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比较优势发展起来的全球贸易，对于各国整体而言都应是利大于弊的。然而当下美国贸易保护势力抬头，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首先分析当前美国贸易逆差产生的原因，进而讨论此次“贸易战”的影响以及这场贸易战“不得不发”的深层原因，最后根据中国当前发展情况以及所处的发展环境提出应对建议。

关键词：中美贸易战储蓄投资汇率贸易政策

一、引言

2018年3月以来，美国特朗普政府不断挑起贸易争端，短短三月之间，双方已经历了三个回合的较量。第一回合发生在4月，美国以其对中国贸易赤字过大为由，宣布对中国输美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对中兴集团执行为期7年的出口禁令。中方采取反制措施，提出对原产于美国的农产品、汽车、化工品等总计价值3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第二回合发生在5—6月初，剑拔弩张的关系趋于缓和，两国通过谈判达成了和解协议，一致同意不打贸易战。但6月中旬事态又急转直下，双方开始了第三回合的较量：美方于6月15日再次发难，宣布对中国800多项、总计500亿美元的商品加收关税。中方马上进行强有力的还击，宣布出台同等规模、同等力度的征税措施，而且此前达成的所有经贸成果将同时失效。面对中国的强硬反击，美方又宣称将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10%关税；此外还威胁称，如果中国继续反击，美国将对额外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追加额外关税……

过去几个月，中美贸易摩擦从一触即发到柳暗花明，但最终却又是暴风骤雨。面对此次“没有硝烟的战争”，我们不禁要问：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产生是因为中国吗？美国发起这场战争对美国有利吗？美国为什么发起这场“战争”？中国又该如何应对？

二、美国贸易逆差产生的根本原因

如果单单看美国对各国的贸易平衡示意图（图1），我们很可能得出一个浅层次的结论：美国贸易逆差总共5000多亿美元，而与中国的逆差就达3000多亿美元，如果想要扭转这个局面，就应尽量缩减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措施之一是对中国输美产品加收关税。这样的想法乍一看似乎合理，然而细究逆差产生的深层原因，就会发现并非如此。

在一个开放经济中，金融市场和产品市场是密切相关的。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Y=C+I+G+NX以及S=Y-C-GY：国内产出；C：消费；I：投资；G：政府购买；NX：净出口；S：储蓄。可以推出S-I=NX。即一个经济的净出口必须总是等于其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差额。而资本的流向与产品和服务的流向密切相关：一国出口了某件商品，得到了进口国的外汇，但外币在本国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因此，得到外币的国家或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或通过购买外国债券等方式，将外币输送回其发行国，从而进一步获得收益。如果S-I是正的，那NX也会是正的，就会有贸易盈余产生；相反，如果S-I是负的，那NX也会是负的，就会有贸易赤字产生；如果都等于零，此时贸易正好处于平衡状态。所以从上式不难看出，一国贸易赤字的产生，主要因为国内储蓄小于投资。

国民储蓄分为两个部分：私人储蓄（Y—T—C）和公共储蓄（T—G）。从美国的情况看，美国国民储蓄率一直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从图2可以看出，美国个人储蓄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除上世纪70年代保持在10%以上的水平外，其余年份大概维持在5%以下的水平，近年来大概仅达到2.6%左右。同时，美国联邦政府总支出一直在不断攀升。从图3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里根政府就开始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大幅削减个人所得税，21世纪，布什政府又一次进行减税。而同时，政府支出并没有下降，加之美国在世界各地进行反恐战争所产生的巨额军费，美国联邦政府支出一直在增加，导致公共储蓄出现下降。私人储蓄和公共储蓄双双不足，导致国民储蓄S数额同样不足。

同时，美国拥有较高的投资率。从图四可以看出，美国私人投资在GDP占比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占比一般在15%以上，尽管在经济危机时有所下降，但整体仍然处于高位。旺盛的投资需求和偏低的储蓄率造成了（S—I）多数时间为负，所以净出口数额NX也应为负。

因此，美国出现巨额的贸易逆差，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只是其中一个较小的外因，其根源在于美国国民拥有较低的储蓄率。美国国民储蓄率较低，投资需求又相对旺盛，所以投资者势必要从外国借款来为高水平的投资融资。而资本的流向又和商品的流向密切相关，一国资本的流入预示着国内产出相对不足，为满足本国消费者和投资者的需求，必然会有进口的扩大和外债的增加。所以资本的流入势必导致美国进口大于出口，产生贸易逆差。加之这一问题在美国长期存在，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日积月累，才会有现在如此巨大的贸易逆差。由此可见，美方贸易逆差根源不在中国，而在美国自身。

