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悦

关于歌本（songbooks）的最早记忆，来自儿时在家中翻出的上一辈人做知青时留下的一叠软抄本。打开塑料皮面，扉页照例是领袖语录之类。之后便是认认真真用钢笔抄誊的歌曲词谱，用的都是简谱。最多的是苏联歌曲———看来中苏关系破裂之后，苏联文艺的影响力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喀秋莎》《红莓花儿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三套车》《纺织姑娘》《山楂树》。20世纪90年代一部反映知青的电视剧，主题歌用的恰恰就是《山楂树》———大抵这个声音就是那一代人的集体记忆。至于后来的《山楂树之恋》，追随的也不过是这个思路。

除了苏联歌曲，便是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歌，例如古巴的《鸽子》，南斯拉夫的《深深的海洋》《啊朋友再见》。接下来就是亚非拉国家的，比如印尼的《梭罗河》《星星索》。中间当然也偶尔混杂了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歌，比如意大利的《桑塔露琪亚》、加拿大的《红河谷》。这些歌曲，现在每每可以在老年人合唱团中听见，比《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或是《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有着更持久的影响力。在文化闭塞、音乐播放设备欠缺的年代，无数本类似的手抄歌本在一代年轻人中流传，成为获得外国音乐的仅有方式，艰苦中提供了难得的音乐慰藉。

即使到改革开放之后，对于音乐的接受依然是逐渐的。我的中学语文老师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曾经在屋顶偷偷拉手风琴为学生办舞会（尽管，如他所言，跳舞的搭配永远是男生和男生，女生和女生），为此也承担了很多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