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扶贫开发战略思想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的消除贫困思想，二是党的历代领导人的消除贫困思想，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消除贫困思想。追溯习近平扶贫开发战略思想的理论渊源，对于深刻理解其生成逻辑，加快推进扶贫开发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习近平扶贫开发战略思想理论渊源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逐渐形成了新时代的扶贫开发战略思想，这是我国扶贫开发理论的重大创新。当前，学界对扶贫开发战略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重大意义、主要内容、突出特征等方面，而鲜有对其理论渊源的深入研究。探讨和考察习近平扶贫开发战略思想的理论渊源，有助于深刻认识其科学内涵，有助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消除贫困思想是理论源头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结合社会发展状况，对无产阶级的贫困问题进行了分析，形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消除贫困思想，这成为习近平扶贫开发战略思想的理论源头。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消除贫困的思想

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后，欧洲的封建专制主义势力受到极大削弱，资本主义得到了迅速发展，但社会贫富差距呈现逐渐增大趋势，在此背景下，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的贫困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1.私有制是产生贫困的根源。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在一定程度而言，就是关于贫困阶级的理论，他们深刻地论述了贫困产生的根源，认为私有制是造成贫困的最重要原因。随着私有制的不断发展，劳动逐渐异化，人们的自主活动、生产等被贬低成了手段。由于不公平的私有制度，资本家凭借占有的生产资料，剥削工人阶级用剩余劳动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完全进了资本家的腰包，工人阶级除了拥有廉价的劳动力之外，无法占有自身创造的剩余价值，以至于出现了无产阶级日益贫困化的现象。

2.变革社会关系是消除贫困的主要途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消除贫困的主要途径是变革社会关系，只有彻底消灭私有制这一让人类不平等的罪魁祸首，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解放，否则，其他任何举措比如改善工人状况的政策等，都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随着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就使得这个社会被自己的富有所窒息，而同时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却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免除极度贫困的任何保障”[1]。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消除贫困的最终目标是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物质极大丰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从而让每一个人都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二）列宁关于消除贫困的思想

19世纪80年代，俄国资本家对工人阶级进行无情的剥削和压迫，加之農奴制度残余，引起广大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强烈不满，残酷的社会现实成为列宁消除贫困思想形成的土壤。

1.重视贫困问题。早在1912年，列宁就非常重视俄国农民的贫困问题了，他对当时导致千百万农民挨饿的严重灾难进行了研究，并从社会制度的视角深入探讨了贫困的根源。列宁对“上层分子”进行了辛辣的批判，深刻揭露了当时“上层分子”的残酷行为、俄国社会财富分配的极其不公以及广大人民生活在贫困边缘的现实。1917年，列宁把防止饥荒和消除经济破坏作为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敏锐地发现日益严重的饥荒问题对全国革命形势造成了极大的消极影响，并主张苏维埃政府必须及时对全国范围内的生产和消费活动进行监督。

2.消除贫困的制度根源。列宁认为，无产阶级贫困是资本主义剥削造成的，无产阶级受到的剥削是大规模的、社会化的、集中的，解决贫困必须同资本主义进行斗争，维护自身的利益，“并引导俄国无产阶级循着公开政治斗争的大道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革命”[2]在农村，俄国建立了贫困农民委员会，改组村苏维埃，成立正式的苏维埃，使其成为农村的基层政权机关。民粹派为了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完全不顾广大农民贫困的生活状况，列宁对其行为表现出强烈的不满。

3.实施新经济政策。为了巩固用鲜血换来的革命成果，苏维埃政权实施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其中包括余粮收集制，农民必须按照规定的价格把余粮交给国家，绝不允许私人进行买卖。这项政策虽然对巩固苏维埃政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农业开始逐渐萎缩，产量大幅度下降，余粮收集制的弊端日益凸显。为了改变当时的混乱局面，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苏维埃必须及时对余粮收集制等“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进行调整，实行有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新经济政策。

4.对小农进行改造。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基础上，列宁结合俄国实际进一步发展了农民教育思想，认为小农思想意识的形成具有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消除农民贫困，就要对小农思想进行改造，但改造教育小农是一个曲折漫长的过程，在短期内无法改变社会经济基础的前提下，要想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通过宣传教育，不断提高农民思想文化素质和农村社会文明程度。在改造俄国小农方面，列宁提出农民应该走出乡村，融入城市生活，从事非农业的工作，这与习近平的搬迁扶贫、教育扶贫等思想不谋而合。

