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娜 张洁

摘 要： 身份情结与读书的期望值关系密切，中国人对身份的重视自古以来如此。本文从纵向的角度概述二者之间的必然联系，目的在于探究父母对子女读书期望值过高的内在因素，引起大家的思考和重视。

关键词： 身份情结 期望值 历史渊源

当今社会为什么父母对子女读书的期望值那么高？答案很多，但我认为背后的“推手”主要是——“身份情结”，人们对自己和子女理想身份的渴望。

身份指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源自statum（拉丁语stare的过去分词形式，意思是站立），即地位。狭义上指个人在团体中的法定或职业的地位。

《现代汉语词典》注释：一是指自身所处的地位，二是指受人尊重的地位。本文采用的意义——指个人自身所处的地位，受人尊重的地位。

中国人从古至今都很重视个人的身份，但要想得到自己理想的身份，读书是最重要的一条路。虽然读书不是取得理想身份的唯一条件，二者之间不能画等号，但社会承认、大家公认：通过读书这条路可以取得理想的身份。

中国人的身份情结与读书期望值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下面我从纵向角度论述二者的关系：

一、科举制度和儒家传统文化影响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科舉考试内容围绕“四书五经”的范围。儒家的传统文化：“书中自有黄金屋”，“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些观念主宰着一代又一代人。可以说，科举考试承载着儒家思想，儒家文化规定科举考试内容，从而定格了读书的道路；确定了读什么书，读书的目的（追求理想身份）。从此，读书的期望值和追求理想身份的关系，“形式”与“内容”得到天衣无缝的融合，对中国古代学子的影响极深。

在古代，由于生产力低下，小农经济落后，能读得起书的人家并不多。读书人家多是“生活富庶”、“书香门第”之家。古代学子寒窗苦读，大多是要承传祖上炫耀身份，或想改变自己低下的身份，取得一个理想的地位。因而“科考”考场上有很多“屡不中屡考”的考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清代吴敬梓笔下的范进。范进考了20多回，一直到54岁时才考中举人，得知喜讯后高兴得疯了。封建社会，像范进这样一生痴迷读书改变自己身份的人比比皆是。明末人谈迁在《枣林杂俎·圣集·科牍》中记述了不少明朝学子参加科举考试的故事。其中提到的刘珠、董又莘两位进士均为高龄考生。刘珠是荆州公安县人，与内阁首辅张居正是“湖北老乡”，关系很好。但刘珠一直考了36年，至66岁时才在张居正做主考官那年上榜。考中进士创下中国古今考试史上“考生”年龄最高纪录的，是清代年过百岁的广东顺德老秀才黄章。据清代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二笔》中记载，黄章参加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乡试时已102岁，已有重孙了。黄章在提入考场的灯笼上写了“百岁观场”四个大字，由曾孙为之引导入场，并放言如果这次考不中，105岁时也考不中，到108岁时才有好运。令人慨叹的是，像黄章这样的超高龄考生在清代并不少见。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会试中，地方各省上报70岁以上参加会试的考生多达122人，其中80岁、90岁以上，并考完了三场的考生有92人。

可见，古代通过读书改变自己身份的读书人是何等执着！科举制度和儒家文化是何等深入人心！但在封建社会通过科举“中举”的人毕竟很少，像范进这样一些苦读一生，到老中举的人更不多，很多人坐穿板凳，默默无闻，一生穷困潦倒，到头来没有实现改变自己身份的理想，只能把通过读书取得理想身份和地位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对下一代读书的期望值更高，唯恐重蹈自己悲惨的老路。

读书（期望值）——科举考试（儒家文化）——改变地位（理想身份）。这条明晰的科举制度持续了一千三百多年。这段历史不但对中国人影响极深，还明确了读书期望值与理想身份取得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

二、特殊时代的影响

有一段时期，出现了“读书无用论”，读书人的身份有所下降，读书的期望值有所下降。

1977年，停止了十年的高考恢复，引发了全社会的读书热，很多青年人的求知欲、读书欲被唤醒、被激活。最初估计有1亿4千万人符合高考报名条件。其中包括：1966年至1977年的全部高中生、以同等学力报考的历届初中毕业生，以及被允许提前报考的1978届优秀高中生，形成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局面。1977年冬天，中国570万考生走进了曾被关闭了十余年的高考考场。当年全国大专院校录取新生27.3万人，录取率4.8%。1978年全国参加高考人数610万人，录取人数40.2万人，录取率7%。1977年冬和1978年夏的中国，迎来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考试，报考总人数达到1160万人。

1978年，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开始改革开放。这一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宣布“科学的春天”到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读书人的地位得到了提高，读书的期望值飙升。

1977年、1978年一共有67.5万人走进大专院校。考上大学的人尝到知识改变身份的甜头：他们高考前，有的是伐木工人，有的是种地的农民，有的是复员军人等。大学毕业后，成了各行各业骨干、领军人物，身份变了，地位提高了。这些人对自己的孩子期望值特别高，希望下一代比自己更强，更能展示自己的风采。但还有很多人因为各种原因不能跨进学校大门，只有把读书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来圆自己读书的梦。“子女考上大学，蓬荜生辉，一家人光荣”，上大学不但孩子本人改变了身份，还给整个家族带来了荣耀。尽管自己没有上大学，但大学身份情结却深深烙在父母心头上。

