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秋晨　朱香

摘 要：不同学科从各自学科视角对流动现象进行讨论，对地理流动的关注是各学科视角汇聚点。现在的流动不仅是物理位置的改变，更是社会与文化属性的流动。本文分别从人类学民族学者和西南少数民族的流动探讨其对西南民族研究的意义。

关键词：人类学民族学者；西南民族；流动；西南民族研究；意义

人类学从特定范畴中的文化变迁与认同到研究群体流动中和流动后的主客互动等，不同学科都从各自的学科视角，对流动的现象进行了讨论，并形成了丰富的解释性理论，其中对地理流动的关注是各学科视角的汇聚点。[1]历史上的全球人口流动可能只关注了由于人和物质的流动所带来的实际变化，但现在的流动不仅是物理位置的改变，更是社会与文化属性的流动。因此，人口流动所带来的知识流动、看待问题视角的流动都在对全球产生深刻的改变。对于西南民族研究来说，能够对其产生意义的人口流动可能包括：研究人类学民族学的学者流动和西南少数民族自身的流动。因为无论是学者还是民族自身的行动与决策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西南民族研究的发展。学者流动包括长期性长距离和由于学术交流而形成的短期流动。本文将分为两个部分对全球人口流动于西南民族研究的意义进行探讨：一是全球人类学民族学者流动于西南民族研究的意义，学者流动包含国内学者向国外流动和国外学者向国内流动，也包括国内学者在国内的流动；二是西南少数民族自身流动于西南民族研究的意义，西南民族的流动包含西南民族在西南范围内的流动和向国内其他地区的流动。这里所指的全球人口流动包含过去、现在和将来流动。

一、全球人类学民族学者的流动于西南民族研究的意义

西南少数民族自身的流动产生让人类学民族学者关注和讨论的问题，学者的流动以不同的视角交换由于西南少数民族的流动带来的人类学民族学问题，加深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研究。

（一）人类学民族学相关概念方法的重新思考使西南民族研究概念方法与时俱进

一般说来，人们对全球化的理解较多地关注经济的层面及其引发的后果。对人类学者而言，全球化则有着更多的内容与意涵。正因为流动性强烈地刻画了近些年来的世界，有些人类学家也就此认为，应当把方法与概念的重新理解提上日程。基于此，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所谓的“多点田野研究”，而在今天又有学者提出，在一个复杂的社会里，即便只在一个田野点进行研究，也得在概念上将之考虑为“多点”。[2]该例说明在全球人口流动的影响下，在学者的流动与交流中，人类学在研究方法和理论关怀上也发生了转向，由此可认为，在人类学民族学框架下的西南民族研究的概念和研究方法也会由于人类学民族学概念和研究方法的更新而更新。同时，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者的交流交往也使学术力量得到整合，提升关于人类学民族学的概念与方法思考，带来不同的人类学研究视角，在交流下推动西南民族研究的人类学研究视角转换。但需要注意的是：全球学者流动给西南民族研究带来了研究理论、方法和范式，但可能遭遇“西学”本土化困境和难以发挥地方能动性等问题。而国内学者的流动交流可以将西方的研究理论、方法和范式本土化，使西南民族研究在借鉴“西学”的基础上发挥地方主观能动性，打破西南民族研究固化，给西南民族研究指明正确方向。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海内外学者的推动下，西南民族研究逐步走上了文化自觉和国际化的进程，西南的人类学和民族学开始了具有深远影响的转型。全球学者的流动带来与西南民族的特征具有一定相似性的案例给西南民族带来启发，同时西南民族的研究也会引申出来一定的方法论和一般的启发意义。