二、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消除贫困思想是重要来源

习近平扶贫开发战略思想不是与生俱来的，它与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消除贫困思想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是一脉相承的。

（一）毛泽东关于消除贫困的思想

毛泽东的消除贫困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消除贫困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贫困问题相结合的理论成果，开启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消除贫困思想的新纪元。

1.把农民组织起来。在毛泽东看来，必须下决心认真研究农民问题，对农民的所需所盼所求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再去做思想引导工作，把他们组织起来，带动他们加入农民协会，从而更有力地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新中国成立后，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国内经济社会亟待发展，农村社会秩序必须尽快稳定下来，以便实现农业增产，这就需要把农民组织起来。毛泽东提出要在自愿原则下，鼓励各地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并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来做，逐步让这种互助组织由低级向高级形式转化，从而不断推动农业生产发展，促进粮食生产，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

2.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是农民赖以生存生活的立命之本，中国农民长期以来之所以处于社会的最底层，面临着饥饿等贫困问题，主要是因为缺乏土地这个基本生产资料。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十分重视从解决土地问题的角度消除农民贫困，为此实施了《土地法》。对于土地问题的重要意义，毛泽东认为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有六个方面，使农民得解放、增加生产、保护革命、废除封建制、发展中国工业及提高文化等[3]。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开展了土改工作，并在西柏坡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上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毛泽东针对当时的土改征求相关意见，并指出了如何在解放区进行土改斗争。

3.重视农民教育。毛泽东是中国特色农民教育理论的首创者，提出以思想政治教育为重要手段，对农民自身不可克服的阶级局限性加以改造。在延安时期，毛泽东认为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一方面要进行生产，不断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让老百姓有饭吃，起码不饿肚子；另一方面，还要大力发展教育。只有生产发展了，群众的教育水平上去了，才能更好地与旧政治、旧政府、旧军队进行斗争，如果只会搞政治、搞军队，而不会搞经济和文化教育，共产党就没有多大用处，因为老百姓要吃上饭、穿上衣，避不开发展经济和文化教育。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4]。

（二）邓小平关于消除贫困的思想

邓小平很重视贫困地区、贫困群众的脱贫致富问题，阐述了让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政策路径，其消除贫困的思想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消除贫困思想的新篇章。

1.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废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开始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首先从农村入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通过下放权力，给农民充分的经营自主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社会生产力。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我们反对旧社会、旧制度，就是因为它是压迫人民的，是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5]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经济社会迅速发展，让人民群众摆脱贫困，邓小平提出了从温饱、小康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三步走”战略。

2.先富带后富。平均主义以及“大锅饭”与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严重相违背，它们的实施不仅没有让我国达到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反而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严重受损。为了不再重蹈覆辙，邓小平认为不能畏手畏脚，必須解放思想，加快改革步伐，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发挥示范作用，实现先富带后富。实施这一政策，不仅有利于培养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协作的精神，使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共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而且也有利于促进不同区域的协调发展，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不断提高我国综合国力。

3.实现共同富裕。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但实现共同富裕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它需要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6]邓小平科学阐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认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一个重要的目标，即共同富裕。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牢记初心，继续前进，通过不断解放发展生产力，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走共同富裕之路。

（三）江泽民关于消除贫困的思想

江泽民把贫困群众放在心上，系统论述了扶贫开发理论，其消除贫困思想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消除贫困思想的新视域。

1.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改革开放后，东部地区借助优越的地理位置、国家的优惠政策，取得了经济社会的较快发展，造成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不断扩大。面对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江泽民提出要不断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逐步缩小区域差距，实现全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最终达到各族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在世纪交替之际，江泽民认为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步伐的时机已经成熟，条件已经具备，为此提出了要不失时机地实施西部大开发、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战略构想，这也是对邓小平“两个大局”思想的具体部署。

2.开发式扶贫。1994年，国务院印发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力争用七年时间，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到20世纪末基本解决我国农村8000万贫困群众的吃饭问题，实现这一目标并不容易，可谓时间紧迫，任务艰巨。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坚决打赢这场硬仗、恶仗，1996年，中央又专门召开了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江泽民在这次会议上对如何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脱贫工作再部署、再安排。江泽民还非常注重扶贫方式的创新，认为解决贫困地区群众的温饱问题，必须不断增强贫困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

