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银平

摘 要： 相隔半个多世纪的作家赛珍珠与谭恩美，较之二人似乎毫无关系，且二人同为女作家身份背景截然相反——赛珍珠是长久生活于中国的美国人，而谭则是美籍华裔，她们的作品却都反映了旧中国社会背景下女性的身份地位。因此，致力于研究比较她们的作品显得颇具意义。依据她们的代表作《母亲》与《接骨师之女》具有相同时代背景的无名女性人物母亲和无名的宝姨，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角度说，可以看到两位作家向西方世界忠实反映中国女性尤其是母亲的决心——她们对旧社会中国妇女的社会处境充满了同情，对其不屈不挠的精神世界充满了敬佩。

关键词： 《母亲》 《接骨师之女》 后殖民女性主义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女性作家获得者赛珍珠创作了经典的中国题材式小说《母亲》，书写了一位中国传统社会下一生坎坷却完全面对人生的无名母亲，知名女性华裔作家谭恩美在《接骨师之女》中同样塑造了旧中国背景下的无名母亲。两部小说创作于不同的历史时间，却有着奇妙且千丝万缕的联系。赛珍珠作为一个美籍女作家始终关注中国女性的社会处境，其作品脱离了美国主流文学，在美国文化中一直处于“边缘人”的尴尬境地。谭恩美华裔女性作家的身份，更是在美国白人主流社会中被边缘化。一位是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的蓝眼睛，一位是在异域国度生活的华裔二代，这种相反的社会背景身份却使得都被边缘化的她们有着同样的创作目标：书写中国，书写女性，书写母亲这样的伟大角色——我们惊奇地发现《母亲》中的无名母亲和《接骨师之女》当中的母亲宝姨同处于一个创作背景，即同在旧中国，无名母亲出生清贫，宝姨出生在大户人家，不同的出生背景却都遭遇了坎坷的人生。久居中国的美籍作家与出生在美国的华裔二代，关注旧中国的女性地位，竟能达成这样的共识：书写中国母亲，令人不禁拍案叫绝。

长久以来，女性主义只关注西方白人女性，而后殖民主义则将注意点集中在第三世界男性的身上，因此第三世界妇女的社会地位和生存环境被忽略遗忘。在这种情况下，两种思想因共有“他者”的命运而结合——后殖民女性主义的出现对第三世界妇女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后殖民女性主义，立足于第三世界的社会状况，对第三世界女性这一特殊群体进行了关注。

本文拟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角度，分析对比《母亲》的人物“母亲”和《接骨师之女》宝姨形象，以探究传统社会中国背景下的女性特别是已为母亲的人物际遇，她们身上熠熠生辉的母性光芒及那些打动人心不屈不挠的精神品质。

一、传统社会下母亲的美好品质

回首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历史，我们首先应当客观认识到传统女性具有的美德。赛珍珠笔下的母亲是最普通的劳动妇女，她一边不辞辛劳与丈夫一起从事农业劳作，一边还要辛苦养育子女。她尽心尽力照顾家庭，孝顺婆婆。小说开端，母亲一边“顺从地笑着听”婆婆的话，一边“愁烦着柴草”[1]（2）。即使快要临产，母亲依然坚持去田间劳作。除此之外，还看到了传统社会下母亲难得一见的品质，那就是母亲敢于向丈夫表达自己的观点，敢于与丈夫争吵。母亲丢开工作给哭泣的孩子喂奶，面对丈夫生气的质问，“母亲会同平常一样很凶地顶回去”[1]（5）。赛珍珠对中国妇女怀有格外的敬佩可见一斑。谭恩美的《接骨师之女》中的谷鎏信，也就是“宝保姆”则更加具有鲜明的人格魅力。因为父亲的宠爱，少女时候的她没有被封建教条束缚。她学会了读书识字，勇于发问，猜字谜，写律诗，还学会了医术，甚至都未曾受到裹脚的摧残。她“性子倔，凡事自作主张，既不怕受罚，也不怕丢脸。她几乎是无所畏惧”[2]（144）。她不像其他女孩子闺门深锁协助操持家务，而是在父亲的诊所忙里忙外帮助诊疗病患。棺材铺的张老板想要纳她为妾，她嗤之以鼻，声称“不要做这种封建婚姻的奴隶”[2]（143）。