三、发动贸易战真的对美国有利吗

发动贸易战真的对美国有利吗？我们将通过两个开放经济模型：小型开放经济模型以及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来进行阐述。由于针对大型开放经济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与分析小型开放经济所得出的结论类似，所以本文采用分析更为简化的小型开放经济模型，对美国此次贸易保护行为进行分析。

（一）小型开放经济模型

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提起汇率，但我们提到的一般指名义汇率，即两国通货的相对价格。但名义汇率往往受到资本炒作等因素的影响，往往无法表示出一国货币的真实购买力。因此，我们将使用实际汇率进行分析。实际汇率是指两国产品的相对价格。实际汇率=名义汇率×国内产品价格/国外产品价格。由于实际汇率反映了由实际汇率调整后两国同类产品价格比率，所以更能反映国内和国外商品价格水平高低，进而更能直接反映出消费者的消费意愿。我们将实际汇率用ε表示，名义汇率用e表示，国内国外物价分别用P和P*表示，则可以写为ε=e×（P/P*）。

實际汇率对一国的宏观经济具有重大影响：如果实际汇率低，那国内产品将相对便宜，国外产品将相对昂贵，本国居民会更愿意购买本国产品而非进口产品，外国居民会更愿意进口本国产品，所以国内进口将会下降，出口将会增加。反之，如果实际汇率高，情况就会相反，国内进口将会增加，出口将会下降。因此，实际汇率与一国净出口有一个函数关系，可以写为NX=NX（ε）。而正如前文所言，净出口额一定等于资本净流出额，也就是等于储蓄减去投资。因此，实际汇率由两条线的交点决定（见图5）。

有了解释贸易余额与实际汇率的模型，接下来就可以开始分析美国此次贸易保护可能带来什么影响。如果政府限制或者禁止国外某些产品的进口，那进口额将会下降，净出口将会更高。如图6所示，更高的净出口会将净出口曲线向右移动。然而，贸易保护政策既没影响储蓄，也没影响投资，所以（S—I）曲线将会保持不变。所以，尽管有更高的净出口曲线NX2，但其与（S—I）曲线的交点并没有因此而向右移动，而是保持原值不变。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贸易保护政策并不影响贸易余额，只会导致实际汇率上升，即本国商品相对于外国商品变得更贵了，国内进口意愿反而更大了。这样一来，保护政策刚实行时减少的贸易赤字，又会因价格上升所导致的进口需求而被抵消，所以整体上净出口值仍保持不变。

贸易保护政策不但不会带来政府想要看到的效果——贸易逆差减少或消除，反而会适得其反。由于实际汇率升高，国内商品相对于国外商品变得更加昂贵。因此，在新的均衡处，国内出口额势必会比原来更少；同时净出口值不变，则进口值也变得更小了。所以贸易保护政策不但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减少了一国的进口量和出口量。此外，由于国外相对便宜的商品无法进入本国市场，本国的消费者将被迫支付更高价格购买同种类型的商品，尽管某些特殊利益团体可能受益，但整个社会的状况相较之前恶化了。最后，贸易保护政策的实施还会激起其他国家的愤怒，进而可能采取相应的报复措施，最终可能会导致本国的贸易状况更加恶化。

（二）蒙代尔—弗莱明模型

类似上文提到的小型开放经济模型，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也假设所研究的经济是一个资本完全流动的小型开放经济。也就是说，该经济可以在世界金融市场上借入或借出它想要的任意数量。因此，该经济的利率是由世界利率决定的，即r=r*，而世界利率则假设为外生固定的（因为这个经济相对于世界经济足够小）。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是IS—LM模型的近亲，其原理都是根据产品市场均衡曲线（IS曲线）及货币市场均衡曲线（LM曲线）的交点确定整个经济的均衡点。不同的是，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中IS*曲线增加了净出口一项，即Y=C（Y-T）+I（r）+G+NX（e）。与上文提到的小型开放经济模型不同，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主要针对经济短期效应进行分析，而短期价格是具有黏性的，所以该模型假设国内和国外价格水平都是固定的，进而得出实际汇率与名义汇率成比例（即名义汇率上升，实际汇率也上升）。因此，名义汇率的上升会导致实际汇率上升，外国产品相对于本国产品变得更加便宜，就会引起出口下降和进口上升，净出口反向地取决于汇率e。进一步地，净出口减少会降低总收入，因而得出IS*曲线向右下方倾斜（见图7）。