（二）人类学者的流动获得更为丰富扎实的西南民族研究田野资料

我国人类学家杨成志先生在1932年赴法留学，学习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理论知识，回国后从事西南民族研究，注重实地调查与文献考证相结合，特别强调实地调查的重要性，博采欧美学术，融贯民族学、民俗学和人类学等多学科理论和方法，进行综合研究，形成自己独特的治学风格，且在两广瑶族调查、海南岛黎苗考察和海丰探险中获得了重要的调查成果。[3]国内外学者在西南民族地区的流动也促进藏彝走廊、贵州六山六水以及西南丝绸之路等西南民族专项研究。除本国学者对西南民族进行调查研究外，许多的外国学者也对中国的西南民族研究形成众多的民族考察资料。过去，他们以足够的经济能力去到中国学者所不能去或不能长期进行田野的地方进行调研，当代，由于便捷的交通和发达的通讯使注意到并去观察西南少数民族的学者越来越多，使得有兴趣有财力的学者更加深入地推进西南民族研究，使西南民族研究的视野更广、材料更丰富、数据更详实，得到更为丰厚完整的西南民族研究志。国内学者到国外的交流带回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研究的理论、方法和经验，国外学者到中国西南进行田野调查为西南民族田野调查研究带来先进理念，形成西南民族研究不同视角的民族志，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國西南民族田野调查研究发展。国内学者在西南民族地区的流动促进对西南民族地区的实际调查，摆脱依赖历史文献从而进行更真实的研究。关于西南民族的认知在国内外及本土学者的沟通交流下，获得更好的对话，打破外来的书写格式和文化翻译的局限和藩篱，使我们更好理解研究对象的深层文化。

（三）认识文化多样，推进文化繁荣

通过国内外学者的流动，会促进古代及现代西南民族文化的探讨与交流，更清晰地认识我国西南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与繁荣性，在传承西南民族文化、巩固西南民族文化联盟、构建民族认同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推进文化多样与文化繁荣为西南民族研究增添新的内容，使西南民族研究更为活跃向上。

（四）推进民族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交流交融，使西南民族研究更科学

学者的流动与交流使人类学、社会学、地质学、考古学、语言学、医学、动植物学等学科的成果为人类学和民族学提供研究工具。在学科的交流交融中，就使西南民族研究打破了中国旧学范围和治学方法的束缚，引起了知识上、思想上的深刻改革，还推动了历史科学和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间的交叉整合，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历史研究视野，显示出“科学方法论”影响下的西南民族研究向纵深发展的趋势。[4]国内学者之间的流动使学科交叉综合，促成学者联合开展区域性的民族研究，学科综合使西南民族研究更具科学性。

（五）总结成果，站在更高视角研究西南民族

国内外学者的流动，为梳理大陆、港台和欧美学者自西南民族研究开始以来的历史性成果和为探索今后的西南民族研究范式与合作模式打下基础。西南民族研究如果跨越行政区划、打破民族界限进行研究，将会看到“西南”这一概念本身所蕴含的人文地理认知的一种关系结构。由于研究西南各地区和研究西南不同民族的学者的流动，正好跨越行政区划、打破民族界限进行研究，更好地以“学术区”的整体面貌和主体意识参与到更为普遍的理论对话之中，站在更高视角，从整体发展观来看待西南民族研究的发展，也有助于从地域视角加深对民族关系、民族认同的理解。[5]从“走廊学说”等学术基础来看，在一个区域整体内来考察族群间的流动和交互性，研究历史上该地区各民族互动交融的关系格局，正是开展中国西南研究的关键。[6]

二、西南民族人口的流动于西南民族研究的意义

（一）西南民族人口流动促进民族交流交往交融

西南民族走廊是关于西南少数民族流动的一个重要概念。在《论西南民族走廊与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重要性》中，作者认为西南民族走廊在促进民族交流交往交融，构建民族团结一致、共同发展繁荣的新型民族关系中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7]西南民族走廊是西南民族流动的通道，西南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形成新的民族关系、民族格局，为新的西南民族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

（二）西南民族人口流动促进西南民族人口生活转变

在《（后）现代性与移动性：生态环境所面临的挤压——兼论旅游人类学视野中的“旅游文化”》中，作者根据“全球化的文化潮流”的变化情形，归纳出了五种移动—流动的图景，包括族群、技术、财金、观念和媒体的图景，族群的图景指不同的民族、族群和人群，包括移民、难民等在全球化背景下出现大规模的移动现象，致使人们的生活也跟着移动，从而发生史无前例的生活上的改变。[8]依据作者观点，西南民族也正经历巨大的生活改变，使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少数民族人文、习俗、建筑等正逐渐消失，传统意义上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对象已很难找到，但这也正给人类学指明新的方向：应该更多关注现实问题的研究。西南民族人口生活的转变给人类学民族学带来的另一改变是少数民族现代意识的增强，不再无私地为人类学家提供信息，不理解人类学家的研究工作，田野调查及参与观察的科学性与必要性受到质疑，这为人类学民族学的未来发展造成一定阻碍。同时，少数民族的流动性增强，族际关系复杂，加大田野调查的难度。

