大量专才。这并不阻碍我们学习及传承“君子不器”的思想文化价值。个人在努力学习专门知识、成为专业人才的道路上，应把“君子不器”作为伴随终生的箴言并努力实践。这对于当今教育具有引导作用，即应该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包括对学生人格道德素质的培养应引起重视，正如西方思想教育家柏拉图在回答“教育是什么”时所说的：“我们则把教育看作从小在道德上的培养，促使一个人愿意和喜欢成为一个完善的公民。”更何况社会发展潮流浩浩荡荡，处在其中的个体人格状态与道德标准，在某种程度上随之被“物化”，反映在“器”的层面，即可能被“器”化。人类当然可以骄傲自豪地向外呐喊宣称，创造了异彩纷呈的物质文明社会，但要想其持续有效地繁衍发展下去，则必须需要精神文明世界的繁荣，“君子不器”之思想文化价值可谓是所需要的真谛所在。

另一方面，道德修养与才能才艺的高低与否，反映在个体身上可能会发生不兼顾的现象。片面注重或关注某一个方面的培养都是畸形发展的，即执着于追求才能才艺的发展而不注重个体的人格道德的发展，或是陡然将二者分离，则势必造成二者之间的排斥。才能才艺即使再高而缺少人格道德的辅助，未必有助于个体更好地发展；同样一味地强调道德人格，而不务实学习，则只会空有道德之虚名，唯有二者相辅相成才会使才能、才艺在人格道德里得以充实完善。此外，在人格状态与道德规范的既定目标要求下，倡导君子所要追求并遵循的“不器”与“仁”、“礼”的思想文化，具有一定的教化意义。道德与才艺的统一性促使个人修养的提升过程中应该追求博学知礼，以本原于“仁”与“礼”的思想内质——“不器”，贯穿个体的人格道德和知识的终身学习，既确保人格塑造的完整性，又充分承认才艺才能的实用性。尤其在现代文化思想维度里，这提供的重要哲学思想和教育、教化意义为两者实现了融通。

换言之，儒家传统文化思想并不是以一种简单二重选择的思维方式看待“才艺之专博”和“道德之高低”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君子不器”乃是以提倡“君子”的人格道德标准为模范，为此作为一种衡量标杆，承载着古往今来对于这一词语的憧憬和向往。在此基础上才能突破形而下之“器”的束缚，实现形而上有“道”之人生的超越性意义，营造良好的社会风尚并最终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

注释：

①孙星衍，撰.陈抗，盛冬玲，点校.尚书今古文注疏[M].北京：中華书局，1986：433.

②刘宝楠.论语正义[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30.本文所引具体的《论语》篇章内容均引自《论语正义》，因频引故不再一一标注。

③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246.

④有学者提出“不”与“丕”通用，“君子不器”应是“君子大器”，即君子要有博大宽深的胸襟和才艺。持这一看法的学者如庞光华《〈论语〉“君子不器”新解》等.

⑤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49.

⑥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83.

⑦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57.

⑧康有为，著.楼宇烈，整理.论语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4.

⑨钱穆.论语新解[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41.

⑩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17.

程树德.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97.

吴怡.易经系辞传解义[M].台北：三民书局，1991：127.出自《周易·系辞传上》：“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朱子语类》中亦对此解释道：“问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此言最的当，设若以有形无形言之，便是物与理间相断了，所以谓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间，分别得一个截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别而不相离也。”

白川静.金文的世界[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57.

PLATO.The Law： 634c-644a[M].tr.by PENGLET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