从流动性偏好理论可以得知，M/P=L（r，Y），LM是一条向上倾斜的曲线；又由于r=r*，所以世界利率和LM曲线的交点决定了收入水平，因而LM*曲线是一条垂直的线，收入水平与汇率变动无关。由两个方程构建的IS*—LM*曲线的交点决定了均衡汇率和均衡收入，这一图形（图8）即蒙代尔—弗莱明模型。

由于美国当前实行浮动汇率制，我们可以此为背景进行进一步分析。美国此次对中国大规模征收关税，会使本国进口出现下降，而进口减少则意味着净出口增加，净出口曲线向右移动。同时，净出口曲线的右移意味着计划支出增加，所以IS*曲线向右移动。然而，由于LM*曲线是垂直的，IS*曲线的右移只会提高汇率，而不会增加收入。这一现象背后的逻辑十分简单（见图9）：净出口曲线的右移对Y产生了向上的压力，而Y的增加会导致货币需求增加，对利率r产生向上的压力。然而，由于美国金融市场开放程度很高，国外资本能够迅速流入美国，这就使货币需求的压力迅速得到缓解，利率会快速恢复至世界利率水平r*。而对本币迅速增长的需求会引起本币升值，本币升值会使本国产品相对于外国产品更加昂贵，出口会出现下降，净出口NX也会减少，使收入Y回到初始水平。其总体效应仅仅是使总体贸易额下降，因为进口和出口都比没有贸易限制时要少。而正如我们所预期的那样，自2018年4月以来，美元开始出现升值（见图10）。虽然加息是其中最主要的影响，但贸易战所带来的影响仍不容忽视。

古语有言：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美国历史上，没有哪个事件比1929年—1933年经济大萧条更能诠释贸易保护所带来的危害了。美国经济处于大萧条时，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于1930年签署了著名的《霍利—斯穆特法案》，法案共修订了1125种商品的进口税率，其中增加税率的商品有890种，有50种商品由过去的免税改为征税。各国政府纷纷表示强烈不满，并提高了针对美国产品的税率。1930年，加拿大率先于16种产品上征收新关税，占美国输往加拿大商品总额的30%。法国和英国亦表示抗议，并开始发展新的贸易渠道。德国则着力于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美国的进口额从1929年的44亿美元骤降66%至1933年的15亿美元，而出口额则从54亿美元骤降61%至21亿美元，降幅均超过GDP同期50%的降幅。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贸易额缩减2/3，与1919年水平基本持平。可以看出，各国所采取的这种贸易保护政策虽然看似保护了本国企业并维持本国经济，但是实际上却对经济大萧条起到了加重作用。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贸易保护主义不论对外国或是本国都没有好处，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其实是在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七伤拳，确实是不明智的举动。正如1930年1028名经济学家的联名信中所言：“我们坚信加征保护性关税是错误的。整体而言，它們总会增加国内消费者的购买价格。贸易保护水平一旦提高，绝大多数美国公民都会因生活成本上升而受到伤害……美国的出口贸易会整体受损。别的国家不可能永远光买不卖，我们越是通过高关税限制从别国进口产品，我们对别国出口的能力也就越弱。他们必然会被激怒，对美国产品回赠报复性关税。”

四、美国发动贸易战的深层次原因

贸易战给中国或是美国都会带来损失，那么美国为什么还要挑起贸易战，美国贸易战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一）对国内产业空心化的担忧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大背景下，美国就对国内的产业结构进行了重大调整：将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转移到日本和德国，美国国内主要致力于发展集成电路、精密机械、精细化工、家用电器和汽车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上世纪80年代，美国又将转移的产业扩展到包括汽车、电子等在内的已经实现了技术标准化的资本密集型和部分技术密集型产业，美国国内只保留位于产业链顶端的部分。美国将国内产业大多转移到其他国家，自身经济来源主要依靠什么呢？答案是：金融。