长久以来，女性的形象一直被传统男性作家忽视或丑化，他们作品中的女性或者呆傻，或者妖媚，有甚者撒泼，一言蔽之难登大雅之堂。赛谭两位女作家的小说却偏离了西方女权主义者知晓的范围，东方国度的新女性形象打破了他们原有的印象。两位作家分别在作品中展示了中国传统社会下妇女勤劳善良、富有叛逆精神及坚韧无比的性格特征。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佩尔·哈尔斯特龙曾这样评价赛珍珠的作品：“妇女的群像不仅打破了殖民话语中东方妇女的刻板印象，更重要的是赛珍珠味美国族裔作家包括汤婷婷和托尼莫里森等树立了可供参考的族裔女性角色的模型。”[3]我们甚至可以推测谭笔下的宝姨是以赛珍珠笔下的“母亲”形象为模型而树立的。

二、封建父权制下被迫沉默的他者

中国妇女在传统社会下，备受男性压制，遭受封建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在这种社会下， “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4]。女人之所以成为女人，成为“他者”实际上是作为第一性的男人对其压制的“第二性”之称，女性被视为男性的附属品，遭受封建父权社会的奴役和支配。旧中国男人可以娶妻纳妾，女人却必须遵从“三从四德”、从一而终，在凄苦中煎熬老去，否则就是不守妇道，甚至要逃遭受封建礼教的惩罚。赛珍珠笔下的“母亲”无端被丈夫抛弃，“母亲”不敢公布丈夫抛家弃子的事实，只能忍气吞声编造谎言掩盖男人无情的出走，还要担起丈夫的责任侍奉婆婆抚养子女。本应该被同情的母亲，在“出嫁从夫”的社会观念下，被抛弃也是女人的错。一旦母亲道出真相，就只会遭受他人的非议。谭恩美笔下的谷鎏信不顾世俗的道德约制，欣然追求自己的所爱，在婚前就与心爱之人“小叔”有了鱼水之欢。可偏偏自己的丈夫在成亲之日不幸身亡，未婚先孕的她变成了人人鄙夷的破鞋，丈夫的家人也无情地唾弃她，无家可归的她成了“她者”，只能以仆人的身份被收留在小叔家——一个典型的父权制家庭。

康德拉指出“人以声音证实自己的存在”[5]，发言权影响着个人在社会中的存在与地位。福柯的话语权力认为话语是对待事物的暴力，斯皮瓦克認为第三世界女性创建自我身过程中“言说”具有重要性：“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表明其拥有自己的世界和自我的历史意识，反之，则表明世界和意识对他的‘外在化。无言状态或失语状态说明言说的缺席或被另一种力量强制置于`盲点之中。”[6]（116）然而在长久以来父权社会的压迫下，女性被禁止发表自己的感受和诉求自己的人生追求，处于“失语”状态。男权话语垄断的社会里，他的抗争带来的只是被遗弃的结局。长此以往，女性没了发言权，沉默渐渐被奉为女子羞涩的体现。

在高压的社会环境下，与封建父权的对峙，无疑是以卵击石。被抛弃的“母亲”后悔不迭，内心无数次地原谅了丈夫，甚至责怪自己。惨遭抛弃的“母亲”保持沉默，为了遵守封建制度下的“妇道”，自编自演了丈夫外出工作的谎言。传统社会就是一个典型的封建父权制社会，女性被要求依附于男人依附于丈夫生活，女子被抛弃是羞于启齿的，只能引来人们无端的歧视。坚强如她，“母亲”不愿道出实情，也不能道出实情。然而年轻的“母亲”亦是鲜活的生命，也渴望异性的关爱。可父权社会的三纲五常压制了“母亲”作为人的合理欲望。因此当面对收租人的求爱时，“母亲”几经犹豫还是冲出了封建束缚的牢笼，与收租人有了实际的男女关系。可未曾想到，收租人玩弄了母亲的情感，无情地抛弃了母亲。命运捉弄了母亲，而她却无法诉说。怀上了收租人的孩子对于“母亲”来说更是当头棒喝。这样的事情如果公之于众，“母亲”势必就要承受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唾弃。“母亲”再一次选择了沉默，私下打胎，再一次挺了过来。可见在与父权制社会的话语权较量中，“母亲”是处于劣势的。《接骨师之女》中的谷鎏信无视封建社会对女性的中国压制，敢于“离经叛道”，追求自己的爱情，在婚前就与自己心仪的小叔有了鱼水之欢。然而封建社会的压制是根深蒂固的，谷鎏信的父亲和新婚丈夫遭到报复不幸身亡。不管是自己的父亲还是自己的爱人，他们都属于男性群体，在他们的庇护下，谷鎏信才能无视封建夫权社会，与其争夺话语权。失去庇护，谷鎏信难以独善其身，她的控诉不被社会理解。悲愤之下的谷鎏信吞下滚烫的墨汁企图结束自己悲剧的命运，可却意外地活了下来，永远失去了说话的能力，成为下人，成为封建父权社会的牺牲品。可怜的谷鎏信被别人夺去了姓名，被迫沉默，变成“宝保姆”，竟以仆人的身份照顾自己的女儿。

