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钱德勒“结构跟随战略”的基本命题为出发点，从速度经济和通过量等核心概念入手对钱德勒所提出的行政协调对市场协调替代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进而总结了钱德勒“企业组织塑造市场”以及组织创新是实现技术创新效益的手段等重要观点和思想。在此基础上，对上述钱德勒学说进行了述评、分析与反思，并结合中国经济新时期的现状和条件，给出了相关的结论与启示。

关键词：钱德勒学说产业组织模式综述分析

著名的社会学家里夫金提出当今世界已然进入以新能源互联网为核心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他进而预言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从根本上改变旧有的组织模式，纵向一体化的大企业组织模式将向社会化、竞合化的网络状产业组织模式转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必须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李克强同志进而指出，创新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要破除束缚创新的桎梏，促进创新要素流动，打造大中小企业和高校、科研机构“五方协同”的众创平台，形成各类创新主体互促、民间草根与科技精英并肩、线上与线下互动的生动局面。这为中国经济新常态条件下的产业组织模式创新指明了方向和目标。然而，是否技术革命一定会带来产业组织创新？实现产业组织创新的基础性条件是什么？这既是产业组织创新的先决性问题，也是当下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性问题。

对产业组织模式创新进行研究的学者众多，但作为从历史、时间和空间的广泛范畴考察经济社会组织结构的演进并系统分析组织结构转型的条件的学者，钱德勒的学说和思想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虽然钱德勒笔下所描述和分析的是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期纵向一体化“大企业”的形成和演进，但其所揭示出的有关产业组织、经济环境与市场主体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协同演进的一般性规律和特征，即便是对21世纪新兴的社会化、竞合化的网络状新产业组织模式的形成和发展都具有极其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钱德勒命题的提出：结构跟随战略

钱德勒从历史、时间和空间的广泛范畴考察了19世纪到20世纪期间大企业的产生、兴起和推动资本主义工业经济发展的演变。在《结构与战略》一书中，钱德勒提出一个战略与结构互动的分析框架来研究战略决策导致组织结构变化的过程。战略被定义为“企业长期基本目标的决定，以及为贯彻这些目标所必需采纳的行动方针和资源分配”，结构则被定义为——“为管理一个企业所采用的组织设计”。基本的假设是结构跟随战略，因而所研究的中心问题就是：在什么样的条件（压力和机会）下所产生的企业扩张战略导致了多部门组织结构的出现？ 钱德勒通过对组织结构与战略行为两者之间动态关系的系统分析所得出的“结构跟随战略”这一一般性规律和特征的总结，对以哈佛学派为代表的传统产业经济学带来了理论层面的极大冲击，从而使学术界对“结构决定行为、行为决定绩效”这一传统SCP分析框架进行了彻底的理论反思和学术批判。

Chandler（1962，1977，1990）考察了1840—1920年美国产业的变迁，并解释了大企业产生和兴起的原因。他认为大企业的出现并不反映了经济事实的抽象规律，它只不过是掌控企业的人所实施和部署的一组战略而已。创造新的组织结构的真正原因并不是企业规模本身，而是在多样化扩张战略下，当企业开始在若干不同的地区市场或若干相关的产品市场上运营时，高级管理人员要做出的决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不断增加。多部门结构的产生和扩散是因为它能更有效地协调大规模的生产和分配，所以钱德勒总结说：“战略性的增长来自更加有利可图地利用现存的或扩张中的资源。如果要有效率地经营一个被扩大了的企业，新的战略就要求一个新的或至少是重新调整过的结构。……没有结构调整的增长只能导致无效率。……没有（集中的）行政职责和结构，企业中的个别单位……作为独立的单位无疑可以有效地，或甚至比如果它们是一个较大企业的组成部分时更有效地运行。……只要企业负责人不能创造出把若干行政职责有效结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所必要的行政职责和结构，他们就不能履行其基本经济职能。”。因此，《战略与结构》一书的中心论点可以概括为：一个企业面对新的机会（进入相关的产品市场和地理扩张）可能会采取一个投资战略；但这个投资战略就生产工艺、产品和地理来说目标越是远大，发展出一个能够协调投入流量和产出分配的组织结构就越是关键；因为只有这种相应的组织结构才能协调多样化和复杂化的企业生产过程，从而证明大规模投资的合理性。这个命题在钱德勒发表于1977年的第二部巨著《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中被表述为速度经济是企业存在的经济原理。