美国利用自己的金融霸权在全球以金融手段汲取其他国家的财富，从而在全球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金融经济”。毋庸讳言，金融经济其实就是“食利者经济”，它是利用自身在财富再分配中的优势地位去实现利益最大化。为什么金融在财富分配中占有绝对优势？因为金融杠杆是经济领域最高倍数的杠杆。过去40年，金融杠杆不断放大。据麦肯锡全球经济研究所的不完全统计，1980年，全球虚拟经济总值与全球GDP的比值为100%多一点，而1995年膨胀到了215%，2005年突破300%，达到316%，2010年达到338%，其中美国该比值达到420%，欧元区该比值达到380%，英国该比值达到350%。利用金融获取财富，“以钱生钱”，无疑是天底下最快捷、效率最高的手段。因此美国几十年间一直着力打造自己的“金融帝国”，而无视国内产业日渐“空心化”的现实。

对于这一问题看法的转变起源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国内产业“空心化”密切相关。当实体经济所创造的财富无法满足金融胃口時，泡沫经济就出现了。当时美国房地产市场繁荣，不论银行还是个人，纷纷利用由房产贷款而开发的金融衍生债券来投机致富。最终，房地产泡沫破裂，金融资金链断裂，而金融衍生品和杠杆的滥用导致空前严重的金融危机。这场危机让美国以及世界各国看到了一个关键问题：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足够的实业资本，经济必然是金融化、空心化，即使是美国这样拥有最强大货币霸权和金融统治的国家，也难逃危机厄运。

因此，继奥巴马提出“再工业化”之后，特朗普更加激进地推动这一进程，甚至不惜背叛过去40年美国自己主导建立并全力推进的国际经贸秩序和规则。自特朗普上台后，美国以“降税+制裁”——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诱迫美国本土企业将工厂搬回本国，并着力吸引他国企业到美国本土投资，为产业资本大开绿灯；并不惜违背世贸组织规则，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对进口产品加收关税，以此保证美国国内产业恢复和发展。

（二）对中国迅速崛起的忧惧

俗语云：“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新旧更替，此消彼长，自古而然。据经济学家高善文预测，基于现在的趋势，大约在2028年前后，中国的经济总量以市价汇率计算将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届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很可能在25万亿美金到30万亿美金之间。而一旦中国追上和超过美国，美国可能没有太大的机会重新占据第一的位置。而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日本，经济体量可能只有约5—6万亿美金。也就是说，中国或者是美国，都将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5倍。因此，世界将不可避免地进入由中美两个大国领导的G2格局，中国很有可能在未来20年内与美国并驾齐驱甚至赶超美国。

毋庸讳言，作为一个称霸世界近百年的世界霸主，美国对于中国这一新秀崛起充满了忧惧。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全球产业转移浪潮大力发展本国经济，经济总量现已跃居世界第二。更让美国担忧的是，近年来中国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坚持创新驱动发展，计划在2025年迈入制造业强国行列。对外积极建立国际社会新秩序，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并领导建立亚投行，大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强与各国自贸区建设，以及与各国签订货币互换协议。对内对外双拳齐出，中国正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发展本国经济以及获得国际上更多话语权。

毫无疑问，中国这一套“组合拳”切中了美国的要害。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美元统治地位以及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贸易格局都将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美国对中国的定位也因此发生了显著的变化。2018年1月19日，美国国防部发布新版《国防战略报告》，该报告弱化了恐怖主义威胁，将“国家间战略竞争”视为美国家安全重点。文中10 多次提及中国，并把俄、中两国列为主要竞争对手。1月30日，特朗普在《国情咨文》中明确“大国竞争才是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中国从最初的“互补者”演变为后来的“竞争者”，今年定位又从“竞争者”被提升至“美国对手”。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政府执意要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挑起战端丝毫不足为奇。美国无法容忍自己苦心建立的国际贸易体系受到威胁，更无法容忍自身赖以生存的技术领先地位受到挑战。纵观历史，美国也采取了贸易战的方法，打压居于第二位的国家，抑制第二位的国家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日本便是一个典型的案例。1985年，美国以贸易赤字过大为由，与日、德、英、法四国在纽约广场饭店签订协议，史称“广场协议”。协议规定，为化解美国当前巨额的贸易赤字，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主要货币有秩序地下调；日元与马克应大幅升值，以挽回被过分高估的美元价格。此后日元大幅升值，对日本出口导向型产业产生了巨大影响。为了保持国内高速经济增长，日本政府便施以调降利率等宽松的货币政策。从1986年起，日本的基准利率大幅下降，国内资金大量投入股市及房地产，从而形成了上世纪90年代日本著名的“泡沫经济”。这个经济泡沫在1991年最终破灭，接下来日本经济便一蹶不振。

