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紫薇

摘 要： 张爱玲与王安忆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坛上颇受关注的两位女性作家。她们的都市小说在叙述视角和关注都市女性方面体现出了一定的传承性。同时，王安忆的都市小说不是张爱玲都市小说的简单复制，在人物塑造的具象和抽象、经验性情节和逻辑性情节等方面二人的小说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关键词： 张爱玲 王安忆 都市小说 传承流变

张爱玲和王安忆是二十世纪颇有影响的两位女性作家，她们分属两个不同的时代。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张爱玲和王安忆构成了一道独特的景观。读者置身于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之中，惊讶其萦绕着张爱玲的文字魔性，因此王安忆被很多读者视为张爱玲“传人谱系”里充满张氏“韵味”颇为特别的一位。人们之所以把王安忆看成张爱玲的传人，主要基于几方面原因：一是她们都写上海，都有上海情结；二是她们写上海的作品都是写实主义，写作理想相近；三是她们都专注于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文学趣味相近。

本文主要从叙述视角切入张爱玲和王安忆的都市小说。她们都是都市的书写者，尽管分属于不同时代，创作风格也迥然不同，但她们书写都市的视角存在相似或一致性。当然，由于张、王二人所处的时代不同、世界观不同，她们的都市小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本文通过研究她们都市小说的叙述视角，探讨她们的都市小说的传承和流变。

一、张、王二人都市小说的传承

（一）二人皆用边缘的叙述视角书写上海。中国真正的都市文学形成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当时的上海是中国多种文化的渗透、碰撞与融合的集中地，中国现代社会都市文明与物质追求的畸形发展状态在这里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二三十年代中国都市文学其实就是描写上海社会的文学。张爱玲和王安忆都是上海生活的亲历者，都涉猎过此类题材。上海，作为当时所有繁华景象的集中地，每个“记录”者都能从中获得满满的回忆、丰盈的语言和切身的体验。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张爱玲紧跟上海的脉搏，为这个充满诱惑的十里洋场书写着传奇。王安忆是现代的著名作家，她试图用独特的笔触，以一个穿越回归的寻梦者，用深刻而独特的文字表达她对这个繁华都市的再认识。在穿越时空的交汇里，王安忆和张爱玲用各自独特的叙述视角和表达方式，串联起关于上海这座繁华都市的所有片断和记忆。

所谓边缘，是相对于中心和主流而言的，社会主流“是由经济、政治、历史的规律形成的”。张爱玲和王安忆都对主流社会持观望态度，与社会价值体系中心的一切保持距离，是无法融入其中的边缘人。张王二人都用边缘的叙述视角，放弃宏大的历史叙述，转向个人化的叙事立场。张爱玲在当时的上海租界出生和长大，这种所谓安全的三不管的生活环境滋长了她的个性主义者和自由主义。她认为现代都市人的主体都是那些软弱卑微的具有灰色人生的凡人，人生所谓的生之乐趣全都在于那些不相关的事，在于世俗的烦琐与日常。因而，她总是试图反叛与超越，体验真实世界的世俗人生。王安忆曾认为：“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个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小说这个心灵世界和现实世界是保持距离的，是独立而存在的，所以我以为它的创造者往往是由边缘人担任的，他们很难立足于社会中心这樣的位置”。

张爱玲与王安忆两位女性作家的叙述视角都卑微人物、微小故事、小背景、小格局的角度切入，以此为鉴，用小世界和小环境反映风云变幻的都市庞大画面，如白流苏、范柳原、王琦瑶、曹七巧、严师母、程先生等，他们都是平凡的小人物，他们的生活是城市的底蕴色彩，是这个城市的灵魂与精髓。两位作家都善于用环境作为叙述背景，这些背景都是由一些微小的细节、小场景组合而成。如《茉莉香片》“我给你沏的这一壶茉莉香片，也许是太苦了点，您先倒上一杯茶——当心烫！您尖着嘴，轻轻吹着它”，文字中的这些小场景与那些宏大的历史或故事等大场面相比，更显得女性细腻的一面。