有大学身份情结本也无可厚非，但是很容易在自己有了孩子之后，放弃自己的努力和积极进取精神，把这种情结转移到孩子的身上，把父母梦想的接力棒递到孩子手中。很多父母意识不到自己的这些言行正是补偿心理在家庭教育中的运用。圆梦补偿心理就是由于某种原因，导致自己没有得到或失去的东西，期望在他人身上获得，以满足自身的心理需要，获得心理平衡。反映在教育孩子身上，就是把自己没有实现的人生梦想转嫁到孩子身上，由孩子达成个人愿望的实现。他们没有意识到这种圆梦补偿心理对孩子身心健康发展危害极大。

中国人的身份经过这一特殊年代演变：工农兵（身份提高）——知识分子（身份下降）——读书期望值（降低）——恢复高考（出现读书热）——知识得到（尊重）——读书期望值（提高）。身份和读书期望值共同推进。

三、时代变革的影响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经济比较落后，工业不发达，物质生活困乏，精神生活贫乏，人们需求较低，大家对“富裕”的概念比较模糊，认为只要有饭吃、有衣穿，就是“富裕”。在这种经济不发达时期，大家对自己的身份考虑得比较少，而且对身份的理解比较表面化：识几个字，上衣口袋里插上支自来水笔（上海牌），标志是有文化身份的人。插上两支，就更不得了；如果手腕上能戴块上海牌的手表，认为这人学问很大而且有地位；如果能骑上辆永久牌或飞鸽牌的自行车，背上个会唱歌的小盒子（收音机），肯定是了不起的“大人物”。具有这样条件的人，标志着有文化地位、有经济地位的身份，这种人无论走到哪里，都受人尊敬、受人爱戴，和这样的人站在一起，自己感到荣耀，脸上有光彩。

那时自來水笔、自行车、手表、收音机成了有文化、有经济地位的标志，成了人们照相时炫耀身份的“道具”：手扶自行车，手腕上戴块手表，把袖口高高卷起来，让手表百分之百露出来，瞧，这照片上的人多有“身份”。人们看到这照片，就会称道：“这个人的身份真不一般。”如果拿这样的照片找对象，命中率是非常高的。

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困乏的年代，人们对“身份”的理解就这么简单。因为大家的生活水平都差不多，思维相对处在一个平面，思想比较单一。对自己身份不够重视，对孩子读书的期望值不高。

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诞生，知识经济到来，经济持续发展，物质生活不断丰富，人们的生活一天天富裕起来，对身份的重视程度一天天提高。因为每个人获取成功的可能性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要想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失败者”，必须期望更多的东西。这时，人们对身份的追求更强烈，对身份的理解越来越明确：从“有头有脸的人”——有“身价”的能人——工程承包人————大老板——开发商———公司经理——公司董事长——大伽等；身份品位越来越高：又专又红——高学历、留学生——高素质、德才兼备。只有具备这样高品位、高文化的人，才能立足于社会，在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时，父母对自己的身份和孩子的身份重视程度提高，并随着经济发展一步一步升级。

四、升学压力和就业压力的影响

中国未来的发展必须靠知识与创新，靠知识经济，而掌握知识与创新技能的必须是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具有创新能力的人，人才的培养成了当务之急，孩子的升学成了每个家庭的“重头戏”。进好的幼儿园，升好的小学，考重点中学，上重点大学，给家长和孩子形成了升学的压力。

因此，很多家长为了使孩子上理想的学校，为了孩子学校毕业以后有一个理想的身份，把期望值定得很高，并按自己的期望给孩子的学习下“功夫”。不少家长从孩子零岁开始就进行大量智力投资，唯恐输在人生起跑线上。再加上应试教育的弊端，社会盲目攀比的风气，学校的考试排名，老师对优等生的偏爱等，使家长不敢放松对孩子的期望和要求。怕成绩不好，被周围人歧视；担心落后于同事的孩子，竞争不过别人，迈不进大学门槛。所以，家长对孩子读书的期望值就攀高。他们以追求高学历、高水平为家庭教育导向，对孩子从高标准、严要求出发，严厉管教，唯恐达不到自己的预期目的。

在充满活力和竞争的时代，就业压力加大，就业岗位有限，效益好的公司不多，这就形成就业竞争。毕业以后找一份合适的工作是难的，何况是经济效益好的单位；要进一个经济效益好的单位，竞争是非常激烈的，比考大学难多了。在效益好的单位或公司工作，其身份不一般，自己走起路来头能抬得高高的，神气得多；如果在效益不好的单位或公司，总觉得身份低人一等，难以在熟人面前抬头。所以，父母都渴望孩子们学校毕业以后能有一个理想的身份。

上大学难，上一所理想大学更难；找工作难，找一份经济效益好的工作更难。在这两重压力中，父母对子女身份追求和读书期望值越来越高，对理想身份的渴望而产生的焦虑感越来越强。

毋庸置疑，对身份的渴望而产生的焦虑感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激发潜能、力臻完美、增强社会共同价值产生凝聚力。如同那些事业成功失眠患症者历来强调的那样，唯焦虑者方能成功，这或许具有一定的道理，但指出焦虑产生的“正能量”，并不妨碍我们对此质疑。我们渴望得到地位和财富，若仅此，则如愿以偿后，其生活并非想象的那样美好，反而使人陷入更糟的状态，因为很多不切实的欲望总是与自己真正的需求毫无关系。所以，过多关注自己和孩子的身份，对孩子读书的期望值不符合自己和孩子的实际而盲目拔高，这是不现实的，会对孩子身心健康发展有危害，这是令人痛心疾首的事情。

参考文献：

[1]阿兰·德波顿，著.陈广兴，南治国，译.身份的焦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5.

[2]倪方六.古代“高考”为何有百岁考生[N].北京晚报，2013-6-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