3.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江泽民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对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的继承和发展。2002年，他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起草组会议上，明确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性目标是基本可行的，也符合邓小平分阶段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思想，与党的十五大对新世纪的展望、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要求相一致，既有利于进一步展示良好的国际形象，也同我们实现社会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的目标是吻合的[7]。

（四）胡锦涛关于消除贫困的思想

胡锦涛丰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消除贫困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消除贫困思想的新境界，对习近平扶贫开发战略思想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

1.建立扶贫试验区。贵州作为全国最贫困的省份之一，贫困问题是困扰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突出问题，如何带领群众实现脱贫致富、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这是时任省委书记胡锦涛思考的大问题。胡锦涛决定改变过去全国推进的扶贫方式，实行重点突破，选择一个典型地区进行试点，然后再根据试点情况进行推广。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后，建立了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示范区，并对于怎样推进试验区建设步伐，提出了五个方面的要求。

2.统筹城乡发展。胡锦涛对于如何消除农村贫困有着独特的见解，认为农村的发展离不开城市的繁荣，两者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相互依赖、相互促进。胡锦涛提出了“两个趋向”的观点：“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8]不难看出，胡锦涛认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时候到了，统筹好城乡发展仅靠农村内部动力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外部资源拉一把、推一下，继续加大对农村的政策倾斜力度，下更大决心实施扶贫开发，让贫困群众过上生活宽裕的好日子。

3.统筹区域发展。统筹区域发展是统筹兼顾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任务，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对于如何实现区域协调发展，胡锦涛认为必须统筹区域发展，健全区域协调互动机制，坚持公共资源向贫困地区、边境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倾斜，切实做好扶贫开发工作，通过加大国家扶贫开发力度，让这些地区的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实现不同地区之间共同发展。

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消除贫困思想是历史源泉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的结晶，积淀的丰富消除贫困思想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习近平扶贫开发战略思想的历史源泉。

（一）傳统文化中的消除贫困思想

习近平具有强烈的传统文化情节，非常重视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多次强调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推动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是我国最深厚的软实力，是我国民族独特的精神旗帜，是中华民族绵延不断的文化基因。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中蕴涵着朴素的消除贫困思想，比如乐善好施、扶贫济困、均贫富等，对习近平扶贫开发战略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消除贫困思想，习近平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进行了批判和继承，形成了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之中的扶贫开发战略思想。儒家的民本、仁政、大同思想以及墨家的兼爱思想等实际上就是围绕群众贫困问题进行的深刻思考。春秋时期，齐国大夫晏婴在回答齐景公“古之盛君”的行为准则时提出了“权有无，均贫富”的思想。《论语·季氏》第十六篇：“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孟子提出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大同思想。墨子认为和平、非攻、兼相爱的社会是理想社会，人与人之间应互助互济。“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若饥则得食，寒则得衣，乱则得治，此安生生”；“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

（二）古代济贫政策的现实意义

儒家的民本、仁政、大同思想以及墨家的兼爱思想等，就是围绕贫困问题进行的深刻思考。受此影响，我国古代政府较早地实施了济贫方面的政策，并逐渐形成了扶贫济困、乐善好施、助人为乐等优良传统，这对我国正在着力实施的以政府为主导的扶贫开发工作很有价值。在周代，一旦遇到荒年，政府会就对灾民进行救济，《周礼·大同篇》有这样的记载：荒政十二聚万民，一曰散财，以给粮食；二曰薄征，以减租税；三曰缓刑，以省刑罚；四曰驰力，以息徭役]。《管子·入国篇》记载：“入国四旬五，行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疾，七曰通穷，八曰抓困，九曰接绝。”《周礼·司徒篇》记载：“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赈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汉朝，政府为了救济灾民，建立“常平仓”制度；隋朝建立了“义仓”；宋元时期设置了“广惠仓”；清朝设置有“义田”，甚至有养济堂、栖流所、育婴堂、普济堂等。儒家的民本、仁政、大同思想，墨家认为和平、非攻、兼爱的社会是理想社会，人与人之间应互助互济。中华民族在实践中形成了消除贫困的优良传统和济贫政策，深深影响着每个人的思想精神状态以及对贫困的深度思考，这是习近平扶贫开发战略思想产生的深厚历史源泉。

参考文献：

[1]列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8]胡锦涛.胡锦涛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本文系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习近平精准扶贫战略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6YBQ066）阶段性成果。〕

（郝涛，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共青团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