尽管张爱玲和王安忆的上海小说展示了新旧上海不同的情韵风貌，但作为有着相似历史观的女作家，张王二人在上海小说的叙事中都不约而同地放弃了宏大的历史叙事，转向个人化的叙事立场，并且都抓摄停顿中的上海这一特写镜头揭示现代都市生活的神秘性，同时以相同的叙述视角揭示出都市人物命运的无常性与多样性，共同为读者构建了一道丰富多彩、意蕴深厚的上海景观。

（二）二人都把关注的焦点对准都市女性。张爱玲作品中的人物，多是世俗生活中普通凡妇俗女，她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为男性世界所苦恼、抽泣。这些典型的女性们，无论是具有新思想新风尚的新派人物，还是传统如生命的旧派女性，通常都对婚姻与情感寄予强烈的厚望，蛰伏在男人的脚下甘愿做情感的奴隶，在千疮百孔的情感世界里挣扎。王安忆的价值取向中也有关注和理解女性生存状况和自我价值的一面，她通过亲手塑造的一系列女性形象，探讨女性观念和女性意识，以独特的视角和笔触确立在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写作者中的特殊位置。

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世界，不代表女性的全部，而是那个旧时代最后一代女性的缩影，她们内心挣扎的原罪状态是张爱玲主要的关注和表现之所在。一部《传奇》让女性警醒：不能这样活着。这种“呼喊”与狂热的理念和西学的熏陶无关，而是一种彷徨和绝望之后的发自肺腑的呐喊。然而张爱玲的女性意识和她作品表现出来的女性意识有着细微的不同。毋庸置疑，张爱玲对作品中女性的心态是既否定又同情，体现了反叛的大胆和真诚。她对女性心态的审视和外露，相比其他作家，显得更直接更彻底，不加掩饰地将其坦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她不囿于女性意识的表层和表象，而是直接深入意识女性意识的内核。正是这种不加修饰不造作地对女性自身真诚的审视和关注，使得张爱玲的小说在张扬女性意识上比其他女性作家的文字更多了一种感同身受的亲切之感。

作为知青队伍中的一员，王安忆有着切身的知青生活阅历。在她知青小说创作初期，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多以清新可人示人。她们健康阳光，积极向上，充满热情与朝气，对未来的人生充满了理想主义的美好梦幻与憧憬。此时的女性形象只是充满少女色彩的。随着王安忆自身阅历的增加和创作个性的不断成熟，她作品中的女性开始走向自觉，变得沉稳成熟，由外向转为内敛。她们面对现有的爱情、婚姻、家庭的状态，面对自身的生活境遇，面对周遭的一切，开始有了沉思和反省。沉重的社会压力，深远的男权传统被她们看作改变现实世界的一种对立和矛盾的力量。这一阶段作品中的女性往往过于强化两性力量的对比，并借助伟大的母爱的力量不断强化女性在两性斗争中的优势。在《蜀道难》和“三恋”小说等作品中，男性形象怯懦、软弱和不成熟，对于婚姻与爱情，他们需要的不是一个妻子，似乎需要一个母亲，以求庇护。他们“埋身”于女性的温暖怀抱以获取些许安全感和灵魂的满足，从而在女性的爱抚下逐渐成熟起来，而女性则凭借着与生俱来的固有灵性，以俯视的视角强势地扮演着一个个亦妻亦母的强悍角色。在《纪实与虚构》等作品中，女性的力量在与男性的对比中不断得到了强化，在女性身上彰显了更多的美德。此类小说标志着王安忆女性意识的觉醒。

在此之后，随着评论界对其小说的热烈讨论，王安忆开始意识到自己以往认识上的偏颇，并通过一系列创作有意识地加以纠正。《香港的情与爱》和《长恨歌》等作品都体现了这种改变。她放下女人的俯视之态，意识到女人首先是个体的人，在爱情、婚姻与家庭中，女性完全可以和男性一样经营和主宰一切，这个过程公平且平等，不存在性别差异和歧视。当王琦瑶们在滚滚红尘中奔走之时，作为女人的她们明艳而强势，即使没能最终成为一个成功的贤妻良母，但她们仍是最纯粹的女人。这些没有“女性气”的作品抛却了男女性别的负累，终能合理地看待女性的生存位置和人生境况。每一个生命个体都需要一个合理的生存位置，都要有一个目标定位，人只有确立了自己的生存坐标，才有进一步谋求成长和发展的可能。

