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帆

摘要：成都在民国时期的文化教育受到交通条件与战乱的严重限制，经费短缺，推行速度远不及沿海地区。在当时，不仅是私立学校，就连公立学校，甚至是重点公立学校的教学设备都不能得到基本的保障，而迁址更是家常便饭。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成都努力维持着教育的血脉，用信念与理性一步一步迈着沉重而坚定的步伐挺了过来，校歌响处，兴我华夏，弦诵不绝。

关键词：中等专业 职业技术 教育 成都

中图分类号：G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8）14-0170-02

一、民国时期成都教育建设总览

清末鸦片战争以后，一股西学东渐的清风从沿海吹向内陆，成都也紧跟步伐建立起各类教育学校，当时成都的学校大致可分为“官立、公立、私立、外人立四种”。1875年建立的尊经书院，吸纳省内各府选送上来的优等人才。

国民政府从1913年起，将其中的“实业学校”分为甲、乙两种，分为省立和县立。1917年，成都的实业学校共有8所，1931年，改称其为“职业学校”，分为初、高两级。可见民国时期的成都对于职业教育已有一定重视，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在1936年之前，成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凋敝，民生艰难，职业学校的发展显得十分缓慢。到了1949年9月，成都的各类职业学校才总共建成17所。其发展缓慢的因素来自多方面，最直接的原因便是战事频繁，资金贫乏。

二、经费与设备

教育经费在很大程度上会直接影响到教育的水平，学校的课程安排与师资力量往往会受到教育经费的诸多限制。民国初期，教育经费因政局动荡，具体拨放到教育的数额，很难保证其专款专用，真正投入教育中的经费就显得杯水车薪。

成都市的教育经费在此期间也是捉襟见肘，据统计，在1931至1934年间，“省内职业学校经费仅占省内中等教育经费的13.8%”，但是在1935年“省内各职业学校预算经费约占省立中等教育经费数额27.2%”，可见在当时的教育经费预算与实际支出之间，存在着较大的落差。

民国时期的专业和职业学校的教学设备十分简陋，教室和宿舍也显得狭小而拥挤，再加上时局动荡，学校很难在同一个地方长久扎根，迁址是家常便饭。其中成都教学设备最好的四川职业学校，在建校22年之后，也由包家巷迁至学道巷，这里曾是四川省工学院的旧址，前者留下了大量的可用资源。据统计，这次迁址让四川省职业学校的教学设备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不仅学校的占地面积扩大到了20亩，而且得到了一个“拥有20匹马力瓦斯机和10多台机床的实习工厂”，还接管了“一个陈列着各种典型机构、冶金标本及各专科课程的演示教育仪器的综合模型馆，还有物理、化学等基础课程实验室”。在如此充足的教育资源下，按理说学校便可安心发展下去，但学校在1939年被日机毁于一旦，全校师生只得迁至成都东郊多宝寺的一座小庙坚持授课。由于这次迁址十分匆忙，学校的许多教学设备与仪器并没能一并带上，众多需要专业操作的课程无法正常进行，就连校舍都只有317.3平方米。专业和职业学校本就是实践性极强的培训学校，实践课占很大比重，在如此简陋的环境下，高质量的教育水平，便是水中花，镜中月。直到1946年抗战结束，四川职业学校才从多宝寺迁出，移至茶店子得以重新整顿修建。

可见在当时，不仅是私立学校，就连公立学校，甚至是重点公立学校的教学设备都不能得到基本的保障，而迁址更是家常便饭。

三、教学情况

民国时期的教育面临着种种困难，社会矛盾的剧烈变化让许多人还来不及适应，更一时间难以改变旧时的社会观念。但是随着政府一系列强硬与及时的政策转变与教育推广，“同清末相比，民国时期无论在学习制度、教育规模、课程设置、学科标准、教育质量等各方面，都有较大的进步，并大体完成了从闭关锁国的中世纪‘原生态，向国际接轨的开放型、多元化‘新生态的过渡。”

成都市政府曾在1927年十分郑重地指出了平民教育与社会教育其分工不同，应有所侧重，分别注意。在平民教育方面，应着重注意“如何监督指导及扩张”“对于市内私塾之如何改良取缔”“对于义务教育如何实施”的问题；在社会教育方面，则细致到了通俗讲习所和图书陈列馆的监督、公共娱乐场所的指导、剧本和讲演本的改良、学校成绩的统计、历史遗迹的保护等方面，“凡此种种，莫不究心探求”。可见当时的成都，对于社会教育有着极高的关注度，并从具体的方方面面细致地作出了规定，“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一起构成了理解民国教育的重要维度。”而职业学校的教育对象与其后毕业的服务对象，也多为社会人士，国民政府对其教育的认识与投入占有绝对的重要地位。

民国时期的职业学校课程与教学多以新学为主，通常进行的是有目的性的专业人才培训，以求能有针对性地掌握先进的科学与技术，在毕业后便能迅速投入到社会生产中去，达到一种立竿见影的成效。而中等职业学校既然是以学习技术为直接目的，必然要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因此足够的试验与实习课程是必不可少的。

四、师生待遇情况

民国时期的师生待遇不可一概而论，由于时局因素，其随着时间段的变化，有着巨大的落差与变数。国民政府实际上曾有过多项财政措施向职业学校倾斜，从而保证学校的正常运转以及对优秀人才的培养。有学者统计过，1937年时，职业学校的“专任教师月薪资最少的30元以下，最多达250元”，而此时“上海工人的月工资大致为14～15元”，这样算来，职业学校老师的工资高出了工人的十多倍。而教育部又在1940年发布规定，职业学校的教师工资必须比中学老师的工资多“提高30%到40%”， 对于家庭困难的老师，学校甚至会对其子女进行补助，以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安心于教学工作之上，等等。可见当时的成都虽然地处偏隅，但职业学校的教师工资也已达到了一定水平，虽然与发达地区的最高工资仍有一定的差距。其实受时代的影响，实际上教师待遇多数情况下并不能按照规定准时定量下发，便时有教职员发出苦闷之声。

在学生方面，国民政府对于入学学生的待遇一直比较重视，一则由于多数学生并无经济来源；二则因为就读职业学校的学生多来自于贫困家庭；三则国民政府方面也希望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以便能更好地完成学业，为国家培养出优秀的技术人才。据记载，1938年成都私立华西大学高级护士职业学校的学生，“试读生收食宿费及书籍费，不敷数由校方补助；正式肄业生，凡伙食、衣服等概由校方负担，其他依照惯例，每月津贴学生”等。可见，当时成都职业学校的学生是在一种有保证的条件下进行学习的，政府与社会各界对这些“希望之光”投入了莫大的关怀与支持，以保障他们能顺利掌握技术，提高教育质量。

教育质量的提高关系到民族素质的提升，关系到综合国力的增长和现代化进程的速度。民国时期的专业教育与职业教育只是民国教育史中的一个方面，纵观下来，时处烽烟乱世，颠沛流离，或许在巨大数据落差下的实际教育经费只是杯水车薪。但可以由此瞥见，自始至终国民政府与社会各界从未放弃过教育，坚强的成都人民也从未有一刻放弃过对教育的延续，他们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努力维持着教育的血脉，培养着一批又一批的民族脊梁，用信念一步一步迈着沉重而坚定的步伐挺了过来。

参考文献：

[1]市区建制之历史[Z].成都市市政年鉴，1928（1）.

[2]张元隆.民国教育经费制度述论[J].安徽史学，1996（4）：65-68.

[3]葛福强.民国高校教师待遇的历史考察（1912—1949）[J].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2（6）：38-42.

責任编辑：孙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