钱德勒在他的作品里确实认为现代化的大企业组织模式比以前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要更具备某些优势。在《看得见的手》这一著作中，钱德勒指出，与其他内部组织相类似，多部门的大企业组织模式相对于市场交易来说具备以下优势：1）因为企业内活动和交易可以更好地被程序化和常规化，因此在企业内交易成本可以降低；2）价格与供给等信息在企业内传输时更为准确和及时；3）投入和产出可以通过企业内的生产机构得到更好的协调，生产工厂和资本设备可以得到更好的利用，从而可以增加通过量通过量是钱德勒学说当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指物质流量在单位时间内通过生产过程的速度和量。（throughput）。虽然威廉姆森将他的企业理论建立在第一个优势，即降低交易成本之上，钱德勒将内部化的第三个优势，快速的通过量，作为解释大企业产生和兴起的最重要因素。

二、看得见的手：行政协调对市场协调的替代

Chandler（1977）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扩展了他早期的主题，把美国大企业的成长和这个过程的另一方面——即领取薪水的职业经理在企业管理职能上对企业主的替代——综合起来，定義为管理革命。这个管理革命的结果就是“看得见的手”（现代企业内部的行政协调）在许多方面代替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市场协调），成为现代工业经济中的主要资源分配者。

钱德勒并没有否认市场对经济变迁的催化作用——用他自己的话说，“还必须强调，新型经理式企业并没有取代市场而成为决定提供物品和服务的首要力量”，但“新型企业确实取代了市场来协调和一体化从原材料生产经由若干生产过程到销售再到最终消费者的物品和服务流量”。钱德勒认为取得和维持物质生产和分配的高通过量是现代工业企业的基本功能和本质特征。

速度经济的概念是钱德勒对大企业的成长和大企业内部经济形成的关键（Chandler，1990）。首先，由于对工厂和资本设备的大量投资需要增加通过量，这就需要日益扩大的管理结构来安排和协调生产资料的流入以及系统内的支付。其次，纵向一体化来自于更好地控制以往需在市场上购买的投入品对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后向整合。以及通过中介组织的产品销售对分销渠道的前向整合。。高的通过量依赖于流畅的供给资源和销售网络，于是以前由市场发挥的协调功能逐步交由企业来整合，意即可变成本倾向于减少而固定成本趋向于增加。管理的角色，用一个比喻来说，就是使得企业的生产机构，从上游到下游的渠道都得到疏通，从而增加了流量。在20世纪初期，新的更多的生产资本设备的配置，如同渠道中央的水泵，提高了通过量。第三，上游和下游的功能增加到现存企业结构上，更进一步增加了固定资本的投资，基于此，现代化企业以进一步增加其管理组织规模来做出回应。新增加的功能被升级和标准化、流程化以适应企业现存的运营模式，从而进一步增加通过量。这一投资的动态过程和循环，推动了大量的工厂和设备投资，促成了企业的纵向一体化，而组织规模的扩张进一步推动了现代企业的规模和范围都变得更大。当然，前提是，只要市场可以持续地扩张并吸纳产出的大规模增长。

从钱德勒的论述中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出，他认为企业存在的理由是速度经济。或者说，只有当置于行政协调之下的组织过程比市场交易过程产生更高的物质通过量时，现代意义上的企业才会出现。钱德勒认为：“基本的组织创新是对协调和控制高额通过量的需要的反应。生产率的提高和单位成本的降低……更主要地是来自通过量在数量和速度上的提高而不是工厂规模的扩大。这种经济效益更多的是来自结合和协调通过工厂的物质流量的能力，而不是来自工厂内更高程度的专业分工”。生产上的速度经济还对企业产生了纵向合并的压力，因为保持生产过程的高通过量需要保持原材料供应和产品销售的稳定。而在集中化管理下的纵向合并导致了现代大企业的形成和管理革命的发生。把速度经济而不是交易费用看作是企业存在的基本经济原理，使他区别于所有新古典经济理论框架下的企业理论，因为他把企业内部的组织过程和管理活动看作是生产率的源泉。

三、工业资本主义的动力：企业组织塑造市场的反新古典主义命题

《规模与范围：工业资本主义的动力》（Chandler，1990），以世界资本主义商业经济的演变为背景，现代管理型企业产生和发展的意义又一次被置于新的框架中加以阐述：向管理型大企业的过渡创造了组织能力的基础，由此而发展出来的组织能力是企业和一国经济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和经济持续扩张的动力，决定了企业和国家的兴衰。在本书中，钱德勒比以往更加明确无误地表述了他的反新古典经济理论的主题：不是市场塑造企业组织，相反，是企业组织塑造市场。