二、张、王二人都市小说的流变

（一）都是上海的写真者，但展现出不同的历史画卷。张爱玲时代的上海带有浓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色彩。当时的上海是中国的商业中心，繁华的世界级大都会，有着浓重的时代色彩。大上海几百年积累下来的富有和历史文化积淀，帝国主义的盘踞，日寇的侵略，孤岛的杂乱孤寂，形成了大都市畸形的繁荣和扭曲的意乱情迷。张爱玲的内心有着深厚的上海情结，她以上海普通小市民的生活为素材，以小见大，准确地描绘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市民的烦琐日常与精神困境。在都市的怀抱里哺育成长的她有着一种都市人的优越感，加之与生俱来的聪慧及对上海都市生活的熟稔，使她能运用自如地用生花般的妙笔把破落衰败的旧家族、低俗没落的贵族女人、病态都市男女们的灵、肉及对他们的人性的关注与风云激荡中的历史变迁成功结合在一起，书写着属于上海的充满殖民色彩的生活和文化，呈现出以往各派小说无法比拟的精神内核与审美意趣。在这一点上，张爱玲与上海是浑然一体的，对上海这座大都市的亲和力与认同感使她的叙述语言呈现出浓郁的市井化气息。她推心置腹般倾诉着上海的一切，是上海都市文学的真正书写者。在张爱玲的作品中，深刻的观察与领悟、天才的表现与想象，新旧意境相互杂糅，新旧场景交替出现，形成一幅幅静谧的画卷跃然纸上。在《封锁》里是那个发生在电车上的转瞬即逝的情感故事。在《红玫瑰与白玫瑰》里，故事的地点是主人公的居室，繁杂的社会大环境只是这个“小”故事忽隐忽现的背景。《金锁记》里，家族的没落与封闭吞噬着长安脆弱的爱情。她作品中的人物处于无处不在的封闭性之中，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呈现普通人的命运。相比张爱玲，王安忆更像是一个城市的外来户，一个梦幻城市的寻梦人，她以寻梦者的视角揣摩观察上海的市井生活，这使王安忆的人物不仅具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而且打破了书写个人经验的局限，有着更加开阔的视角。

作为都市寻梦者，王安忆的目光不仅仅停留在都市表面的灯红酒绿，她试图寻找都市男妇更深层次的灵魂内核，又因作为寻梦者天然的理想色彩，使其作品营造的往往是理想主义的平民世界。她不像张爱玲，善于给凡夫俗子披上一层传奇的袍子，她的《长恨歌》、《上种红菱下种藕》等作品中的人物都出身低微，个人经历平淡，没有任何传奇色彩，但人物却有着极强的生存韧性和强大的生活承受力，心灵世界丰盈而完美。

从小说人物的活动空间来看，张爱玲作品中一般只有单一的生活空间，各色人物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穿梭于狭小的居室内。张爱玲的人物都置于虚拟的情境之中，作者有意强化了主人公活动范围的封闭和狭窄。正是在这种封闭的地方，张爱玲剖析了上海人性中的丑恶和阴暗，令人窒息。王安忆小说中的人物活动空间比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活动空间更开阔，局域更宽广，绝不囿于一居一室。作为城市的寻梦者，王安忆对大都市有着热切的渴望与认同，对城市的叙述便能在一个流通和开放的空间全面展开。