（三）西南民族移动的现代社会属性给民族志带来的影响

“流动—移动”本身成了一种现代社会的属性，这样的变化与变革从观念到范式给民族志带来的影响和作用也是革命性的。吉登斯将今天的全球化描写成：在世界范围内广泛的社会关系得到了越来越明显的加强，它使得在某一个地方所发生的事情对其他地方产生越来越明显的影响。反之，在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对某一地方也造成比以往越来越明显的影响。更重要的是，移动本身是一种人类无可替代的生存方式和叙事范式。[9]流动使西南民族地区发生的事情对其他地方产生越来越明显的影响，亦形成自身无可替代的生存方式和叙事范式，为人类学的本土化提供了条件。

（四）西南民族流动使文化多样与文化变迁

西南民族人口的流动不仅改变了人口的空间分布，也带来了社会结构的改变和文化转型文化繁荣，物品与人员的流动，带来了文化上的多样，而文化上的多样又造就了一种包容的心态，鼓励并接纳了更多的外来者，也吸收了更多的文化要素，共同塑造出更多丰富多彩的文化。[10]人口流动改变人口空间分布、改变社会结构和文化转型主要体现在民族格局的转变、地域性族群的共存与互动和国际性移民的进入产生新的文化生态。同时，西南少数民族在流动中产生了各式各样的文化变迁，引起一定的民族地区村落的衰落和民族文化的嬗变，虽不至于消亡，但其中的宗教信仰与精神文化等在人类学探索领域的改变使人类学的研究素材减少，但正是由于流动导致的社会文化变迁又给人类学研究增添了新的研究方法、研究視野与研究内容，同时，由于西南民族人口流动使得产生一些新的人类学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检验与更新人类学对人口流动已有的理论观点。

在《中国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变迁对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机遇与挑战》中，作者认为随着中国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的发展，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在社会文化的变迁中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同时也为人类学研究提供了更多新的课题和研究视野。[11]可以说，正是由于西南民族的流动给人类学西南民族研究带来诸多的机遇与挑战。

参考文献：

[1]孙九霞，周尚，王宁，朱竑，周大鸣，甄峰，刘行健，杨晶晶，陈敬复，杨茜好.跨学科聚焦的新领域：流动的时间、空间与社会[J].地理研究，2016（10）.

[2]范可.流动性与风险：当下人类学的课题[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05）.

[3]刘小云.20世纪前半期杨成志西南民族研究论述[J].学术探索，2008（05）.

[4]王传.中大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与现代中国西南民族研究[J].史学史研究，2010（02）.

[5]张原.区域民族学与李绍明先生的中国西南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08）.

[6]张原.“走廊”与“通道”：中国西南区域研究的人类学再构思[J].民族学刊，2014（04）.

[7]雷丽，项正文.论西南民族走廊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性[J].红河学院学报，2018（01）.

[8]彭兆荣.（后）现代性与移动性：生态环境所面临的挤压——兼论旅游人类学视野中的“旅游文化”[J].中共桂林市委党校学报，2005（02）.

[9]彭兆荣.文化中国的异质认同：移动作为他者的正义性[J].文化艺术研究，2011（03）.

[10]刘琪.流动性与多样性—对云南德钦县的历史人类学考察[A].第十一届人类学高级论坛会议论文集[C]，2012.

[11]陈兴贵.中国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变迁对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挑战与机遇[J].贵州民族研究，2009（02）.

作者简介：黄秋晨，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硕士研究生。

朱香，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少数民族经济学、理财、会计学。

注：本文系作者参加第十一届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全球化与中国西南”交流发言稿。

（通讯作者：朱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