根据钱德勒的论述，19世纪最后的25年中，生产技术的重大创新造成了可以利用由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所带来约空前成本优势的潜力。但实际运用这种潜力的关键步骤不是发明，甚至也不是技术的商业化，而是投资。正是企业家对大规模生产设施、销售系统和管理组织进行的互相联系的三重投资（three-pronged investment），导致了现代大企业的崛起，钱德勒特别强调对管理组织的投资，因为它是使前两种投资产生预期经济效益的充分条件。钱德勒指出，当技术和运输方面的创新为通过利用规模经济效益和范围经济效益获取空前的成本优势提供了巨大潜力时，“这些潜在的成本优势并不一定会被充分实现，除非通过工厂的物质流量能够被不断地保持，从而保证对生产能力的有效利用……决定成本和利润的两个关键数字曾经是，而且现在也仍然是，额定生产能力（rated capacities）和实际通过量（throughput），或者说是在一个特定时期内被实际加工的数量……在资本密集型工业中，为保持效率的最小规模所需要的通过量，不仅要求仔细地协调通过生产过程的流量，而且要求仔细地协调来自供应商的投入流量和流向中间商和最终用户的流量”。然而，“这样的协调，没有也确实不可能自动地产生。它要求管理团队或管理层级的永不中断的全神贯注于由额定生产能力所衡量的潜在规模经济效益和范围经济效益是生产设施的物理特性；由实际通过量所衡量的实际规模经济效益和范围经济效益是组织性的。这种经济效益依赖于知识、技能、经验和团队合作——依赖于为利用技术过程潜力所必须组织起来的人的能力”。依靠赋予了它们独特竞争优势的现存生产设施和组织能力的基础，这些企业通过利用规模经济继续推进地理上的扩张，并通过范围经济继续推进产品的多样化。这些企业努力利用基于组织的竞争优势还推动了它们在海外的直接投资。这样的组织能力不仅提供了企业成长的动力源泉，而且还在国际工业领袖的竞争中提供了导致国民经济兴起和衰落的增长动力。“为在生产和分配中利用规模和范围经济建立了技术和组织的基础”。

钱德勒反复强调，大企业对市场的支配权力主要依靠组织能力，而不是依靠制造人为的市场进入壁垒，诸如专利、广告和企业间的协定等。德国化工工业的优势正好说明了这一点：“……比专利大得多的进入该工业的障碍是第一批行动者对其高度产品特定的研究与开发活动所进行的投资。……没有专利权的知识、‘商业秘密和广泛的产品特定的知识和经验创造出比专利强大得多的进入障碍。而且，有了专利却没有产品特定的开发专利的能力，那也没什么价值——这正是杜邦和其他美國化工企业在它们于1917年获得染料、药品和其他有机化工产品的德国专利后痛苦地学到的一课。它们需要几乎10年的时间来发展可以把这些专利有利可图地商业化的设施和技能。”

钱德勒所诊释的历史证明，是工商企业——通过其组织能力的发展——在美国、英国和德国的工业经济发展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这个主题是反主流经济学的观点的，后者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依靠生产函数的概念，即把产出的增长源泉处理成生产要素——劳动、资本和土地——的增长，或这些要素的生产率的增长。但对钱德勒来说，使美国和德国超过英国的决定性因素并不仅仅是对物质资本的投资率，也不是政府、企业家个人品质或文化等（虽然这些因素都起作用），而是支撑了纵向一体化大企业发展的专业管理和组织体系的发展。钱德勒所阐明的正是主流经济学的盲区：组织创新是“技术”进步的组成部分，而对生产、分配和销售中的管理系统和结构的投资是总资本形成的组成部分。

四、组织创新是实现技术创新经济效益的根本

前哈佛大学教授、著名创新研究专家拉佐尼克（Lazonick，1991）这样评价钱德勒的逻辑：“企业家精神，不管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都不足以造成经济发展，企业家的创新战略必须继以建设计划、协调创新和生产流量的组织结构。成功带来规模和范围经济的组织能力不仅依赖物质资源的，而且更根本地依赖于人力资源的发展和利用”。