（二）人物塑造的具象与抽象。张爱玲笔下的人物都是具象的，有血有肉，仿佛就是生活在读者身边的邻家男女。在张爱玲看来，这些小人物身上体现的人性更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性，从这些具象人物身上更能折射市井百态和人生况味，是真实的存在，真实可信。张爱玲把自己的叙事称之为“新传奇”，她的新传奇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面寻找传奇”。王安忆小说中的人物更多的具有归纳和概括色彩，每个人物都不尽相同，他们不是个别的存在，而是有规律性且理性化的人，他们都是作者经营意图的象征和替身。王安忆关注和书写的是经过高度归纳和概括的“一代”、“一群”、“一类”人，而不是个别的你、我、他。她笔下的人物，社会身份淡化，角色随意，性格模糊，环境是生活化的，言和是琐碎“无序”的，这些不贴任何标签的人物是作者心中文化概念符号的集合，他与她是人，更是一种文化蕴含。在《长恨歌》中，王安忆“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而不是一个女人。在《长恨歌》中，王安忆以王琦瑶为中心，试图把真实人物的格局缩小，从而将他们定格为大时代洪流中最微弱的一闪而过。王琦瑶只是这座城市的一个影子，是上海城市的象征。《叔叔的故事》是双层叙事，表面叙写叔叔的故事，暗中表达的却是我与叔叔两代人之间不同人生之路的映照。

（三）逻辑性情节和经验性情节。与张爱玲不同，王安憶试图通过一种“神话”理念的构建叙写人性，她的创作理念凸显“好小说就是好神话”，并努力加以营造。神话的本质是虚构，人类用这种虚构的自满自足的话语系统阐释世界，为了营造特有的“神话”意境，王安忆特别强调故事。张爱玲倚重切身经验或完整的故事情节叙写，而王安忆则是不断寻找讲故事的最好方式。她把讲故事放在比故事本身叙述更重要的位置上。因为特殊的家庭背景，张爱玲自幼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染，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技法情有独钟，也信手拈来。她的作品执着于故事本身的叙写，作者经常以讲故事人的身份全程介入，不仅使故事的呈现具有真实性，而且渲染了故事的氛围。另外，张爱玲叙写故事还特别注重故事情节的曲折性和完整性。她小说的故事情节都来自现实生活中的人间烟火，即为经验性情节。《多少恨》讲述的是一个身份高贵且对人生充满倦意的中年男子钟情于卑微贫寒的女子，这是许多通俗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情节套路，但作者没有给予作品那种“大团圆”的结局模式，而是出人意料地营造了一个悲情男女镜花水月般的悲剧结局。作者在叙事中融入巧合、波折、悬念性开头、开放性结尾等技巧，将故事的曲折性叙写得淋漓尽致，把一对痴情男女和两个家庭头绪纷繁的矛盾纠葛细致绵密地交织融会，把情节的戏剧性推至高潮。

王安忆认为，逻辑是小说构成的物质性的存在。在小说的物质化打造过程中，王安忆注重小说的人工制作和技术加工。“现代小说非常具有操作性，它把现实整理、归纳、抽象出来，然后找到最具有表现力的情节再组织一个世界”。这种具有表现力的情节被王安忆称之为“逻辑性情节”。《纪实与虚构》便运用了这种逻辑性情节。小说以相互交叉重叠的形式叙述了两个虚构的世界，一个是纵向的历史向度，描述了两千年的家庭演变。一个是横抽的社会关系向度，虚构了我安身立命的上海这个城市社会。纵横两条故事情节的发展依靠严密的逻辑性发展和推动。王安忆的小说不像张爱玲那样关注故事的完整性，也不专注于故事情节的打磨，而是着力强调小说的逻辑力量，追求小说的物质化过程。

回眸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沦陷区的上海文坛，张爱玲是一个独特的异类存在，她以鲜明的个性视角和独特的审美体验为读者书写了一个个充满迷梦色彩的故事。世易时移，张爱玲的传奇之旅在异国孤独终结，但她的特质与才情却依然流淌在王安忆温婉的笔端和文字里，在王安忆凝练沉郁的笔调中隐约涌动着张爱玲式的特异的迷梦气息和百般情怀。这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个体创作基础上穿越时空的天然共振。

参考文献：

[1]张爱玲.张爱玲经典作品选[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

[2]张爱玲.张爱玲典藏全集[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

[3]周伶苏.艳异：张爱玲与中国文学[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

[4]王安忆.王安忆说[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

[5]王安忆.王安忆作品集[M].长春：吉林音像出版社，2002.

[6]西慧玲.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女作家批评[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