实际上，在“广场协议”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大幅增加。日元升值并没有为美国商品打开广阔的日本市场，因为日本产品与美国本土产品有很强的结构性差异，形不成价格竞争。即使在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最悲惨的时代，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日本产品（无论是电器、汽车，还是中间机械产品）失去了国际竞争力。因此，就减少美国对日的贸易赤字这一目标来说，“广场协议”是彻底失败的。但美国成功地抑制了日本出口增长，进而抑制了其经济发展。

美国早就对中国采取了类似当年对付日本的措施：逼迫人民币升值，开放国内产品和资本市场。然而这些措施并没达到预期效果，人民币升值幅度并不很大，国内资本市场也没有完全开放。中国资本市场没有开放，美国无法利用其最拿手的金融手段攻击中国，所以美国才用了一个不大隐蔽的手段：征收关税加“301调查”向中国发难。

由此观之，此次美国挑起的贸易战绝不单单是美国想要改善其贸易逆差这么简单，“水下的冰山”体积应该十分庞大。因此，中国更要做好各种准备，避免“中国号”巨轮撞上潜藏在水底的“美国冰山”，打好这场命运攸关的贸易战。

五、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几点建议

美国既然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那么中美贸易战就不可避免，只是或早或晚，规模或大或小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弈局的另一方，中国如何应对，才能破解美国处心积虑的打压呢？

（一）对等还击

从短期来看，第一，与美国“对等还击”。针对美国对中国产品的“征税清单”制订“反制清单”，把美对华出口的飞机、大豆等大宗商品等都列入制裁名单中，形成与美国“对等还击”的状态。只有拥有这份“核威慑”，才能避免在这场贸易战中陷入被动。第二，利用WTO规则以及争端解决机制对美发起反击和报复不失为一剂良药妙方。中美两国同为世贸组织成员，都有义务遵守相关规定。孔子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利用WTO爭端解决机制无疑站在了道德和法律的制高点，这对中国后续采取相应措施提供了非常有利的道德和法律基础。第三，对美国在华跨国公司进行施压，以间接影响美改变其贸易保护政策。跨国公司不仅具有很强的政治影响能力，同时也是贸易保护的直接受害者。目前，沃尔玛、梅西百货、百思买等美国知名零售商已联合致信特朗普，呼吁美国政府不要对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加征关税，以免损害国内消费者利益。如果美国接下来采取任何不利举措，中国可“以牙还牙”，通过扼制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利用跨国公司在美国的影响力，间接促使美国改变其贸易保护策略。

（二）保持定力

从长期来看，中国应保持定力，着眼于国家未来全方位的发展。一方面大力推进创新，补齐短板，让“缺钙”的制造业强起来。此次贸易战美方的制裁无疑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如果没有创新，规模再大的制造业也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如果没有核心技术，企业命运就掌握在其他国家手中，外国就扼住了中国的“咽喉”。此次“中兴危机”就是例证。因此，我们必须把创新摆在发展的首位，把更多社会资源配置到高新技术企业。唯其如此，中国才能真正摆脱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技术束缚，逐步向强国迈进。另一方面，中国应完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淘汰落后产能，削减过剩产能，矫正要素扭曲配置，扩大有效供给。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此次贸易战如果开战，我们可以借力打力，加速淘汰钢铁等产业中落后和过剩产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产品附加值，更好地与国内需求侧相匹配。

（三）重构国际经济新秩序

国际方面，中国应抓住美国此次贸易战波及全球主要国家的契机，致力于构建以中国为主导的国际经济新秩序。首先，积极推进和落实“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将中国的优质产能输送至更多国家，让沿线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共享中国发展的成果，同时实现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其次，巩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地位，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亚洲区域的建设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再次，积极推进自由贸易区建设，完善现有自贸区，并着力与其他国家建立新的自贸区，加强与全球其他各国贸易往来。最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鼓励其他国家直接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贸易结算，扩大人民币适用范围。

美国贸易逆差根源在于美国，美国发动贸易战不仅会拉低国内进出口额，使国内消费者和部分企业受损，也可能遭到中国的报复。中美贸易战已箭在弦上，虽然中国不愿意打，虽然“和”对于两国人民最好，也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但如果美国把中国视为对手，“战”便不可避免。“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面对未来，中国不仅有能力与美国下好这盘棋，而且有信心获得最终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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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睿泽，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