以管理结构为核心的组织体系如此重要，以至于钱德勒不认为技术本身是决定性的。英国人曾在炼钢和有机化工等领域掌握了领先的技术，但却是美国人和德国人通过三重投资所创造出来的大规模纵向一体化的企业组织获取了这些技术的经济收益。钱德勒早在《看得见的手》中就阐明了他的观点：生产率的潜力只有通过企业内部的组织过程才能被实现，而这个过程的核心是能够有效进行计划和行政协调的管理结构，他进而提出：新技术仅仅提供了生产率的潜力，实现新技术的潜在经济效益是一个组织性的问题，而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可能的经济效益只有通过组织创新才能被实现。

对钱德勒来说，由三重投资所带来的组织创新的意义在于创建决定企业和国民经济绩效的组织能力。事实上，从扩张战略导致多部门结构的出现，到行政协调对市场协调的替代，再到利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三重投资，钱德勒一生的工作都在证明管理和组织结构对于发展组织能力的决定性作用。管理層级的作用在于快速高效地协调组织内部的资源配置，而缺乏这种协调只能导致涣散的行动，阻碍实现新技术机会的经济收益潜力。进而，以结构为基础的组织能力一旦创造出来，就成为保持领先者优势的源泉，其动力是自我持续的。

五、对钱德勒学说的述评与分析

从左翼立场出发，Waring（1991）批评钱德勒有功能主义倾向，即把组织和管理形式的选择看成完全是由经济效率决定的，而忽略了社会冲突的作用。Lanozick（1991）也认为钱德勒因排除了劳动和车间现场问题而忽略了管理体制的社会关系内容。社会学家Fligstein（1990）认为政府管制对多部门结构在美国企业中的扩散起了重要作用。对钱德勒的纵向一体化大企业主题的最大挑战来自Piore和Sabel（1984），他们认为由灵活专业的小企业所组成的网络才能在市场变化日益剧烈的现代经济中创造更高的效率。Teece（1993）指出，钱德勒没有对不同契约形式进行系统的比较，而只考察了各种契约形式如何被追求大批量生产的纵向一体化所代替：由于钱德勒没有考察规模和范围经济与企业边界的关系问题，他的框架难以理解自1975年以来迅速扩散的战略联盟和合资经营现象。

然而，钱德勒虽然从来投有提出过有关企业和工业组织的正式理论，也没有有意识地讨论经济学理论，但他的研究成果却摇撼了主流经济学的根基。在钱德勒看来，市场调节的过程并非自动发生的，市场结构也不是经济绩效的决定因素；相反，是管理决策和影响企业组织的制度框架塑造了市场结果。但企业决策并不表现为连续的最优选择，在技术和市场条件发生根本变化的阶段，某些决策影响企业后来几十年的命运。企业的发展轨迹存在“路径依赖”。不仅如此，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可利用程度由企业的组织能力决定。这个主题与潘罗斯关于企业增长极限由企业管理力量决定的主题相通，而与正统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相悖。在经济学标准教科书中，个别企业的成本结构是给定的（表现为U形成本曲线），由市场结构和生产的技术条件决定，而企业唯一能做的就是“发现”自己的“最优”规模。从速度经济原理到三重投资的战略意义，钱德勒所揭示的一个主题是：成本曲线的确定离不开基础结构、组织和企业的战略，而企业的成本结构在相当程度上是企业组织能力的内生变量。这是一个能够让一般均衡理论大厦坍塌的命题。因此，虽然没有去直接论述，钱德勒支持了动态企业理论的中心思想：持定的组织能力是特定企业的竞争优势的来源，是解释企业之间长期经济绩效差异的关键变量，而把新技术提供的机会转化为可持续优势的组织能力取决于管理团队的战略行动。钱德勒的一些观点可以受到挑战，但他的成就却是一座任何经济学家都绕不过去的高山。

参考文献：

[1]Chandler， A.Strategy and Structure[M].Cambridge：MIT Press，1962.

[2]Chandler， A.The Visible Hand[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

[3]Chandler， A.Scale and Scope[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

[4]Chesbrough， H. W.Towards a Dynamics of Modularity： A Cyclical Model of Technical Advance[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5]Lazonick， William.Business Organization and the Myth of the Market Economy[M].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6]Waring， S. P.Taylorism Transformed：Scientific Management Theory since 1945[M].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1.

〔本文系北京物资学院青年科研基金项目“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16XJQN05）阶段性成果。〕

（刘健，北京物资学院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