赛谭二人的作品都充分展示了封建父权社会下男子作为“第一性”对女性的压迫，高压的欢迎下女性逐渐成为沉默的边缘人，成为他者。

三、困境中不绝的希望

西方女权者认为，女性只有奋起反抗男权，解构男性话语霸权，才能争夺与他们地位上的平等。诚然，西方世界在女性主义运动萌芽发展之际是一个父权社会，女权理论的提出有其存在的意义。然而，旧中国的妇女不仅长期依附于男权，更遭受着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列强两座大山的同时挤压，因此女性的解放在当时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赛谭两人依据当时的中国国情，在作品中两位母亲最终都没有取得与男性平等的地位。然而，母亲们虽遭遇困境却以顽强的斗争精神，在那个黑暗的父权社会给了自己不绝的希望。

赛笔下的“母亲”被丈夫抛弃后并没有整日以泪洗面而是敢于重新追求自己的感情，被被收租人玩弄感情后并没有就此消沉而是看清了男人的面目，打起精神承担起照顾家庭的重任；出嫁的女儿被迫害致死，“母亲”声泪俱下控诉他们的冷酷残忍；小儿子参加革命军被押送刑场，母亲甚至勇敢地控诉神灵的不公，她责问神灵：“我一生的痛苦，一生的穷苦，难道还不够吗？但是菩萨您好像不是怎么公平呢！”[1]（200）小说的最后，在母亲因丧子痛哭之际，得知她的孙子出世了。母亲眼睛红肿，却笑起来高声喊道：“我还真以为我是个罪孽深重，不可饶恕的苦命人呢！你看！我的孙子！”[2]（219）母亲的生活有了新的曙光新的希望，赛珍珠书写这样的母亲并不只是出于一般女性的同情心，而是基于她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文化深刻的认识和理解。究竟磨难的中国女性依然能够顽强抗争，为自己争取生存空间，为自己孕育不绝的希望。谭恩美笔下的宝姨自墨汁烫伤嗓子后便一度失声，虽不能言语，她依旧坚持用自己的方式控诉着父权社会。“每当有人提到杀夫杀父仇人张老板时，她就吐口水，敲着铁桶咒骂他，捶胸顿足，拼命挥手，比画着说这姓张的不是好东西，她拼命地发出很怪的声音，仿佛恨不得把喉咙逃出来”[2]（150）。被压抑的“宝姨”只能这样发声，当亲生女儿不顾母亲的“劝说”执意要嫁给仇人的儿子时，“宝姨”以死抗议，并通过文字的方式道出秘密，道出压抑在心中的痛苦。

通过让母亲们打破沉默，谭恩美和赛珍珠都塑造了崭新的女性形象。她们或多或少敢于反抗压迫，不向命运屈服。用这种方式，谭恩美赛珍珠重建坚强、勇敢的母亲形象，敢于打破沉默的边缘者困境，因而颠覆了华人女性在东方主义话语中的滞定形象。

四、結语

赛珍珠创作《母亲》之时，女权主义运动恰好在全世界范围内兴起，但她并不依循女性主义的轨迹书写女性的彻底解放，生活在中国四十余年的她，以人道主义精神，关注中国女性的生存状态，其女性主义思想中具有明显的后殖民色彩。谭恩美在《接骨师之女》作品中以华裔女性的独特视角，塑造对深受几千年封建传统文化禁锢和压迫的旧中国女性形象，揭露了男权主义的隐蔽性和长期性。两部作品都颠覆了以男性为中心的书写传统，构建了一个女性世界——为女性搭建了一个属于她们自己的舞台展现喜怒哀乐，展现了母亲们从沉默到以自己的方式“发声”追寻主体性的过程。

创作于不同时代的《大地》和《喜福会》，所反映的历史背景惊人的相似，两位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赛珍珠与谭恩美女士，不约而同地塑造了母亲这个亘古不变的女性形象。比较“母亲”和宝保姆的形象，从遥远的历史语境中，探寻出更重要而深刻的母爱主题，拟在告诫我们珍惜和谐的社会环境，完善人类的社会制度，不再重蹈覆辙。

参考文献：

[1]赛珍珠，著.夏尚澄，编译.母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

[2]谭恩美，著.张坤，译.接骨师之女[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3]Ruiqi Ma.All Under Heaven： The Portrayal of Chinese Women in Pearl S[M]. Bucks Writi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ro Quest， UMI Dissertations Publishing，2003.

[4]西蒙娜·德·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309.

[5]Conard，J. Heart of Darkness[M]. London： Penguin，1983.

[6]陈永国.从解构到全球化批判——斯皮瓦克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